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15日星期六

陆沉:中共二十大:该如何理解习近平连任?中国将往何处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2年就任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三个职位,完整接过上任领导人胡锦涛的主要职位。而出乎最初的意料,习近平在经过十年的统治之后,似乎无意彷效他的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并不打算交出最高权力。

早在2018年,中共已修改宪法,废除国家主席的连任限制,为习近平连任铺平道路。这种改变,事实上废除了邓小平因文革殷鑑而努力推行的行政改革,重启了毛泽东年代的党领导终身制【1】。因为总书记和军委主席两职本身无任期限制,一旦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撤销,中国党政军一把手的职位已全无任期限制,技术性来说,习近平可以一直连任到生命终结为止。

外界早期重视的一些中共接班人,例如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亦在习近平主政期间落马,另一长期被议论的接班人选胡春华,近年亦变得低调,毫无接班迹象。在邓小平实行行政改革之后,中共党内两任接班人胡锦涛、习近平,在承接大位之前,均曾明确地成为“国储”,出任国家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等要职,但在习近平年代,则完全没有类似的接班人出现。

在本周日,中共将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习近平极有机会连任中共党政军领导人,成为自毛泽东以来最具权力的领袖。要理解习近平连任的政治意义,就必须先明白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甚麽改变。

过去十年,从党内收权至民间社会全面收权

习近平即将连任是中国社会向中心收权过程的一部分,它其实并非是一个独立事件。在习任内,最高领袖在党内收权,而中国政府亦同时全面向民间社会收权。

习近平在党内收权,最明显的措施莫过于他在中共中央架设众多的议事协调小组,并自任为大部分小组的主任。

其中一个例子是2013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设立,由习近平自任组长,因该小组负责中国改革的总设计,习主管此小组,就等于担任了中国政治和经济路线的总指挥。自此小组后,习近平担任的一把手职务愈来愈多,例如“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等等。这些小组的设置,被政治学者吴稼祥形容为“增量政治”的手法,即在不动原来的政治架构和既得利益的情况下,习近平架设了自己指挥得动的各部门上级组织,在引起最少反抗下成功收权【2】。

而伴随着习近平在党内收权,中国亦出现“国进民退”的情况。

一方面,中国政府加大对公民社会的控制力度。其中一个例子是在2015年7月9日,中国政府在全国约谈拘捕上百位维权人士、律师及其家属,强力维稳中国社会。中国政府更尝试推行更全面的“社会信用体系”制度,加强社会管控力度。另一种收紧来自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在新疆,中国政府以反恐为名大规模设置维族再教育营;在香港,北京通过《港区国安法》实质性地终结了一国两制下的高度自治,新的政策由根本地改变了当地社会的本质。

政府收权的对象甚至包括资本家。在2021年,习近平就高调表示要严打失序的民营企业,当中包括科技业、金融业、教育产业、游戏产业等。例如,中国科网巨企腾讯就屡遭警告,点名批评他们旗下的王牌游戏“王者荣耀”为精神鸦片【3】,腾讯结果要祭出新规例,限制未成年人户口的充值和游戏时长。另一个例子,则是规定补习产业必须为非营利,并限制其融资。

在政治研究当中,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三者经常被视作互相制衡博奕的国家组成部分:政府想影响市场、资本家想影响政治、公民社会的组织和领袖也会想引导政治改变。在毛时代,政府管控一切,而“半人神”领袖则在政府内掌握绝对权力。这种政治形态,一般被形容为属于极权主义 (totalitarianism),但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却是一个往后极权主义 (post-totalitarianism) 过渡的过程。

习时代下中国社会的再极权化

到了1980年代末期,苏联解体,举世的社会主义国家均向右转,中国也经历改革开放,当中最大的关键就是政府开始让权予市场和公民社会,不再绝对管控一切。

在经济领域,政府容许民营经济存在,在文化上,中国也开始接受一定程度的自由化,淡化了威权社会独有的乌托邦式政治理想意识形态,执政也趋向务实,政治动员减少,而且政治领袖也不再是魅力型的半神人,而更倾向于由技术官僚上位,中共党内也开始发展出某程度的权力平衡。

因此,当习近平打破了中共改革开放以来的趋势,中止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开始担任长期政治领袖,并鼓励对他的个人祟拜,又大幅向公民社会和资本家收权,其实反映了一个由后极权社会倒退回极权社会的形态,社会又再一次向权力中心收权。

要解读习近平的连任,便必须将他的连任和中国社会的“再极权化”放在一起解读。中国的政治精英在改革开放后,选择再调整了社会、市场和政府之间的权力平衡,而习近平连任不过是这次再平衡的一种反映。

为何中国会走回头路?这显然是一个难以三言两语解释的现象。其中一个最可能的解释,是大量社会主义极权国家在往后极权过渡之后,都没法阻止其政体随着社会变迁而改变,大量东欧国家民主化,而苏联亦迅速解体。这些国家的经验,令挺过了1989年六四事件的中共深深警剔。

事实上,中共在江、胡、习年代,均曾深入研究苏联为何快速解体丢掉江山【4】,其中一个最常见的结论,就是改革需要“经右政左”,即是中共必须在经济层面深化改革,以免重蹈苏联时期轻重工业发展失衡,虽然军事强大,但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升的困境;但在政治方面,中共就要坚持既有的意识形态不改变,以防范“西方颜色”革命,杜绝政治意志不坚定的领导人上位。

简而言之,就是经济必须改革,但执政者也一定要死握政权不放手。事实上,在习近平甫上任初期,就即向党内表示,政治腐败、思想异端和军队不忠令苏联共产党倒台,到苏联倒台之时,苏共无人出来抗争,“更无一个是男儿”,指示中共必须坚守一党专政的列宁主义【5】。

因此,中共在改革开后尔后的道路,大概可以理解为执政逻辑中的“经右”和“政左”两个不完全和洽的执政路线之争。当市场化改革和社会松绑为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成就时,中共一直没有对政体变更的恐惧。另一方面,因为在六四事件中共保守派胜出对自由派的角逐,加上在苏联瓦解后,俄罗斯的经济低迷和国家定位的迷失,亦令戈尔巴乔夫的彻底自由化路线,对中国的管治精英和知识分子失去吸引力,产生了一种政治权力绝不能松手的决策路径依赖。

由这种角度去理解,就可以明白为何中国社会在过去十年会向极权社会形态方向倒退:如果一个国家坚定地认为政治自由化是一种禁忌,是不可触碰的毒蛇猛兽,那麽,它也就只剩下有一种政治改革方向,就是反过来向权力集中的路上走。当中国随着经济发展遇上愈来愈複杂的社会问题的时候,因为它拒绝将自由化视作问题的解方,那麽,它剩下的选择也就不多,期待强人政治去解决问题,恰好是一个貌似可行的方案。

比如说,中国在经济发展后遇上巨大的贫富差距问题,不少后发的发达国家都有遇上过,例如韩国和台湾。但在这些国家,阶级权力差距一般会被民主政治所弥补,藉由公民社会的领袖,透过民主政治参与去推动再分配、基层人权保障等等;但对于严防死守政体演变的中共而言,这一条路绝对不能考虑。那麽,要解决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就只有走回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老路,而这一次,集中起来的力量,就重新放回政治强人之手。

永续连任不利中共的政治稳定

由此路进,就能够解释为何习近平在推动权力集中之路上,用上了这麽多表面矛盾的政治用语:他常常口说“深化改革”,是为了表示他继承了邓小平“经右”的改革开放路线,但他也常说“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就反映了他推动“政左”路线的内核。而在这两条路线交垒之下,明显地“政左”的路线愈佔上风。比如说,习近平提出解决中国经济矛盾的方式,全是政府介入处理:大至企业融资,国企在外上市,小至甚麽时候学童可以打游戏,甚麽时候可以补习,通通都不再由市场决定,而是由政府的有形之手决定。

在习近平治下,中国的向中心化权力集中能否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当然仍是未知之数。但我们却很有理由去质疑,向中心化的政治倒退,未必有利于中共的政治稳定。

外界分析中共时,常常充斥不少极端的看法。支持中共的人认为,中共有无比的智慧,中国崛起势头不可阻挡,是一种历史趋势,这种观点无视了中共在历史上常常犯错的现实;但讨厌中共者,也往往忽视了中共是一个非常高效的威权政体。事实上,威权政体一般而言并不高效,不少亚拉非国家的独裁者一塌糊涂,相对而言,中共简直是出类拔萃,是威权政体当中的高材生。

中共能成功带领中国变成经济大国,有效管治,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共和其他威权政体有截然不同之处。

中共的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能够大抵上尊重私有产权,因此促进了经济增长。政治学者诺斯(Douglass Cecil North) 就曾经指出,不民主政体一般更难保护私有产权,难以吸引投资。当中的主要原因是威权政府权力不受限,因此,资本家会担心如果自己投资建设经济,经营成果可以随时被管治者夺走。诺斯以英国民主化的经验来指出,“民主”本身就是限制政府权力的设置,能投资者能够放心投入经济生产【6】。事实上,诺斯的理论到今日为止都大致准确,在不民主国家投资仍然是高风险行为,在这些国家裡,寡头、军阀、独裁者常常不按游戏规则行事,出尔反尔,令投资项目不一定能得到回报。但在中国,中共在改革开放后以长期的表现说服了不少外国资金,投资中国至少是一个相对安全的行为,中共不会随意夺走他们的成果。

另一方面,中共亦发明出不少的方法,以解决不民主政体常常遇到的信息反馈问题。简而言之,即是不民主政体因为限制言论自由,管治者难以透过公开渠道去了解自己的政策成效,只有靠下级官员的汇报。而下级官员则有动机瞒骗上级,以掩饰自己的贪汙无能等失序行为。而为了应付这些瞒报,中共发展出一套複杂的谘询体系,例如以不同派系的官员巡视地方问题,举行大量的谘询坐谈会以收集信息等,这些谘询建构,甚至被学者称为“谘询性的列宁主义”(consultative Leninism)【7】。在某程度上缓解了中共遇上的信息反馈难题,帮助了管治效率。

最后,中共在改革开放后亦建立了比较有序的权力更替体制。在毛时代,最高领导人的接班人,例如刘少奇、林彪等,许多都不得好死,在毛去世后,中共也是以政变方式完成接班,由一众元老发动“怀仁堂事变”粉碎四人帮夺权。即使在邓年代,赵紫阳也是以非正常方式退任总书记。但之后的三任领导人江胡习,都是在上任前已清楚拥有储君地位,按部就班接班。这种接班方式,确保了中共的政治稳定性以至政策延续性,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善治。

但随着中国社会的权力再中心化和习近平不知何时终止的永续连任,上述这些有利的条件,似乎都一一成为历史。首先,中国的“国进民退”倾向在市场内製造了极大的震盪,习近平针对巨企的打击行为,在未见到缓解社会矛盾的成效之前,就可能会先产生了不尊重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的效应。如果政府可以随意彻底改变市场的运作规则,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令投资者却步,或至少在取得一定经济成果后,就急急把资金转移到更安全更保障产权的民主国家。新东方股价在“双减政策”后激跌九成,就已经是一个令资本家心寒的故事。

从集体独裁变为个人独裁:中国现代化过程的赌博

其次,随着习近平成为“定于一尊”的伟大领袖,中国政策的自我纠错能力似乎也在下降。

政治学者一般认为,个人独裁(personalist dictatorship)比制度性的独裁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原因就在于制度独裁下,任何重大决定好歹也需要在内部协商后才订出。但个人独裁则不然,只要大独裁者一个决定,疯狂的事就可以发生。俄罗斯独裁者普京决定进攻乌克兰,便是其中一个显例。而且,当独裁者扩权至甚麽都管的时候,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也会出现管不过来的情况,甚至可能令下属不敢做决定,影响整体机构运作效率。

传媒就曾报道消息指,习近平曾在党内抱怨,若自己不做决定,下级官员就非常被动。但不论这些政策的真假,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政策制订的确出现极端化的倾向,以针对新冠病毒的防疫为例,无论疫情轻重,中国的“一刀切”防疫政策自出台后就鲜有调整,成为世界独特的一道风景。太过权力集中的独裁管治,可能反而会令管治变得更低效,犯错机会更高。

虽然习近平会担任中国领导人直至何时仍是未知数,但外界一般猜测他会至少再掌政十年,直至他接近80高龄。

在个人独裁政体,接班人问题一直是难以解决的问题。一个太强势的接班人可能会威胁到最高领袖的统治,林彪就是一个例子;而足够忠心的接班人则未必有威望压得住场,例如华国锋;而即使接班人貌似忠心,但接任后也有一定可能推翻旧有领导人路线,在前苏联,赫鲁晓夫就曾经完全地否定史大林。而无论如何,大独裁者的接班问题在历史上大都难以善了。

由这些制度性因素去分析,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和继续连任,和其伴随着的社会权力再中心化,并不一定能为中共带来更高的政治稳定性,反而更像是一着险棋。它象徵了中共扬弃了改革开放后政权的一些稳定性因素,例如党内更平等的协商政治、有序的接班人选拔制度、对自由市场的尊重等,并让国运更大程度的取决于一个人的智慧和决定上,这与其说是深化改革,倒不如说是一场中国现代化过程的赌博。外界将在习近平的下一个任期,慢慢看到这场赌局的结果。

 

注释:

【1】解密:邓小平怎样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http://www.chinanews.com.cn/cul/2010/09-13/2527650.shtml

 

【2】中共政治“小組治國”雛形顯現https://www.rfi.fr/tw/%E4%B8%AD%E5%9C%8B/20140307-%E4%B8%AD%E5%85%B1%E6%94%BF%E6%B2%BB%E2%80%9C%E5%B0%8F%E7%B5%84%E6%B2%BB%E5%9C%8B%E2%80%9D%E9%9B%9B%E5%BD%A2%E9%A1%AF%E7%8F%BE

 

【3】新华社:“精神鸦片”竟长成数千亿产业

https://www.yicai.com/news/101128972.htm

 

【4】俄媒曝江泽民上任后曾指示集中精力研究苏联解体

http://mil.news.sina.com.cn/2013-10-26/1009746388.html

 

【5】习近平警告中共记取前苏联教训

https://cn.nytimes.com/world/20130215/c15xi/zh-hant/

 

【6】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journal-of-economic-history/article/abs/constitutions-and-commitment-evolution-of-institutions-governing-public-choice-in-seventeenth-century-england/2E0D2B2D3490BE5C556D836ACB096362

 

【7】Has Xi Jinping made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more resilient and enduring?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01436597.2021.2000857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文章只代表作者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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