浦志强:我和这老爷子，没啥可说的—悼念张思之

2016 年 1 月 3 日傍晚，霾里的夕阳惨白而黯淡，地面上能见度 还剩下大约百十米，伸出手来看着自己的十指，根根还算清晰。

进入 12 月份以来，有风的日子很少，雾霾之下无完卵，铁窗内 外都一样的暗无天日了。嗓子眼儿老是痒痒，咳又咳不出个名堂。糟 糕的空气不再无色无味，重度污染让人的肺能吐故，但几乎纳不到新 了。我长吸一口气，拨通了一个号码，随即驻足恭候。

铃响过了十几秒，还是原来那条彩铃，跟着传来“喂诶”的一声， 腔调依旧圆润，只是分贝低了，有些飘飘柔柔的。

我平静住心情，控制好了情绪，让语气跟从前一样了，才开开心 心德问道:“老爷子，您好吧?我是志强啊!您听出来了没有啊?”

他说:“你好!我听出来了!”

我赞了他:“真好!真好!听出来了就好!告诉您，昨天晚上， 我从老家回来了。一会儿等我吃完了晚饭，大概也就七点半左右吧， 到家里来看看您，可以吗?晚饭后，您还有别的安排吗?”
他缓缓地答道:“可以!你来吧!我没有别的安排了，你这就来 吧!”

(作者与张思之老先生，2021 年 6 月 7 日摄于老先生家中)

听得出来，他似乎在沉吟，我是担心话说多了，别把他又累着了。老爷子中风一年多，语言功能受到了影响，至今仍在康复之中。

烈士暮年老骥伏枥，如今的他啥也干不了，哪儿都去不成了，再没有 那么多的酒席等着他莅临，也少了些后生盼望他加持，他终于用不着 像以往那么忙了。转眼间，我被缓刑后“出来”都十天了，判决昨天已 经生效，第一天的社区矫正这就过去了。我相信他一定急着见我，正 如我急着想见他。事实上，“出来”后尽早拜望张思之、江平两先生， 是我在“出来”前的几个月里，早就想好了的。

跟思之先生通话时，我就站在江平先生家的楼下，吞吐着自由但 极污浊的空气。我们两家住得近，知道老先生事多，就先问好他的时 间，下午过来拜访了老校长。跟江先生聊了个把钟头，让他看到我的 状态的确不错，请他对我“出来”后的温饱放下了心，澄清了几个他和 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其中包括央视在新闻通稿中称我“积极认罪悔 罪”的问题。

告辞出来，我赶紧约老爷子的时间，希望当晚就赶过去，又不想 干扰他的晚饭。自从高广清来看守所会见时，告诉我老爷子中风住院 了，不能再做我这个案子了，一年多以来我一直忐忑、惶恐和自责: 出了事就光想着依靠老爷子，咋就没想想他 88 岁的人，身板儿再结 实，就一定承受得住这么大的压力吗!我怎么能这样呢?

请思之先生作辩护律师，是 2014 年 5 月 5 日凌晨 3 点多，事到 临头才敲定的。看起来手忙脚乱，缘于“事情”不期而至，和我对“出事” 的毫无准备。到如今，我“出来”都十个月了，仍然觉得抓我是一场误 会，我没搞懂到底是哪儿出了岔子。临时确定请老爷子，却不是临时 抱佛脚。习惯了狼可能会来，我当然也盘算过谁最适合我。每回想到

的律师，真的还就是老爷子，真的没有别人。我没跟他说起过，他也 不曾点破，但相信在我们两人之间，是有这份默契的。

以前常听师友们海吹，偶尔也被人托付，客串救命稻草。我向来 觉得，文人看多了好莱坞的电影，一是灵魂能逃离祖国，往往就错把 中国律师，也当成丹书铁券免死牌，有事找我的律师说去，那得有多 酷啊;二是容易杯弓蛇影，莫名其妙就压力山大，常常把山雨欲来， 当成了黑云压城，八字还没一撇儿呢，就要先订个律师预备着。曾有 朋友把授权书和身份证明交给我“惠存”，还说不能打无准备之仗，说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说门铃儿响了员警来了再想找你，那可就晚了 就全完了。但是老实说，这些沦为文物的纸头，早不知搁哪儿了。十 多年过去了，好在阿弥陀佛，菩萨保佑这些弟兄们都还好好儿的呢， 反倒是我这个律师先翻了车——我这根救命的稻草，可不想压垮好友 们的骆驼。我相信在这“天降大任”的时刻，梦中“斯人”作梦都想不到， 他自己睡着睡着一桩大“活儿”就飞来了，而且飞来的是横祸，是他的 和我的横祸。

我们都想不到，我会成为老爷子为之辩护的最后一位当事人，想 不到为我辩护竟然会是他的“收山之作”，而且还是“一盘没有下完的 棋”——思之先生是累倒在工作岗位上的!命运如此安排他的老战士， 让人心酸心痛，也令人倍感欣慰:谁能像他这般无奈和沧桑?谁又有 他这般悲壮和荣耀!我们两个人的归宿，注定是天注定。

平心而论，事情过后的第一个十年，我作过出事的准备，但是没 想过要安排律师。我以为我要么就不出事，出了事就很难办，律师会一筹莫展，所以我尽量避免出事。 1999 年起，我觉得就“不会有事” 了;到了 2009 年，感觉就应该“没事”了。这是因为，二十年过去了， 我已经走出了阴影，正在追逐着光明，蜕变成了和谐与法治的建设 者。

我理解和崇敬刘无敌，正义在不在当下，能不能等得到，我的理 想境界，都是“我没有敌人”。受胡平先生影响，我坚信言论自由能推 动平稳转型，祈盼顺利穿过历史三峡。我叹服陈子明先生，《谁是历 史的罪人?》颠覆了我对“五四”、“一二•九”和“四五”运动的认识，不 再迷信学生运动推动社会前进的庸俗史观。我敬重张祖桦先生，将其 视为最最可靠的兄长。二十年来，我渐渐告别了革命思维，理解到了 妥协更具有建设性，妥协比革命更艰难，也更需要勇气、胆识和胸襟。我反感为实现目标不择手段的政治家气概，越来越不齿那种一将功成 万骨枯的英雄史观。我自己缺乏“搞事”的狼子野心，也没有“成事”的 雄才大略，就正好低头向下修桥补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我选择案 件，集中于言论自由的法律保护;我的办案风格，努力做到对抗但是 不对立，补台但是不拆台。我的说话做事，有时的确与现实有冲突， 但是都避免直接的冲撞。我自己不结社，但是不反对他人结社，因为 非落实自由结社权，便不足以制约权力;我本人不再参予街头政治， 但不否定街头政治的必要性，我认为捍卫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是朝 野良性互动的保障;我不接受资助，不论钱来自何方。对公共事务直 抒己见，则是在行使自身的宪法权利。

风声雨声家事国事，声声入耳事事关心，是因为一介书生无所谓空谈误国，盖因知识份子的空谈其实就是实干。五十而知天命，我终 于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了——殊不知，不知道自己吃得下几碗干饭， 恰恰就是我致命的“过失”，是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轻信能够避免的过 失。 “出事”说明我没能注意到，现实政治的运行逻辑，近年来发生了 变化。

相比之下，反倒是思之先生，老在为我捏着把汗。他要我钻研业 务少说多做，提醒我注意脚下，千万别失了前蹄。

2013 年夏秋之交的一天，我出差回京后去看望他，他拿出法律 出版社新版的《我的辩词与梦想》，题好了签在送我之前，还特地挑 出一件十几年前辩护失败的案例——委托人被判了个无期徒刑。等我 读完辩词，他才说跟人打交道要小心，瓜田李下的需要避嫌，穿鞋戴 帽都得留神，掉进坑里就百口莫辩了。他说老大哥整天看着我呢，说 我就在“我党”的股掌之上，我的一切都在“我党”掌握之中，所以绝不 能存丝毫侥幸。他说我觉得自己没问题了，恰恰就是我最大的问题。可惜当时我脑袋正晕，这番话是听到了，但没能重视起来。

我觉得改革开放都三十多年了，社会已经多元化了，民智也早就 开启了，就算还没有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权力这东西总不能再把思想 给塞进牢笼吧?和谐社会不应当万马齐喑，法治国家又怎能道路以目 呢?周厉王止谤，千方百计安插眼线，防民之口果然甚于防川，结果 又怎样呢?无论谁想开倒车，恐怕他都长久不了。文化革命在重庆没 有复辟成，就是因为它不得人心嘛。为让老爷子放心，我介绍了我的 情况，我说我真的没有好奇心，从不捏造事实;我所知道的和讲出来的，是网上街上人尽皆知的;我关心的和抨击的，都是公共事务和公 共政策，挑毛病是为了改掉它，我真的是为了国家和社会好。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果然让老爷子说中了，我这枚不明真 相的群众，很快就走到了自己善良愿望的反面。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呐 喊声中，没等那碗速食面泡好，也没容我吃上弟兄们排着队要请的“海 底捞”，霹雳一声春雷响，我还就真的出事了。

2014 年 5 月 4 日夜里 12 点，在家门口的咖啡厅里等了两个小时 之后，我跟匆匆赶来的国保总队两位警官谈了三个钟头。这两位公差 以前跟我打过交道，他们都知道每年还个愿，是我 25 年来的一桩私 事。我从不过分，也不强求什么。我的想法很简单，我相信在挖掘真 相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和解。我是想让敏感的东西脱敏，让过去 离开现实，让往事走进历史。起初我以为，这次聊天跟以前无数次的 “警民共建”一样，聊完了该干嘛还干嘛。但是这次话题虽然集中，只 说 5 月 3 号郝家“研讨会”的事，他们的注意力却不集中，笔录好像都 没让我签字。聊到凌晨三点了，能说的话都说过了，还是没有要结束 的迹象，我就觉得有些异样了。我意识到此时，应当有不少场“茶叙” 正进行着，他们都在听候指令。

过了一小会儿，他们把资料夹收起，公事公办地说，鉴于我拒不 讲清参加“研讨会”的都有谁(参会的好些人我的确不认识)，现在决 定对我依法传唤，要我到樊家村派出所接受“询问”。我记得我好像笑 了，说都聊这么久了，还要再接着聊吗?我问有没有传唤手续，但是 在无法当场出示的情况下，我没有过多的坚持。我知道什么手续都能补上，除非他们认为不需要补了。我说我要回趟家，需要跟太太说一 声，然后就下楼跟他们走。他们同意了。

在回家的这几步路上，我已经失去了自由。我想到 25 年过去了， 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我还能开着自己的车，但副驾驶的位置上有人 了;他们没有坚持跟我进家，但是守在了我的家门口。我把车开进地 库停好，把杂物收拾好了拎上，锁好车回到地面，进公寓上电梯，下 电梯掏钥匙开门，抱起呼啸着冲到门口迎接我的爱犬毛毛，径直走进 卧室。

太太还没睡踏实，我心中满是惭愧和歉意，告诉她我还要去派出 所，员警就在门外等着呢。她很意外，以往我去“喝茶”，喝完后回家 就不再走了，没出过这种情况。我说这回是正式传唤，24 小时后可 能刑事拘留，那样的话就要离开家一段时间了。我宽慰她，说如果只 问 5 月 3 号的事，兴许就个把月，6 月 5 号过后就能回来了。

我嘴里一边说着事，手里一边把钱包、身份证、车钥匙、驾驶证、 行驶证、银行卡和律师证，一件件交给她;她接过来收好，帮我安顿 好洗漱用品和换洗衣服。我从钱包里拿出了 1700 元，她问要不要多 带点，我说兴许一半天儿就回呢，就算真住进去一个月，这些钱应该 也够用了。

灯光映照下，太太的脸色苍白，我想她要独自面对变故，这是她 一点都不熟悉的领域;我想到儿子的大学刚念了一个月，他就要承受 这么大的压力了，想起四十多年前我的养父被公社批斗和管制，现在 轮到我的儿子来体验我当年的那份煎熬了，我希望这次的挫折别给他留下什么阴影，最好还能有助于他的成长;我想起年迈的母亲和岳父 母，他们年纪大了，还着得起这份儿急吗?想着外甥女屈振红，只能 独自支应客户事务了，内外交困真是够她忙活的。我想到同事们多年 来对我忍让和关照，心里说这回真的是太对不起了。这种种无法预知 的未来，亲友一起面对都力有未逮，我却把麻烦甩给大家，一个人闪 了。

感觉心脏骤然抽紧，一丝缝儿都没了，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全身 的气都在往上飘。肌肉开始僵硬，关节也发木了，我就像一个不会水 的落水者，本能地抻直了腰腿，老想伸脚去踩住湖底，只要做不到脚 踏实地，注定就要遭遇灭顶之灾。我知道我的无力感，是那种攥不住 自己了的失重感。我问自己，什么叫事非经过不知难?我告诉自己， 这就叫书到用时方恨少!

我做了十多年律师，有过那么多的经历，平常给别人支招也头头 是道，偶而还能料敌如神。我听过高人们云山雾罩，他们说遇上事了 如何应对，就能逢凶化吉锁定风险。现在风险砸到我自己头上了，我 才知道他山之石未必可以攻玉，纸上谈兵是不可太过当真的，没吃过 猪肉光见过猪跑，可是真的不一定好使。眼下车到山前了，前边有没 有路，我都得往前走。我知道我该怎么办，但是过犹不及，我不知道 怎么办才恰到好处。

这时候我才发现，没有谁有“试错”的本钱。这可怎么办?我想我 只能做能做的事，只能靠自己现场开方子抓药了!我定住神让心胸舒 展，下决心不管遇什么情况，都实事求是。因为唯有实事求，才最省心和最省力。我先把自己置之于死地，后边有没有路就交给佛菩萨吧， 这样最是稳妥。一切由他去。

事情出了，就要尽快定律师。我认为我的事可大可小，如果小了， 请谁辩护都无所谓;万一大了，请谁辩护就更无所谓。真要到了那个 时候，谁辩护都不是星星点灯，都不能照亮我的家门，都可能是瞎子 点灯白费蜡。我的律师当然要有水准，但前提是他必须有肩膀，他必 须是可靠的和靠得住的，他不可以遇到点压力就被压瘪了，或者干脆 脚底下抹油溜之乎也了——我让关在栏杆的里头，不再有精力嘀咕自 己的律师他是不是硬硬的还在。

简单考虑过后，我告诉太太，那就还是请张思之先生吧，但是老 人家年事已高，最近眼睛又不大好，而且他不熟悉网路，所以还要请 别的律师参与，索性就先听老头子安排吧。我跟太太解释，眼下只是 侦查阶段，律师是看不到案卷的，案子本身没太多的具体事能做，主 要是去会见我和沟通情况。我想无论谁用人，他都会先考虑身边的和 熟悉的，为的就是沟通方便。我相信真到了需要决策时，老爷子是会 跟我商量的。

我接着问太太，同时也是在问自己，要不要请斯伟江也参与呢? 我这位兄弟斯文典雅，坚强坚定，他是最了解我的人，也是我最好的 朋友。我的长处他几乎都有，我的毛病他几乎都没有。我有事他能不 避凶险，他出事我会赴汤蹈火。对此，两个人心里都有数。太太想了 想，说既然刚刚开始，未必能走多远，就先别麻烦斯律师了吧。她说， 斯律师本来自身难保，咱要是请了他，把这火烧到他身上，会给他带来危险的。她这话有道理，好多敏感案子，如咸宁计程车罢运案，诉重庆劳教委系列行政诉讼案，妄议“双规”的于其一、贾久翔、钱国良等非正 常死亡案，正在办的江西新余刘萍、魏忠平、李思华非法集会案，我 们都是一起参与的。更要命的，是他文采越发斐然，运气好到通天 了——三札秘笈《中南海来信》，一般人哪里能得到呢?

想到这一层，我的主意就定了:不能给朋友添麻烦，不能让任何 人为我涉险。于是，我就再不考虑斯伟江、周泽和迟夙生了。

在长达一年半的羁押期间内，无论早期的思之先生和屈振红，还 是陆续介入辩护事务的李瑾、高广清、莫少平、尚宝军，他们都及时 转达外界师友的建议，询问律师人选是否需要调整，若换成某些擅长 与顶层沟通的同行，能不能有助于帮我争取好点的结果。案件起诉到 法院后，莫、尚还征求我对辩护方案的意见，他们当然也会坚持自己 的专业认知。我不曾想过要把谁换成谁，对各阶段的律师我都满意和 感激。我请尚律师转告过家人和师友，让他告诉外界我认为莫尚组合 是当前最适合本案的辩护团队，我不会对结果患得患失，律师据理力 争做到了有理有据即可。

2015 年 12 月 14 日，在庭审的最后陈述阶段，我衷心感谢了莫 少平尚宝军律师的出色工作，我感激他们让我作为被告人得到了充分 的和有力的辩护，而且让我有幸看到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辩护。

计议已定，我给正在出差的外甥女打电话，提醒振红要尽快跟客 户通气致歉，要把我在办的案件一件一件协调好，要尊重委托人的决定，别耽误了人家的公事。按她的建议，我找出几张 A4 纸，签上名 交给太太，让她跟振红商量，根据思之先生的安排签好委托手续。随 后，我提着小小的行囊下了楼，坐上政府的黑色现代轿车，来到樊家 村派出所。

此后，在传唤、拘留、逮捕，举凡侦查阶段各环节的程式开始之 际，侦查人员都告知我作为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他们说我有请律师辩 护的权利，还问我听清楚了没有，问我有没有请到律师，说如果有了 人选可以帮我转达，如需帮助可申请法律援助。每次我都逐一回答， 说我知道有请律师辩护的权利，听清楚了您告知的事项，不需要申请 法律援助，我已请好了律师，太太帮我请下了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的 张思之律师，我想尽快见到律师，麻烦你们转告他，请他老人家在他 方便时来见我。每回能气定神闲，要感谢有老爷子在。

从 5 月上旬出事时起，到 9 月 25 日中风病倒，思之先生为我“服 务”了四个半月。

在我五十年的人生经历中，有过坎坷和挫折，也有过常人难得的 际遇。我明白“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不足为勇，知道自己 距离“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大勇”境界，还相去甚远。

最初的两个半月里，有时一天有效睡眠不足四五个小时，疲惫的 日子望不到尽头，我当然有过失落和沮丧。但就在这个依法注定了无 所作为的“垃圾时段”里，思之先生让我看到一位坦然、凛然、率性、 幽默的漂亮长者。在我人生谷底，他送来的是一份踏实，给我的是一 个依靠。知道他未必能与时俱进，可能会相对保守，数十年历史教训和无数的败诉经历，让他深知权比法大，这让他在判断形势时可能失 之严重。但是我知道，他不会急躁，他不会出事，我敢相信再大的压 力，再紧的风声，都不能让他知难而退。他是一位老战士，他不会玩 儿先声夺人赚足了眼球，遇到压力再“退出辩护”的把戏，他不可能把 我甩在看守所里。

就在这方寸之间，他的坦荡消除了我的忐忑，让我不至于乱了方 寸。应当说，老爷子这味药，能收此疗效，根子就在于我对他的信赖 和倚仗。我鼓励自己实事求是，心平气和乐观达观，放下得失平静面 对，调试心理多方减压，保持住身体和精神别垮掉。

记得那个阶段，管教“提”我去见律师，路上偶而会说起，说老浦 您那位老先生真棒，又客气又有风度，那么大的年纪，这么热的天儿， 你看人老爷子又看你来了!能请到祖师爷帮你打官司，你面子真不小 哇!我说那当然!88 岁老头子，谁比得上他?他不是土八路，人家 当过国军，正规的远征军，坐着飞机出国打日本!至于没跟鬼子交上 手，你得怪长官没给安排好，你该去问史迪威将军。

作为“5•03 专案”的“从犯”，我享受了不低于“主犯”水准的关照:民 警“提”我出监室，无论去“提讯”还是会见律师，我都要戴黑头套—— 按规定，有“同案嫌犯”的都要戴头套。但实际上我没有那么有名，我 住过三个监室，进进出出几十号人，没人知道我是谁。

我跟律师会见是在家属接见区，这半边区域如果我在用，别人就 不会同时用了。我不像其他“难友”，可以挨着栏杆，与律师执手相看 泪眼——我得隔玻璃窗，在摄像机前，在民警身前，手持听筒跟律师沟通。话机时有故障，听筒常没声音，挂机喊着聊，管教会从通道尽 头跑来，提醒我摘机说话。好在，我与杀人伤害贩毒走私之类有情节 有手段有后果的犯罪迥异，说得出来的“案情”和“作案”手法有限，某 些微博的被害人是谁都无法确定。所以沟通情况和互报平安，是律师 见我的主要内容。常常是我问老爷子外边出什么事了，老爷子问我又 关心我哪些事了，还边听边作记录。我现在知道，会见时我俩都打了 埋伏，都不希望对方有过多无谓的担忧。

印象中，老爷子带振红来见过我一次，跟李瑾来过两三次，跟广 清来过两三次，两次间隔二十天到一个月，每次聊四十分钟上下。分 手前，他会把下次的时间说个大概，出差到欧洲或香港，也告诉我行 程。每次走进会见室，我摘下头套，弯腰向他鞠躬，他谢过“提”我的 员警，向后转再把身子站正，谢“提”他来的员警，最后才对我鞠躬。高广清站在一边儿，眼里饱含泪水，待老爷子跟我礼毕，才上前表达 手足情谊。我们手贴玻璃窗，四目相对，掌心也相对，千言万语汇成 一句话，那就是没啥说的，没啥可说的。

老爷子对我的要求，是实事求是配合调查，是休息治病将养身体， 是好好读书不要放弃。他说我太太好着呢，儿子好着呢，说太太让我 不要劳神家，说她上下班有朋友请司机接送，说朋友们都关心我;说 太太和我的兄弟李正、孙国栋、王俊秀、高广清，加上他本人，作为 亲友团常常见面。说你小子好赖不说，三教九流各条战线朋友真不少， 大家都在建言献策各抒己见。

当时的我五迷三道，不会想到亲友忧心如焚，都承受莫大压力，都在备受煎熬。我说天儿越来越热，您多休息，别累着，少喝酒;说 一大早排队辛苦，下午排队耽误午觉，我这事儿一两天完不了，您这 块好钢不能全使在刀背儿上。我劝他不用老亲自来，广清来也一样， “反正他不比您差多少’’。他说那是当然，但能来尽量来，他说直观交 流对他对我，都很重要。他说他沾我光了，别人会见要排队，会见别 人要排队，会见我不用排队，约好了就能来。他问我是不是太忙了， 怎么老约不上我呢。我说我是很忙，每天审讯十几个小时，大半夜的 回监室还得值班，腰酸腿肿前列腺不通畅。我说看守所管我生活，管 不了办案机关抓革命促生产，每天多发两根胡萝卜加 200 毫升三元奶， 所里很慈悲了。我说县官不如现管，看守所归公安局管，得配合办案 机关，得帮忙背黑锅，挡挡驾在情理之中。他让我对他放心:“就我 这身体，你还不知道吗?”

他和广清问我，能否请莫少平相机接手，冷不丁说万一他“有个 三长两短的”，律师人选不能不先作准备。我拦住话头没敢让他说下 去，说老莫肯接手太好了，他是当下的不二人选。

我请他们转告我太太，说胰岛素降糖药降脂药阿司匹林前列康通 通到位了，说医生护士每天给我量血压测心率，监管总队穿白衬衣的 领导几次来“提”我，就为当面了解我身体情况，说看守所送我到民航 总医院和友谊医院作了 B 超、CT 和冠脉造影，还请神内、肾脏和泌 尿科专家给我会诊了，结论可能是总体尚可。高强度审讯在 999 急救 中心监测下进行，我相信我身体不会有意外。

我完全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没事，他身体却出了事。终于，高广清在一次会见时，告诉我老爷子病了，中风住进医院了。我恍如五雷 轰顶，满怀惭愧和内疚，无以名状的自责。我知道，硬朗了八十多年 的思之先生，是为了救我才被病魔击倒的，他是被鞍马劳顿和心力交 瘁生生击倒的。

随后每次律师会见，我都惴惴不安，祈盼老爷子安好。不论广清 来，还是换成莫律师尚律师来，寒暄过后说事前，他们都要介绍家里 情况，问问里边情况，问我身体怎样，问案子有没有进展。他们每次 都说，太太挺好，儿子学业挺好，岳父母和老母亲壮实。每次都说， 老爷子恢复不错，脑子没受大影响，只是口齿跟不上，半个身子反应 慢点，但能站起来能走动，送客送到电梯口，还给客直鞠躬呢。

透过花瓜似的玻璃窗，手拿听筒察言观色，我要确定这些话几分 真假——我作过辩护律师，若非涉及原则，报喜不报忧是惯例——外 边闹心事传多了，解决不了问题，还让里边人干着急，不如你好我好 大家好。但直觉上，我确信他们讲得是实话:太太有信仰，儿子很独 立，应该能面对厄运，虽然比以前艰辛很多;思之先生有长寿基因， 他老母亲安享百岁高寿。我相信基因这东西邪门，关键时刻就挺身而 出，撑住他不让他躺倒。所以我放心了，老爷子尚无大碍。

平时在监室里闲来无事，我想办法给我俩开脱。塞翁失马焉知非 福，凡事一分为二。对我来说，出事是天大的坏事，但假如事情一定 要出，命中该有此一劫，那就早出为好。遇到一个不幸，就能避免更 大的不幸。而且，我办案子我辛苦，现在我成了案子，是国家办我， 是律师办我的案子，不用我操太多心。闭关读书读经，不再妄想干啥，对身心有好处。对老爷子呢，病倒了不好，生活品质受影响，但也有 好的一面。能喘口气，能歇一歇，从抗战开始就忙，忙活七十多年， 凭啥老给你们忙?我这案子旷日持久，后边案子纷至遝来，晚辈们翻 了车找上门来，如我和滕彪、冉云飞之流，他不能拒之门外，上手就 要鞠躬尽瘁。若不是我先把他累病，其他人说不定把他累得更重呢。再说，时势比人强，治国理政肉食者谋之，他干啥说啥都是间焉，都 疑似妄议，都显得多余，那就不如不说不做，看世道人心能到哪步田 地。老爷子的任务是先调理好，省体力省脑子加小心，活个百十岁开 外，要看“四个全面”落地，看中国梦梦圆，看魑魅魍魉显形。

我很自私地想，幸好这一劫度过去了，已经必有后福了，他要安 度晚年了。我跟自己咬牙，勒令老爷子不能有闪失，不敢有三长两短。他必须给我壮壮实实，必须给大家健健康康。我要他等我个十年八年， 等我刑满“出来”好去看他，他得等我把话说完。我要告诉他，世道变 了，人心不会变，时代不会一成不变，历史长河浩浩荡荡，历经九曲 十八弯，还是会东流归大海的。我想跟他说，沧海横流，是瞬间不是 永恒，它终将走进历史，终将化作尘埃。我出事，说明他略高一筹， 算他先赢一局，大家不妨骑驴看帐本。既然都没事可做了，那就坐下 来看，咱要看谁看得准。

我始终认为，我出事说明我错看了现实，不等于我看错了历史。我信仰法律，也以法律为信仰。正像高广清会见时勉励我的那样，我 相信法治，相信进步，相信未来。面对九十岁的老爷子，我知道法治、 进步和未来，就是他年轻时的梦想。他的梦想是靠他努力，但也靠我们接力来实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张思之不会 为一辈子的蹉跎挫折，就怀疑初心，就放弃前行。老人家是九十岁了， 他知道行百里者半九十的道理，作为世纪老人，他会把九十岁的人生， 当成五十岁来过!“九零后”比“八零后”，会更朝气蓬勃，会更天天向 上。

屈指算来，他的五十岁，正好是 1977 年。当其时也，毛泽东刚 过世，四人帮刚粉碎，文革刚结束，高考刚恢复。 1977 年，是开放 的前夜，是“两个凡是”困兽犹斗的节骨眼。春江水暖鸭先知，50 岁的 张思之，应该意识到春天来了。从那时起，他全程参与中国法治的草 创，全程见证中国法治的峰回路转。直到 2014 年 5 月，他出手落子， 下了我这“一盘没有下完的棋”。通往法治的路，果然荆棘密布。

2016 年 1 月 3 日，晚上 7 点 30 分，我敲开了他的家门。

他端坐藤椅上，我跨步上前，蹲下来。四目相对，掌心也相对， 没隔玻璃窗，终于能执手相看泪眼了。
我说感谢您，感谢您这么硬朗。他说不客气，这是他应该做的。我和这老爷子，还是没啥说的，没啥可说的! (浦志强，2016年10月20日。 原标题:《行百里者半九十 ——
祝贺张思之先生九十寿辰》，收入《一草一木皆春秋——张思之先生 九秩华诞庆贺文集》。 )
附:张思之先生生平

1927 年 11 月 12 日(农历十月初九)，生于河南省郑州市中医世 家。 2022 年 6 月 24 日病逝于北京，享年 95 岁。

5 岁入郑县县立第一完全小学。因日寇轰炸郑州，11 岁时举家经 陕州逃亡至四川绵阳，先后就读于国立六中(初中)、国立十八中(高 中)。

1943 年(16 岁)，参加“中国学生志愿远征军”，奔赴印缅战区。复员后，就读于西安教会学校尊德中学和圣路中学，1947 年考入北 平朝阳大学，1948 年加入中共地下党。

1949 年，参与接收北平法院，成为新政权第一批法官，历任北 京市人民法院民庭、刑庭法官和研究室负责人，其间入中国人民大学 法律专修科脱产学习一年(1950—1951 年)，以全优成绩毕业。 1956 年加入北京市律师协会筹备委员会，筹建北京第三法律顾问处并任主 任，成为新政权第一代律师。 1957 年被打成“右派”，“劳动改造”十五 年。 1972—1979 年在北京市垂杨柳二中任教。

1979 年后复出，组建北京市法律顾问处并担任北京市律师协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八年间，办杂志、编案例、组织培训，同时兼任中 央广播电视大学律师专业教材主编及主讲教授。

1980 年出任林彪江青“两案”辩护小组组长，先被指定为江青辩护 律师，后成为李作鹏辩护律师。

1989 年后，由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后并入中国政法大学) 离休，加盟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专心从事律师业务。先后为多位异 见人士辩护，声播海内外。

关注国难民瘼、冤假错案、社会热点，特别在重庆唱红打黑运动、 冰点事件、高智晟律师所被撤销事件、聂树斌案、李庄案、邓玉娇案 中，挺身而出，仗义执言。

先后于 1983 年、1988 年创办《北京律师》《中国律师》 杂志并 任总编，兼任《炎黄春秋》法律顾问和《律师文摘》学术顾问。

着有《什么是法律》(处女作，1955)《中国律师制度与律师实务》 《我的辩词与梦想》《我们律师》等十余种著作。法语版《张思之的 自白》2013 年在法国出版，口述自传《行者思之》分别由香港牛津 大学出版社(2014)和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15)出版发行。

2003 年获“当代汉语贡献奖”，2008 年获德国海因里希-伯尔基金 会颁发的佩特拉-凯利奖，2012 年获公和基金会“公益人物奖”，2016年获法国总统颁发的法兰西军团指挥官勋章。

张思之老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