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界集体沉默中，一位公开批评清零的中国企业家

随着政府的清零政策令城市陷入停滞，让顾客无法离开家门，中国的企业界正艰难应对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滑坡。然而在应该如何表达自己的不满——或者到底要不要表达的问题上，他们似乎意见不一。

5月，一位科技企业家在一个大聊天群里说，群里的许多人说话太过负面。“这个群除了每天骂政府、骂体制，”她说。“并没有看到任何企业家精神。”

一位顶级风险投资家在社交媒体上对自己的近900万粉丝说，大家都深受疫情之苦，但他们应该尽可能不去看那些负面的新闻和信息。

在周航看来，这就等于是把头埋进沙子里的鸵鸟。这位科技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质疑，在这样的政治和经济动荡之下，他的同行们为什么可以假装一切如常。他呼吁不要再忍受这荒诞的现实。现在是时候站出来寻求改变了。

在中国企业界，像周航这样公开批评清零政策的人很少见，过去几个月里，这项政策已经导致数亿人处于不同程度的封锁之下，造成就业和营收损失。他说还有许多人私下里表达不满，但不敢公开说。

“到底是什么造成如此全社会普遍性的的负能量？”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谁应该为此负责任？以及如何去改变？”这篇文章发表不到一小时即遭删除，不过以其它形式在网上得到广泛传播。

他说从上海以及其它许多城市的封锁中已经可以看到，财富和社会地位对一个一心只想清零的政府来说什么也不是。“我们都在面临着隔离，我们都会去方舱，我们都可能会被撬门，都是一样的蝼蚁，”他写道。“如果我们还是选择适应和忍耐的话，最终所有人的命运都是一样的，逃无可逃。”

在周航看来，如今的中国商人阶层已经不能选择远离政治。但这个群体里的许多人因为担心可能遭到的惩罚，还是不愿意谈论这一话题。

中国共产党一向警惕商人阶层的影响，尽管同时也会努力招纳这个阶层的人，以巩固国家的经济。在习近平治下，中共对私营部门的态度更趋敌意，把企业家树立成了社会丑恶面的代言人。

过去几年里，政府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一些产业遭到打压。它将企业家妖魔化，对其中一些最显赫的人物进行打击。而后，传染力虽强但致病性较弱的奥密克戎变异株今年在中国出现，给自由企业造成了数十年来未有的扰动。

封锁和限制措施对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害，以至于中国总理李克强在5月底召集了约10万名干部召开紧急会议。他称形势“严重”和“紧迫”，并指出，就业、工业生产、用电量和货运都大幅下降。

许多商界领袖认为，如果政府不停止清零政策，就很难扭转这种损害。然而，他们觉得自己无能为力，无法让北京改变路线。

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的董事长告诉我，在疫情防控的种种限制下，他和所有人就像一边戴着镣铐跳舞，一边等待封锁的利剑随时来袭。他说，由于自己经营着一家大型上市公司，发表意见风险太大了。他希望经济学家们能够更加直言不讳。

一家拥有许多面向消费者业务的上市企业集团的董事长表示，由于收入大幅下降，他不得不关闭了几家公司，并解雇了许多员工。他说，他不是基督徒，但他每天都向上帝祈祷，希望上帝帮助他度过这段艰难的时期。

不敢发声是有原因的。周航的文章遭到了审查，其他几位主张在疫情控制和经济活动之间采取更平衡做法的企业家也是如此。旅行网站携程网的董事会主席、学经济学出身的梁建章写了几篇文章，比较了不同流行病政策的利弊。然后，在5月中旬，他的社交媒体微博账户被封。

风险可能比几篇文章被审查，以及社交媒体账户被封禁还要高得多。

在2019年底批评银行监管机构后，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基本上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去年，监管机构叫停了马云控制的科技和金融公司蚂蚁集团的首次公开募股，并对阿里巴巴处以创纪录的182亿元罚款。

退休房地产开发商任志强因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和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其支持者说，他真正的罪过是批评习近平在2020年初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处理。

现年49岁的周航在中国商界以特立独行著称。1990年代中期，他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和哥哥一起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音响公司。2010年，他创办了最早的网约车公司之一易到用车。

与大多数中国企业老板不同，他不鼓励员工加班，也不喜欢推杯换盏的商务饭局。他拒绝了数亿美元的资金，拒绝参加补贴大战，因为他认为从经济角度这样做没什么道理。最终，他输给了更凶悍的竞争对手滴滴。

他后来写了一本关于自己失败经历的畅销书，并成为北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伙人。今年4月，他被任命为汽车制造巨头吉利汽车集团旗下共享汽车公司曹操出行的董事长。

周航是拥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权的中国公民，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去，许多像他这样的中国富人会把家人和部分资产转移到国外，但他们会在中国工作，因为这里有更多的机会。

现在，一些顶尖人才试图将他们的业务也转移到国外。他说，这对中国的未来不是什么好兆头。

“求存这方面企业家有本能的，”他说。“现在他们不得不去中国之外的市场寻找机会。”根据他与其他企业家的讨论，他创造了一个术语——“被动全球化”。“大家都已经开始或快或慢的有这样一些行动了，”他说。

这样的前景令他沮丧。他说，中国曾有世界上最棒的市场，规模大、活力十足、满是雄心勃勃的企业家和渴望挣钱的工人，但愚蠢并极具破坏性的清零政策和对商界的打压迫使许多人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作为一个每个具体的企业呢，哪怕你是所谓的巨头，但是在更庞大的力量面前我们都是跟蝼蚁一样，”他说。“风一吹我们就已经人仰马翻了。”

与我交谈过的所有商界领袖都表示，他们不愿在中国长期投资，并担心他们及其公司可能成为政府铁腕的下一个受害者。他们目前都专注于做国际业务——如果有的话——或是寻求海外机会。

2013年，任志强在北京。 CHINA NEWS SERVICE VIA 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4月下旬，就在北京封锁了许多街区之际，周航匆忙前往温哥华。然后他写了那篇文章，敦促他的同行尽力发声，改变他们那种无能为力的状态。

他说，他理解这些人面临的恐惧和压力。“诚实地说，我是怕的。”但如果袖手旁观，他只怕自己会更加后悔。“我们的国家不能这样下去了，”他说。“我们不能这样坏下去。”

近年来，周航的一些文章和社交媒体账户都已被删除。他说，他的直言不讳引来友人不安。一些人叫他闭嘴，因为这不会改变任何事，还会给他自己、他的家人、他的公司以及公司股东带来不必要的风险。

但周航就是忍不住。他担心中国会变得像以前毛泽东统治时那种贫穷压抑的样子。他说，他这一代企业家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他们有责任引领改革，而不是等着搭便车。

也许，改革就从发声开始，哪怕他们的声音十分微弱。

“任何改变都是从不同意、不服从开始，”他说。

袁莉为《纽约时报》撰写“新新世界”专栏，专注中国及亚洲科技、商业和政治交叉议题。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liyuan6。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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