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南部城市重庆原本是习近平“清零”战争的最新前线，但现在成为中国疫情防控大逆转的缩影，这一转变具有潜在的毁灭性，令共产党的绝对控制制度开始出现裂缝。
上个月，这座城市经历了中国最大的一次疫情暴发，当时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命令官员继续进行大规模检测、封锁和隔离。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忠实地遵照执行，封锁了小区，并下令立即建造一座可容纳多达2.1万张床位的方舱医院。
“坚决打好打赢疫情歼灭战，”11月27日，习近平的亲信陈敏尔对官员们说，“一天不耽误。”
但10天后，中国突然放弃了习近平曾赌上声誉的“清零”战略。现在中国面临感染激增，习近平的做法导致官员们忙于应对混乱和不确定性。
中国党媒将这一转变描述为一场承受巨大压力但经过不断平衡抉择后的退出，为重返经济繁荣时期开辟了道路。关于新冠病毒危险的警告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奥密克戎变种致病性弱的官方声明。《人民日报》周四在一篇长文中称，政府直到现在才放松政策，挽救了许多生命，并为习近平的疫情防控方针政策进行辩护，称其“完全正确”。
实际上，审视重庆和其他地方如何展开政策转变，显示出政府已疲于应付一连串的新冠暴发、指令混乱、经济困境以及随后罕见的政治抗议。
习近平将他之前在大流行病上的成功与“西方的混乱”进行了对比，并以此证明他对崛起中国的宏大叙事：有序、安全、有远见。但他没有计划从“清零”中有步骤地撤退，却让三年被事无巨细管理起来的困惑民众去见机行事。
政府现在正奋力批准疫苗并获取西药，这些都是在过去回避的事。长期以来专注于消除病例的官员们正在努力调集资源来治疗激增的感染。即使中共是控制叙事的高手，也发现很难向焦虑的居民兜售这一突然转变的政策。
这个周末，中国城市的街道依然安静，除了医院以外：人们排成长队接受新冠病毒检测或治疗，犹如诡异地回到了三年前的武汉，当时武汉是第一个受到病毒肆虐的城市。
“总体上还是比较混乱，当然也是中招的也有，将近三分之一人从身边的朋友来看，”重庆心理咨询师谭刚强说，他之前帮助居民缓解封锁带来的压力，而现在变成了缓解突然开放的压力。
“很多人因为这样的在官方的宣传长期生活，解封后他们感觉到手无足措了，”他说。“甚者还有一部分希望政府恢复管控。”
习近平自己的抗击新冠病毒的方法，可能无意中让中国陷入了这一动荡且可能具有毁灭性的转变。
他把中国自上而下的抗疫动员变成了党组织力量的展示。两年来，他的新冠病毒战得到了公众的广泛接受，但最终这种努力使工作人员筋疲力尽，地方财政紧张，而且讨论谨慎过渡到开放的尝试也被淹没，更没有机会去设计方案。
习近平没有合适的继任者，可能至少再执政十年。但突然转变所留下的伤疤可能会使人们更加不信任他的专断风格。
康奈尔大学副教授万家瑞说：“这种快速反转部分反映了一人专权的程度。但同时也反映了官员试图取悦那个人的程度，并试图朝着他们以为他要去的地方奔跑——实际上是冲刺。”万家瑞的书《寻求真相和隐藏的事实》(Seeking Truth and Hiding Facts)考察了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治转型。
压力下的系统
在11月下旬中国各地城市抗议流行病限制措施后，许多人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变革的气息。然而几乎没有人预料到“清零”战略会发生逆转，它被奉为保护中国14亿人口免受感染风暴冲击的必要战略。
11月28日，在抗议期间，中国新闻机构新华社称“清零”方针是“制胜法宝”。
大约在同一时间，负责新冠政策的中国副总理孙春兰告诉官员们要“坚定不移”。
然后，当她在11月30日与卫生专家和官员会面时，语气发生了变化。
“我国疫情防控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孙春兰在国家卫健委会议上说。令人惊讶的是，她没有使用“清零”一词，这是该国放弃其长期坚持的做法的第一个暗示。
甚至在抗议之前，该战略就已经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到11月下旬，疫情席卷了200多个城市。11月7日，国家当局确认了5496例新冠病例；到11月27日，这一数字接近4万，创下该国每日病例的历史新高。
核酸混检——将20人或更多人的样本放入同一试管中进行检测，是一种快速、廉价的发现感染的方法，是“清零”政策的支柱，但在一些城市失去了意义。太多阳性结果导致为查出病毒携带者而进行的后续检测滞后。在北京，结果要几天才能出来。
“太多的城市有感染；传播得太远了，”密切关注中国疫情的威格拉姆资本顾问公司负责人罗德尼·琼斯说。“问题是他们什么时候会认识到这一现实。”
经济也受到了重创。购物者待在家里，要么被封锁，要么试图避免因无意中经过划定的病毒热点地区而被隔离。与去年同期相比，11月份的零售额下降了近6%。房价继续长期下滑。
习近平辩称，新冠病毒控制虽然繁重，但保护了中国的经济和健康，令世界羡慕。但这种痛苦开始转化为该党最大的恐惧之一：工人骚乱。
在中国中部的郑州，数以千计iPhone工厂的工人对延迟发放奖金和工厂对疫情的处理感到愤怒，与警察发生冲突。
在中国南方的纺织制造区海珠，由于食品短缺和封锁期间度日艰难，工人们涌上街头。依靠日常工作维持生计的民工数周找不到工作。
“今年找不到钱，”重庆一名街头搬运工周开策说。“我给一些老板做事，他们开几天，一遇到封控就关了。”
尽管压力很大，但官员们仍然坚称中国必须赢得这场大流行战争。整个11月，省级领导人都宣布了他们对“清零”的承诺，并经常表示唯习近平马首是瞻。
“一旦放松疫情防控，势必造成大规模人群感染，”新华社11月19日的一篇社论写道。“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将受到严重影响。”
即便市领导了解挑战有多么艰巨，上海的经验仍给新冠政策的执行带来了警示。当地官员起初试图避免实行会拖累中国经济的全市停工政策，更倾向于精准防控。有个早期被封锁的区域仅有一家奶茶店。
但随着高传播性的奥密克戎变异株病例成倍增加，中央政府官员改变了做法，要实施全市封锁，最终封锁持续了两个月。
“许多官员看到上海的情况，都决定无论如何都要继续‘新冠清零’，”牛津大学研究中国政治的教授蓝梦林(Patricia Thornton)说。“战争是二元论——你要么在战争状态，要么不在。”
高涨的政治愤怒
11月下旬，孙春兰访问重庆时仍态度坚决，她视察了当地的防疫措施，包括一家正在建设的医院。她说，该市发现和隔离感染者的努力正在取得成效。
“防控工作效率不断提升，”根据11月27日她访问最后一天发布的通告，孙春兰这样说。
当时，中国自1989年以来最广泛的抗议活动已经开始。北京、上海和其他地方的学生、工人以及房屋业主都因中国西部的一场大火而激愤，开始表达对新冠防疫措施的不满。尽管官方否认，但许多人认为相信，封控导致了被困公寓中的居民在火灾中丧生。
“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它叫不自由和穷，我们现在全占了，”一名重庆男子这样说，他的激烈发言在中国广为流传。
“不自由毋宁死，”他用中文喊出了美国革命的战斗口号。
据两名知情官员透露，12月1日，习近平告诉来访的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抗议主要是由心怀不满的年轻人推动的，他们受封控影响最大。习近平还说，邪恶势力企图利用他们来破坏中国的稳定。
但政府的火速行动与习近平的沉着态度南辕北辙。就在他与米歇尔会面的六天后，国家卫健委发布了新十条，等于实际上废弃了“新冠清零”。
尽管经济和流行病学的双重现实已经迫使领导人重新评估其防疫管控，但抗议似乎加剧了担忧，即持续的封控将引发更多示威，也不能再遏制病毒。
“抗议的规模似乎确实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即‘我们受够了，是时候改变了’，”研究中国防疫的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表示。
那之后几天里，官员颁布了许多新规定：鼓励疫苗接种，设立制度保护养老院和其他易感场所，为农村感染做好准备。他们对于新冠——尤其是这种快速传播的变异株——的信号，从拉响警报反转为不足为虑。
“目前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致病力明显下降，感染后大部分表现无症状或者轻型，”规定变更一天后，疾病专家王贵强在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目前，大多数民众仍待在家中，要么因为感染了新冠，要么因为害怕感染。但如果死亡率急剧上升，公众愤怒可能卷土重来。即将到来的感染潮也可能阻碍经济的快速反弹。
在重庆，为数不少的医疗队已经离开了刚建成的方舱医院，该医院的未来用途尚不明确。市医院的一名医生在社交媒体上称“基层医疗已经炸了”，呼吸科感染了至少一半医护人员。12月8日，随着地方领导人的一次全面调整的进行，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被调往另一座城市。
“很多人说我倒在了黎明前，”重庆的企业主史思思（音）说。她本月决定关闭自己在中国另一个城市大理开的餐馆。“但是我自己判断是，疫情即使开放，不会马上回暖，因为有一波波的冲击。”
Li You、Matina Stevis-Gridneff和Olivia Wang对本文有研究和报道贡献。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首席中国记者。他成长于澳大利亚悉尼，在过去3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居住在中国。在2012年加入《纽约时报》之前，他是路透社的一名记者。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ChuBailiang。
艾莎(Alexandra Stevenson)是时报上海分社社长。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她。
Keith Bradsher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曾任上海分社社长、香港分社社长、底特律分社社长。他此前曾驻华盛顿报道国际贸易新闻。2013年，他所在的团队凭借对苹果的报道获得了普利策奖。1998年，他凭借对运动型多用途汽车(SUV)存在危险的报道入围普利策奖。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KeithBradsher。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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