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大门被猛地关上

乌克兰战争是一场永无休止的灾难。集中在东部的俄罗斯军队继续对乌克兰士兵和平民造成可怕的伤害。无数生命消亡，无数人的生活被颠覆。世界不得不再次面对核战争的可能性，并应对日益加剧的难民问题和生活成本危机。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历史的终结”。

另一种没有那么暴力的转变正在发生：在30多年的交流、互动和接触后，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大门被猛地关上。几乎每天都有美国公司撤出俄罗斯，其中包括最具象征意义的麦当劳，它的金色拱门在30年前曾宣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外交官被驱逐，音乐会被取消，产品被撤回，个人访问被取消。在关闭的领事馆里，没有人签发签证，即使签发了，美国领空现在也对俄罗斯飞机关闭。唯一实质性的互动似乎只剩发动制裁和反制裁。

对于像我这样的俄罗斯裔美国人来说，生活是在两种文化之间的缝隙中锻造出来的，这种形势变化令人困惑和悲伤。要明确的是，遏制克里姆林宫侵略能力的措施在政治和道德上都是必要的。但附带的损害是断绝关系，这势必会令有害的刻板印象重现，关闭跨文化融合的空间。更深刻的是，目前的分道扬镳标志着一个时代的最终结束，在那个时代里，即使不那么顺畅，俄罗斯与西方似乎是有可能融合的，而且意识形态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已成为过去。

在1989年3月一个温暖的日子里，我就有这种感觉，当时我在我的故乡——黑海边的南方小镇克拉斯诺达尔。我的学校接待了来自新罕布什尔州一所高中的一群高年级学生：当时我即将满17岁，在那天之前，美国在我的意识里只是作为一个抽象概念存在。它是新年假期节目的反派，是尼基塔·赫鲁晓夫追求“赶超”的目标，也是“星球大战计划”的发源地——我们被告知，这只是帝国主义者打倒苏联的众多计划中的一个。

只不过，那些出现在我们校园里的穿着牛仔裤和套头衫的男孩女孩看起来不像帝国主义者，甚至根本就没有威胁性。他们看起来就像我们，除了穿着更得体：害羞、善良、充满好奇。就在几个小时前，我们还在军事训练课上组装卡拉什尼科夫枪，用于对付敌方特务。而他们就在这里，站在我们面前。我们面面相觑。然后有人笑了，有人打招呼。短短几分钟，我们之间的戒心就消失了。“春假期间我正在读《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一个戴着银耳饰的高个子男孩告诉我。“拉斯柯尔尼科夫很酷！”

接下来五天，在相互了解中我们得知美国人也害怕核战争，只是在他们的版本中，核战是由我们发动的。誊写下来的《冰冰宝贝》(Ice Ice Baby)歌词让人感到不知所云。正如那位拉斯柯尔尼科夫粉所解释的那样，“锅”(pot)除了厨房用品之外还有其他含义。当一个男孩告诉一个女孩她很“特别”时，那就是，嗯，很特别。我们一起在街上游荡，在列宁雕像旁边拍照——或者更确切地说，正如美国人所说，我们“一起玩”。在挥泪告别之前，我们交换了地址，并承诺做一辈子的朋友。

我一直留着一本绿色笔记本，上面写着美国城镇的名字，还有一封情书、一枝康乃馨干花和一堆黑白照片，这些都是1989年魔法的见证：柏林墙被拆除，铁幕倒台，可怕的“我们”和“他们”消失在终于自由的空气中。高唱“再见美国，我从未到过的地方”，一首流行的赞歌，我们正在告别美国这个敌人，美国这个神话——并期待去发现真实的事物。“边界”和“意识形态”之类的词不再有意义。美国和俄罗斯似乎因为共同的和平向往而团结在一起。

在随后的岁月里，我们两国之间产生了很多的善意。作为一名在美国的俄罗斯人，我遇到了无数培育这种善意的人：一位帮助在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建立儿童心脏手术中心的加州医生；一位在莫斯科组织了第一届犹太电影节的湾区电影制片人；一位西雅图船长，他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渔民建立了海上合资企业。与此同时，俄罗斯大学毕业生蜂拥而至，将他们的聪明才智投入到从好莱坞电影到DNA测序的方方面面。很多人结婚了。一支受欢迎的俄罗斯全女班乐队捕捉到了1990年代的精神，她们用电巴拉莱卡琴恳求一位想象中的“美国男孩”来带她们去冒险。

这恰好也是我的路线。我嫁入了一个去美国寻求庇护的不同政见者的家庭，也成为了人的流动和思想的流动的证明。钱也在流动。例如，1998年，我在美国的第一份带薪工作是为第二届年度美俄投资研讨会担任翻译，该研讨会由哈佛大学主办，以国际银行家的全明星阵容争夺俄罗斯嘉宾的注意力，这些嘉宾包括大亨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和当时的莫斯科市长尤里·卢日科夫。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的某个地方，善意缓慢了下来。在表达了对后苏联时代俄罗斯首位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的热情之后，美国领导人发现他的克格勃式继任者弗拉基米尔·普京不太合他们的心意。普京的意思很明确，他完全不在乎。我的苏联童年中的一个词“美国霸权”开始出现在俄罗斯亲克里姆林宫的媒体上。在西方，俄罗斯人不再被视为从极权主义政权解放出来的人质、007电影中痛改前非的反派或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伟大文化的使者，而是被视为曼哈顿和迈阿密豪宅的全款买家。将国家与其公民联系在一起的魔咒减弱了，但共同的利益和社会纽带仍然存在。

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是一个转折点。诚然，普京此前在格鲁吉亚宣泄了他的攻击性，并且对车臣发起破坏性的侵略，但给西方敲响了警钟的是他对乌克兰领土的主张。随后的制裁对俄罗斯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这些制裁还为克里姆林宫提供了煽动反美情绪的充足手段。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将国家的麻烦归咎于美国是一种熟悉的、几乎是怀旧的叙述，一半以上的俄罗斯人出生在苏联时期。“北约扩张”、“西方侵略”、“敌人在门口”的简单论调反复播放，让俄罗斯人相信美国的目标是毁灭他们的祖国。宣传奏效了：到2018年，美国再次被视为俄罗斯的头号敌人，其“傀儡”乌克兰位居第二。

在美国，情况远没有那么糟糕。但唐纳德·特朗普登上了全球政治舞台，使本已紧张的俄美关系复杂化。特朗普讨好公开的威权领导人普京，强化了自克里姆林宫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以来一直在上升的反俄情绪，并且几乎不把普京和他统治的国家分开来看。随着获得签证和经费的难度越来越大，经济和文化联系而开始萎缩。尽管如此，还是会有学生交流，会有电影放映，人们也会探亲，不过没那么频繁了。

2月24日袭击乌克兰城市的俄罗斯导弹熄灭了那道微弱的光。美国现在提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武器用于对付俄罗斯，而俄罗斯宣称目标是结束美国“不受约束的”全球统治。这两个曾经联手对抗纳粹德国的盟友，实际上正在打一场代理人战争。当我观看俄罗斯父母煽动他们的孩子摧毁iPhone的视频，或读到西雅图一家以俄式烘焙而著称的著名面包店被威胁的报道时，我百感交集，但主要是悲伤。我们对和平、友好未来的后极权主义梦想已经结束。

除了对物质造成重创的恐怖外，普京在乌克兰的战争正在抹去无数非物质的东西，其中包括西方对俄罗斯的集体善意。在我孩子的未来，我看不到像我在1989年所经历的那种文化奇迹。这对两国来说都是一种损失，如果普京继续加大力度进行屠杀和孤立，俄罗斯的损失将会更大。那个未来并非注定要如此。毕竟，苏联以开放的名义进行全面改革的重建年代表明，俄罗斯有能力改变。

不过，就目前而言，乌克兰的每次爆炸都在打击美国和俄罗斯关系中曾经美好的事物。在普京的土地上，《再见美国》曾经是一首充满希望的诙谐歌曲，现在变成了一个黑暗的自我实现的预言。

Anastasia Edel是《俄罗斯，普京的游乐场：帝国、革命与新沙皇》(Russia: Putin’s Playground: Empire, Revolution, and the New Tsar)的作者。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aedelwriter。

翻译：明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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