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对中国经济意义重大，而要让民企有信心，不是光靠喊几句口号就能解决。经济学家沈凌认为，用产权制度保护企业家的产权是其中关键，也是政府的当然职责。
在中国两会结束后不久，中国商界的领袖人物马云回国了，被一些观察家看作是提振民营企业信心之举（图为马云2014年见证阿里巴巴纽交所上市的资料图片）
（德国之声中文网）今年以来，新一届中国政府重新强调要振作民企信心，再提当年浙江企业家的“四千精神”（ 它指的是浙商强烈的创业精神：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但是从对政策和宏观经济最敏感的资本市场表现来看，这个效果并不明显。无论是代表大中型企业的沪深300指数，还是民营企业为主的创业板指数，都徘徊于近几年的底部区域，乏善可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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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精神是市场经济的关键所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就是激发了本土企业家精神，同时也吸引了海外企业家加入，才得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率。所以，焕发企业家精神，保护企业家精神，本是题中之义，为什么总在舆论场中备受质疑，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纠正呢？因为想要焕发企业家精神，就需要完善产权制度。有恒产者有恒心。企业家吃尽千辛万苦，是期待获得并保有其创业成果的。而保护其成果的产权制度，却是一种公共物品，建立和完善产权制度是政府的职责。
所以企业家是产权制度的需求者，政府是产权制度的供给者。供给和需求匹配的好，自然经济增长的快；但这样的匹配，并不是先天存在的，在现实世界中，常常会出现错配，于是才会有舆论场的争议。从最近几年的两个小事情，就可以管中窥豹。
疫情管控体现执政理念
其一是新冠疫情发生后的三年中，各国政府都采取了疫情管控政策，对一些会导致病毒传播的公共场合给与了不同程度的限制，乃至于关停。政府从公共卫生角度出发关停私人营运的餐厅、电影院，虽然是必要的；但是对这些民企来讲，不折不扣地是受到了产权侵害。这时候，是从政治角度要求这些民营企业为了公共利益做出牺牲？还是从产权保护角度出发，对这些受伤害的个体做出补偿？具体方案就体现了该政府在外部冲击下的执政理念。
恰好，笔者有朋友分别在德国和中国从事这类经营活动。在对比中不得不感慨：虽然德国政府对疫情的反应没有中国政府来得快，但是它的产权保护意识要强得多。中国地方政府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往往一个文件，甚至有时候文件都来不及，电话通知就可以关停一批民营企业，但是往往关了就完了，对于民营企业家和员工的损失，没有一个合理补偿的制度。但是德国餐饮行业的朋友就告诉我：德国政府在关停的同时，会拿出一套补偿办法，老板和员工都有相应的补偿，虽然不能说让人人满意，但是相较于中国政府，那是好的多了。
当然，中国政府在产权保护方面，实践经验远不如德国等发达经济体，或许未来再次受到这样的突然的外部冲击时，会做的更好，或未可知。
厚此薄彼的“德政”
其二，最近四五年来，中国政府开始大力推动多层住宅加装电梯，一方面动用公共财政加以补贴，另外一方面修改原来的物权法，降低进入门槛，几乎剥夺了底层住户的反对权。从宣传口径理解，政府是出于好意，加装电梯之后能够方便高楼层的住户上下楼。政府认为自己是在行一项德政。
但是很明显，这个“德政”是有偏的，对高楼层住户当然是有利的，但是对底楼的住户呢？就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了。况且，当初买这些没有电梯的多层住宅楼的时候，低楼层的住户花费了比顶楼住户更多的钱，就是为出入方便买单。而高楼层的住户享受了便宜价格，如今又得到政府补贴加装电梯，对底楼住户产生了相对价值的变动，引发了对产权边界的重置。好比大家买票看演出，第一排看的最清楚价格最贵，最后一排最便宜。等大家买好票付了钱进入演出场地后，演出者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突然决定把演出地点从前面舞台搬到后面的空地。这样一来原来高价买了第一排的观众吃了亏，原来低价买最后一排的反而看的最清楚。这样的变动难免引发社会矛盾和混乱。无论你说这是为了照顾老人还是因为最后一排的观众最多，都对产权的边界做了临时调整，不利于个体的长远投资决策。
所以，政府在建立和完善产权制度的过程中，需要管好自己的手，既不能不动，也不能乱动。每次动，都需要瞻前顾后，不能顾此失彼；也需要着眼长远，不能被短期扰动所左右。
沈凌，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现执教于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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