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常以"56789"几个数字来概括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其中5是指民营企业贡献了中国50%的税收，9是指贡献了新增就业的90%。但去年底中国结束疫情封控、走入经济复苏的通道后，民营企业的信心并没有得到有效恢复，甚至拖累了中国经济整体的表现。本台记者王允采写了三集系列报道，以多位民营企业家的经历来揭示中国民营经济遭遇的困境。以下是系列报道的第一集。
天涯相遇
胡力任第一次见到孟军是今年四月在美国迈阿密。
“晚上吃饭的时候，就感觉他很低迷。我就问他，你好啊。第一次见面，这样就聊起来，”胡力任这样回忆他初见孟军时的印象，两人因为共同的朋友相识。
胡、孟二人原先都在国内做企业，但孟军在2021年底关闭了公司，并于去年4月到达了美国。“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打拼的事业没有了，而且现在我不可能再回去做什么了，......我整个的状态这一年都不是很好的，”孟军这样回忆见到胡力任时的情况。
胡力任则是比孟军更早关闭了企业，并于2018年底来到美国，并定居在佛罗里达海边。
就在他们相遇的4月，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指主营业务年收入2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利润已经连续下滑四个月，其中私人工业企业1-4月利润下降了22%。与此同时，民间投资也在逐季逐月放缓。
处于困厄中的两位中国民营企业家在佛罗里达海边相遇，或许是出于偶然。但在中国经济、社会变动的大潮下，他们的见面似乎又像是受着时代的牵引。
同样的时代 不同的出发点
在很多年中，胡力任和孟军实际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受益者。但最初，他们都是被“体制”甩出来的人。
孟军来自东北吉林，他的父母早在1980年代末就下岗了。为了减轻家庭负担，1989年孟军高中毕业便外出打工，“就是在吉林范围内，在延吉、长春啊，还有牡丹江这种地方，跟朋友贩卖一些蔬菜等应季的东西。”
胡力任则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80年代中期读完大专，毕业进了上海一家以电视技术为主的研究所。但1991年研究所裁撤，胡力任进入了外资企业。
1990年代初，在经历了1989年六四大屠杀的致暗时刻之后，中国开始逐步改善与西方的关系，中国政府也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中国的经济发展开始迈向一个新的台阶。而在攀爬命运的阶梯上，孟军与胡力任两人也开始摸到了自己的方向。
孟军从东北到了海南，做过很多种不同的工作，“1993年至2000年之前这是一个阶段，我自己去开了海鲜酒楼，去做包机，包机也很赚钱的，当时是垄断的，然后做边贸，我和越南那边也熟悉，其实就是走私了，”孟军通过创业捞到了他的第一桶金，他估算当时赚了总共近500百万元人民币。
胡力任则在1997年进入国内刚刚兴起的互联网行业，“当时李嘉诚的公司在上海设立了一个叫‘美亚在线’，我做了这家美亚在线的董事、执行副总，我在里面是有股权的，当时的年收入是在四、五十万人民币。”
那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时代。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在世界的占比1994年重新超过2%，并在此后一路上升。民营经济也随之愈加蓬勃地发展，全国私营企业数量从1978年的0（当时只有个体工商户，没有私营企业）发展到2000年的176万户。
时代的笑意写在胡力任和孟军们的脸上、心里。“我觉得很好啊，欣欣向荣啊，只要你努力、能拼，就好赚钱啊；那时候干什么都一帆风顺，干什么就什么成，做什么就什么赚钱，”孟军这样感叹说。
赚钱的诀窍
2000年，孟军通过广西地方政府的关系，拿到了处理广西北海市一栋不到4千平米的烂尾楼的机会，“我很快，我用不到半年时间就赚了一百万，我就是把它包装一下，大概弄一下，就卖出去了。” 他坦承，整个项目的关键是政府内部暗箱操作，通过假招标，孟军的公司以低价入手标的（烂尾楼），随后孟军给了政府方面的负责人20万元的好处费。
孟军此前在海南做包机生意的时候，就知道通过疏通与政府实权人物的关系，他可以拿到不少好处。但在北海这次，还是让他开了眼界，“那些官员没有像这个样子的，胆子这么大。要知道，那时候烂尾楼太多了，不止上百万平方米，都在他们手上，因为一定要经过他们的手。”
孟军为此总结了在中国做生意的诀窍，“认识官员，跟政府的官员合作，跟他们的亲属一起做生意。你只有认识他们了，才有办法分到钱，这个钱就赚得比较容易了。”
北海的这个烂尾楼项目是孟军在广西建立自己商业版图的重要起点，“在南宁的时候，我又认识了更高级别的官员，包括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秘书长等等，接触了他们以后，就开始做其他的一些事情，包括承揽工程等，因为有关系批条子，可以去做一些比如说，修高速公路等等。”
创业导师
同一时期的胡力任还没有开始创业，但他一直走在中国产业发展的前端。2001年世界互联网泡沫破灭后，胡力任离开了互联网企业，进入了正处于发展期的投行业。
总部位于香港的正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当时找到胡力任，“这家基金公司来找我，他们需要在中国找一个合伙人，而且他们知道我在投资、金融等方面比较熟悉，而且对项目比较熟悉，我以前操作过项目，所以就开始做投资业务，”胡力任从2002年开始进入投行，一直到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才离开这个行业。
这期间，他带着团队做产业研究，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大局有了更深入的观察，“这些年中，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最快速的，在快速发展。虽然政府是有腐败，但经济整体在向好，那个时候房地产开始起来了，外贸也迅速发展。”
那个阶段，胡力任对自己也很满意，“我当时在中国我的各方面，我的能力等都比别人强，有一定的优势；90年代末开始，我的收入几乎和国外（白领）是持平的。”
因为在互联网行业以及投行的丰富经验，胡力任开始被邀请去各地方讲课，“我帮上海科委、中国科技部，还有复旦大学都讲过课。”复旦大学还请胡力任给学生们做“创业导师”，在给学生们讲课时，胡力任总是强调，中国大市场充满机会，“中国的资本市场逐渐活跃起来了，原来中国股市没有什么科技创业板，后来逐步建立起来了，还有中小板等。”
与时代共舞
现在回头去看，胡力任和孟军的人生开始起飞的年代，也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窗口期。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外贸易总量猛增，国民生产总值（GDP）也以改革开放以来最快的速度增长。尤其是外贸经营权的放开，使得中国民营企业大量进入到国际贸易市场，释放了中国货物出口的能力。
孟军的基本盘在广西。从2004年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联合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南宁。在2012年的博览会上，孟军找到了“出海”的机会，开始从事橡胶产品的制造和出口，“那个时候泰国代表团过来，东盟博览会不是有经贸洽谈吗？就说到橡胶的事情，吃饭的时候聊起来，就提到可以搞一个厂，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了。”
孟军设立的工厂主要是从东南亚国家进口橡胶原料，生产橡胶枕头等成型的日用产品，再出口到越南、泰国等国家。出于安全考虑，孟军不愿透露公司的名字。工厂才开起来的头几年，利润率能达到40-50%，“2013年到2017年是最好的年头，（纯）利润大概是每年2、3千万。”
这一时期，胡力任身在上海。他在投行的工作顺风顺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赚了很多钱。与此同时，他开始以更大的步伐涉足民营企业的投资。
2003年，胡力任认识了1949年中国政府成立时的十大开国元帅之一贺龙的侄孙、前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贺兴桐，“我跟他一起合作过两家公司，一家公司是湖南，叫兴力投资有限公司；另一家公司是在杭州，这家公司我们当时还做过一些酒店项目。一般是这样的：他51%的股份，我20%的股份，差不多我就是二股东。”这家湖南兴力投资有限公司至今还在企业征信机构“企查查”网上留有注册信息。胡力任说这家公司的名字就是以他和贺兴桐姓名中间的那个字共同组成。
但在2009年，胡力任转变身份，成为了真正的民营企业家。那一年，胡力任和朋友共同投资设立一家研发新能源技术的公司（“上海艾恒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胡力任个人占51%的股份，专门为大型企业的车间研发和生产节能中央空调。谈到自己创业的初衷，胡力任说，“工作那么多年了，再下去，我总归希望留点什么东西在这个世界上，想为人类做点贡献，真的有这样的理想。所以我不断地投入、去研发，我也不是那么有钱的人啊。”
不详的2018年
在孟军设立橡胶厂和胡力任投入研发新能源技术产品的年份里，中国经济依然在迅速发展，但民营企业面临的困境已经日趋明显。
无法获得和国营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税负过重，劳动力及原材料成本不断上涨，难以获得企业发展所需的贷款，以及国际商业环境的变化等多种因素相加，让很多民营企业家感觉做生意越来越难。据路透社报道，2011年时中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仅有1.44%。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当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了解到民营企业家中有一个趋势是不愿意做实业。
孟军的橡胶制品厂在经历了头几年的兴旺之后，利润率开始下降，这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国际竞争的压力，“就是越南、泰国他们自己建厂了，他们就自己生产，因为原材料在他们那里嘛。就是很多国内的人跑到越南和泰国去建厂，当地劳动力又便宜，2018年就已经有一拨人逐步出去了，把设备也运过去了。”
孟军的公司2018年的时候整体状况还不错。从2016年到2019年，橡胶厂还处于巅峰期，孟军分布在广西、重庆和北京等三处的公司总产值每年接近3亿元人民币。
但2018年的中国在很多方面都酝酿着对后来产生深远影响的变化。3月份，全国人大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制，为习近平连任第三届中国最高领导人铺平了道路。
与此同时，媒体上频频闪现着对民营企业不详的信号。2018年1月份，中国人民大学马列教授周新城在共产党理论刊物《求是》发表文章说，应该消灭私有制。9月份，博客作者吴小平写文章说，私营经济已经完成了实现经济发展的历史使命，应该逐渐退场。
这些说法在网络上一度被传为笑谈，也受到各方的挞伐。但中国老一辈的市场派经济学家吴敬琏在9月的一个经济论坛上，当面对主管经济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说，现在有一些“不谐和的声音”在声讨民营企业。
孟军则是在翻过年头的2019年春节期间得到了比较明确的“暗示”，“是从我官场上的朋友透露出来的，就是对民营企业主的高压快要下来了。”当时，孟军并没有意识到究竟会发生什么，他自己的企业似乎也没受到什么影响。
但就在2018年，胡力任的企业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而这种打击却是来自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的痼疾。
“你再来我们就抓你”
胡力任主导研发的新能源中央空调在2014年获得上海市发明大赛二等奖，当年他就注册了另一家公司“上海固任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2016年将这一技术产业化，“当时是这样的，我们每年都是翻倍的，成倍增加的，16年我们大概在600万的产值，17年我们就达到大概1200万，18年的时候我们当时预计至少能做到2000万，”胡力任当时和合作伙伴估计，只要三年就可以收回全部一千万的投资。
但产业化做到第二年，2017年6月胡力任公司为常州的上市公司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安装的节能空调出现了漏水的问题。经过中国国家建筑材料测试中心的检测确认，他们通过淘宝网从山东临沂市亚洪管业有限公司购买的PE（聚乙烯）管是伪劣产品。
亚洪管业拒绝承认他们提供了伪劣产品，这家企业所在的临沂市政府虽然派出了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到项目现场勘查，但他们最后给胡力任的结论却超乎他的想象，“我到山东去，山东政府领导就跟我讲，我们这里就是造假的，很多企业都造假。他说，我们不可能去打压他们企业的，打压他们的话我们这里的地方税收就没有了，我们经济就不能发展了。”
胡力任的公司在杭州余杭区做了类似的项目，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杭州工商局对此做出了清晰的结论，认定亚洪管业销售了不合规的伪劣商品，并于2018年4月将此案移送至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分局刑事立案处理。但四个月后，负责此案的余杭治安大队却口头通知胡力任，该案撤销，“他说淘宝造假，全国人民都知道，假如他们帮我查这个案子，24小时工作都查不过来，因为淘宝造假量太大了，所以他们不可能查这个案子。”
知道情势已不可能反转，胡力任决定停下所有的项目和追讨努力，彻底退出市场。在得到余杭公安局撤案通知的第二天，胡力任就买了到美国的机票，十多天时间做好关闭企业的善后工作，9月12日就登机离开了中国。
胡力任事后统计了企业整体的损失：“（出问题的）总共是四个项目，600万人民币左右，但是我出了问题以后，我还有订单啊，我的几千万订单都没有了。”
胡力任的遭遇并非孤例。造假贩假长期困扰着中国经济，中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声称要从严整治，但因为法治不昌、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等原因，治理措施似乎并没有起到明显的效果。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今年1月公布的《2022年假冒和盗版恶名市场评估》指出，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假冒产品的头号来源地。
苦撑了两年
就在胡力任离开中国的时候，孟军的橡胶企业订单还在上升中。但让他没想到的是，仅仅一年半以后，他自己的亿元企业会随着新冠疫情一起沉沦。
2020年新冠疫情初起的阶段，孟军并没有特别担心生意，“你知道当年2003年SARS（冠状病毒疫情）的时候，三个月就结束了，所以我当时就单纯地认为，可能又是一个SARS，那时候我手上还有大量的订单。2020年1月底全国开始封城，其实到5月1日前就已经逐步开始解封了。”
为了应付手里的订单，孟军在5月份还打算再上一条生产线，并且进口了大量原材料。但开工才一个月，很快又接到封城的命令，工厂被迫停工，“2020年下半年满打满算，我开工不足90天，也就是从5月份之后到年底。”
这种情况下工厂很难完成订单。翻过年头之后，2021年情况也并没有好转，疫情封控导致工厂开开停停。为了控制成本，孟军不得不一再减员，到国庆节之前，原先150人左右的员工，只剩下不到50人，“因为当时还有一部分订单，还想着怎么去维持，但是到了国庆节的时候，就彻底没戏了，他们员工也看得到了。”
到10月中旬，苦撑了近两年的孟军看不到希望，遂决定关闭公司。孟军告诉记者，两年期间，他的企业没有从政府得到一分钱的补贴，没有补助，没有福利，所有损失全部是企业自己负责。他计算了这两年封控期间的损失，“2020年差不多500万进去了，2021年又差不多进去了300万，”除此以外，还有600万的应收款无法追回。超过一千万的损失对于孟军这个年产值3亿元的企业来说，仍然是难以承受的。
孟军公司的倒闭只是疫情期间的一个缩影。他所在的工业园区在疫情封控期间倒闭了90%的企业，包括做包装、木材等生意的多家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因疫情封控关闭的公司数量目前还难以从公开途径获得。但香港《南华早报》2020年4月初通过企业信息平台“天眼查”获得的数据表明，中国当年第一季度有46万家公司倒闭，其中包括运营执照被取消的公司和自行宣布停业的公司。
黄钟毁弃
胡力任和孟军都承认，在他们关闭公司的时候，并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但他们都不愿意再撑下去了 。
对胡力任来说，最重要的还不是金钱上的损失，而是对这个政府的彻底失望。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去山东要说法的时候，当地官员对他的恐吓，“他跟我讲得很清楚，你可以到任何地方去告，你尽管去告；他还威胁我，你不要再来了，你再来我们就抓捕你。”
由于专利还在他手中，胡力任离开中国以后，还有不少公司打电话邀请他去做项目，但他都拒绝了，“我宁可把这些专利都废掉，也不愿意再为这个国家贡献任何技术，”胡力任说，他已经彻底醒悟了，“我不要再为这样一个黑暗的社会、黑暗的政权、黑暗的国家服务了，没有意义了。我觉得这个国家已经完蛋了。”
孟军则说，在关闭公司的决定中，疫情影响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与疫情几乎同步，中国政府从2020年开始对民营企业采取了几次重大的管控行动，蚂蚁科技集团的上市计划被叫停；滴滴被执行网络安全审查；从业者达几百万的校外培训行业也因为一纸令下而顷刻间崩盘。这些事情件件都被孟军看在眼里，他越来越深地体会到官场朋友之前给他的暗示，“我觉得像他们那么大的企业都倒了，像我这种中小企业肯定也好不了。”
与此同时，孟军在商场上认识多年的官员先后遭到整肃，一直在官商关系中游刃有余的他这次觉得真的出问题了，“我就跟我太太说，这种情况，生意可能做不长久了，那时候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好日子到头了。”
不仅如此，疫情期间到处封控，孟军86岁的岳父患有癌症，得不到及时治疗而在2021年底提早过世。被困在家里的孟军只能通过翻墙才能了解疫情的真相和中国政府有关疫情的谎言，“这不是疫情了，全世界都开放，只有中国不是这样，那时候我就想，这跟疫情没关系了，这是一场运动了，那这场运动什么时候是个头呢？虽然我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但我也想象得到会发生什么，因为了解历史嘛。”孟军开始担忧，自己这么多年积累的财富会不会遭到清算。
幸好走了
现在说来，孟军和胡力任都有些庆幸他们抽身及时。胡力任是2018年9月离开中国，而孟军是2022年4月出走美国。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如果当时硬撑下去，一定不会有好的结果。
“现在我离开以后，整个行业全部都空缺，没有人做了，现在也不会有人做了，我的技术主要是针对制造型企业，现在制造业都完蛋了”，胡力任这样描述他所在行业的现状。
中国2022年大多数时间都处于封控之下，工业企业哀鸿遍野。年底放弃清零政策后，外界不少声音以为中国在2023年会有报复性的经济反弹，但实际的经济数据却让各界大失所望。
中国政府为了提振经济采取了多种措施，2023年一季度，中国广义货币投放量M2增速连续保持双位数以上的高位，有评论认为，央行印钱放水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中国官方也在大会小会上老调重弹，说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并放出一些帮扶民营企业的政策。但现实是，反应制造业状况的关键指数“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从2022年底开始连续八个月下跌，更在5月份同比下跌4.6%，创下七年以来最大跌幅。不少人惊呼，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通缩。
我们的怕与爱
胡力任和孟军都曾是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弄潮儿，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高歌猛进。他们两人也都明白、或者利用过中国的官商关系，有时甚至选择性忽视这种关系对社会可能造成的危害。
但在近年中国政治、社会的变动中，这两位民营企业家均受到重创，被迫改变自己的初衷和人生计划，并开始修正自己过去对中国的理解。
孟军说，“在疫情发生后，我就开始反思，不断地看，原来真正的问题是这个体制的问题，是这帮人邪恶；如果再干下去，你也很可能进去，因为官员进去了，而你是行贿者嘛，你也要受牵连。所以说这个就是有命赚，没命花啊。”
胡力任则似乎对中国的前景更加悲观，“谁都不愿意离开自己的祖国呀，但没办法啊。国家已经这个样子了，没有机会再好起来，只会越变越差。我出来有四年时间，你看国家是不是越来越差？没有办法，全部掉过头来了，跟我当时设想的一摸一样。”他说，他在国内的很多朋友现在都给他点赞，说他出来的正是时候。
记者：王允 责编：申铧 网编：洪伟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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