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想不到的乌克兰局势转折随时可能到来

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美国人几乎无法就任何事情达成一致，但多数人始终赞成向乌克兰提供慷慨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以挫败弗拉基米尔·普京将其从地图上抹去的企图。令人感到更加惊讶的是，其实大多数美国人几个月前还不知道乌克兰在地图上的位置，毕竟这个国家和我们从未有过特别的关系。

然而，在今年夏天维持这种支持将变得更加重要，因为乌克兰战争进入了一种“相扑”阶段——两个巨大的摔跤手，试图把对方挤出擂台，但既没有退出的意愿，也没有赢的能力。

虽然我预计，随着人们了解到这场战争对全球能源和食品价格的推高程度，这种支持会有所减退，但我仍然希望大多数美国人会坚持下去，直到乌克兰能够通过军事恢复其主权，或与普京达成体面的和平协议。我近期的乐观情绪不是来自于阅读民意调查，而是来自于阅读历史——尤其是迈克尔·曼德尔鲍姆的新书《美国外交政策的四个时代：弱国、大国、超级大国、超级强国》(The Four Ag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Weak Power, Great Power, Superpower, Hyperpower)。

作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美国外交政策荣休教授的曼德尔鲍姆（我们在2011年合著了一本书）认为，虽然美国对乌克兰的态度可能看起来完全出乎意料且新颖，但事实并非如此。他的书通过美国与世界的四种不同权力关系的角度生动记录了美国的外交政策，纵观这些政策，它们实际上是相当熟悉和可预见的。事实上，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可以从这本书中受益。

纵观美国历史，我们的国家在外交政策的两种广泛态度之间摇摆不定，曼德尔鲍姆在一次采访中解释说，这与他书中的一个关键主题相呼应：“一种强调权力、国家利益和安全，很像西奥多·罗斯福。另一种强调美国价值观的传播，与伍德罗·威尔逊一致。”

虽然这两种世界观经常是相互对抗的，但并非总是如此。当出现与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相一致的外交政策挑战时，就会达到最佳状态，并可以获得广泛、深入和持久的公众支持。

“在二战和冷战时期就是这样，”曼德尔鲍姆指出，“似乎这次对乌克兰也是如此。”

但最大的问题是：能坚持多久？没人知道，因为战争的进程既有可预测的部分，也有不可预测的部分。

关于乌克兰，可以预见的是，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我们的欧洲盟友中，随着成本的上升，异议会越来越多，认为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在乌克兰已经失衡。他们会认为，我们既不能在经济上支持乌克兰达到全面胜利——即将普京的军队从乌克兰的每一寸土地上驱逐出去——也不能在战略上迈向全面胜利，因为普京面对彻底失败时可能会使用核武器。

人们已经可以在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周六发表的言论中看到这个迹象，他表示西方联盟一定“不要羞辱俄罗斯”，引起了乌克兰的强烈抗议。

“美国历史上的每一场战争都引发了异议，包括独立战争，当时被反对的人移居到加拿大，”曼德尔鲍姆解释说。“我们三位最伟大的总司令——华盛顿、林肯和罗斯福——所有作为战时总统的共同点是他们有能力让国家致力于赢得战争，即使存在异议。”

这也将是拜登总统面临的挑战，尤其是与盟国或与乌克兰就怎样算是“胜利”没有达成共识时：胜利是否是实现基辅目前宣布的目标，即收复俄罗斯占领的每一寸领土？还是让乌克兰能够在北约的帮助下对俄罗斯军队造成沉重打击，以至于普京被迫达成妥协协议，让他仍然拥有一些领土？如果普京决定他根本不想要任何妥协——而是希望乌克兰忍受缓慢而痛苦的死亡呢？

在我们历史上最重要的两场战争——内战和二战中，曼德尔鲍姆说，“我们的目标是彻底战胜敌人。拜登和我们的盟友面临的问题是，我们不能以彻底战胜普京的俄罗斯为目标，因为这可能引发一场核战争——但彻底战胜普京可能是阻止他让乌克兰一直流血的唯一方法。”

这就要说到那些不可预知的部分：经过100多天的战斗，没有人能告诉你这场战争会如何结束。它始于普京的头脑中，很可能只有当普京说他希望结束时才会结束。普京可能觉得他掌握所有的主动权，时间对他有利，因为他比西方民主国家更能承受痛苦。但大型战争是个奇怪的东西。无论它们如何开始，都可能以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式结束。

让我通过曼德尔鲍姆最喜欢的一句话来举一个例子。它来自1930年代温斯顿·丘吉尔给他的伟大祖先马尔伯勒公爵写的传记：“伟大的战斗，无论输赢，改变了整个事件的进程，在军队和在国家中创造了新的价值标准，新的氛围，新的环境，所有人只能服从。”

 曼德尔鲍姆认为，丘吉尔的观点是：“战争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而伟大的战斗往往决定战争的结局。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争夺被称为顿巴斯的乌克兰东部地区控制权的战斗，有可能就是一场这样的战斗。”

在很多方面都是这样。我们的主要盟友欧盟的27个国家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集团。他们已经果断采取行动，削减与俄罗斯的贸易和投资。5月31日，欧盟同意在2022年底前切断90%的俄罗斯原油进口。这不仅会伤害俄罗斯，也会给欧盟消费者和制造商带来巨大痛苦，他们已经在为汽油和天然气支付天价。

不过，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在价格上已经可以同化石燃料竞争的时候，也发生在全球汽车行业正在大幅扩大电动汽车和新电池生产规模的时候。

在短期内，这些都无法弥补俄罗斯供应的减少。但如果因为乌克兰战争，汽油和取暖用石油的价格出现一两年的天文数字，“你将看到共同基金和行业的投资大规模转向电动汽车、电网增强、输电线路和长时间存储，这可能会让整个市场从依赖化石燃料转向可再生能源，”气候研究机构第三代环保主义的主管汤姆·伯克说。“乌克兰战争已经迫使每个国家和公司大幅推进其脱碳计划。”

事实上，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和总部位于英国的全球能源智库Ember上周的报告发现，欧盟27个国家中的19个国家“自2019年以来已经大大加强了可再生能源部署方面的雄心，同时减少了2030年的化石燃料发电计划，以保护自己免受地缘政治威胁”。

《麦肯锡季刊》最近一篇文章指出：“19世纪的海战加速了船只从风力驱动向燃煤驱动的转变。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人们从用煤转向用石油。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核能成为重要能源。在这些案例中，战时的创新都直接流向了民用经济，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乌克兰战争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没有推动能源创新本身，而是让能源创新的需求更加明确。不过，潜在的影响可能同样是变革性的。”

想想看：如果这场战争没有在不经意间摧毁地球，它可能会在不经意间帮助地球维持下去。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也会削弱普京的主要金钱和权力来源。

这不是很讽刺吗？

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是外交事务方面的专栏作者。他1981年加入时报，曾三次获得普利策奖。他著有七本书，包括赢得国家图书奖的《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From Beirut to Jerusalem)。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他。

翻译：明斋、晋其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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