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8月17日星期四

未普:习近平的行为很难预测(上)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8月4日刊文《不可预测的独裁者--为甚么预测威权侵略如此困难》(The Unpredictable Dictators,Why It’s So Hard to Forecast Authoritarian Aggression),读后颇有感想。文章由哥伦比亚大学两位学者Keren Yarhi-Milo and Laura Resnick Samotin撰写,文中一些观点和我最近思考的一些问题,有不少重合。

文章开篇指出,拜登政府去年二月初屡次发出警告,指俄罗斯会攻击乌克兰,还摆出大量证据表明莫斯科军队正在乌克兰边境集结,但法国、德国都不相信普京会发动袭击,就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认为这种说法只是制造恐慌。文章说,这不是官员们第一次错误地忽视一个国家将袭击其邻国的警告。1973年,以色列决策者否认了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计划袭击西奈半岛的报道,理由是他的空军无法深入敌后;1979年,美国总统卡特不相信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可能会入侵越南的警告;1991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前,美国一直坚信萨达姆·侯赛因总统不会发动袭击。后来事实证明,他们都错了。

两位作者认为,官员们未能预见到上述不幸事件是有原因的。政策制定者和分析师通常使用「理性行为者模型」来做出预测,该模型认为,政策制定者会在仔细搜索所有可用信息并权衡不同行动的成本后,确定既定目标,然后采取理性行动。但人们很容易犯错误,因此这个模型在预测政府将做甚么时用途有限。特别是在预测独裁者的行为方面,它做得尤其糟糕,独裁者可以在不受国内阻力的情况下追求不合逻辑的想法。这两位作者的这一见解对于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思考如何对抗对手,具有重要意义。

独裁者的行为很难预测,同样适用于独裁者习近平行为的难以预测性,用「理性行为者模型」来预测习会做甚么不会做甚么,很难成功。我认为,主要原因有这样几个:

第一,习近平在作决策前不会仔细搜索「所有可用信息」。他周围都是他亲手提拔的Yes-men,Yes-men只会说习想听的话,做习希望他们做的事儿。他们不会披露对习不好的消息。习近平的「东升西降」很有可能就是产生于信息不完整造成的幻觉上。这一点习和普京十分相似。普京入侵乌克兰,只有少数高级官员知道他的计划,而且他们都和普京一样对俄罗斯获胜的机会抱有同样的信念。普京和他的将军们对快速获胜如此充满信心,以至于当他们入侵时,士兵们被告知收拾好制服,以便在基辅举行胜利游行。

第二,中共体制对习近平独裁的制衡非常有限,几乎没有。习近平的固执与专断,和毛泽东相比,有得一拼,在某些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当习大权独揽时,中共体制即已失去对他的约束力。《纽约时报》2018年3月刊文评价习取消任期制时说,如今让习近平变得更强大的东西,可能会在未来让中国共产党变得弱小。这几年实际上变得弱小的中共,显然已经无法有效地约束为所欲为的习近平。由于习为所欲为,不按常理出牌,因此和习近平打交道,一切都变得不确定。两位作者告诫说,专家们必须记住,在与独裁者打交道时,没有确定性可言,独裁者领导人并不总是受到冷静的理性主义的指导。

第三,习近平有不同于理性思维者的成本收益计算。理性行为者要全面衡量成本和收益,如果成本远大于收益,决策者可能会放弃预定的行动。但习近平只算一笔账:是不是对他的政权巩固有利,只要有利,不管收益多小,成本多高,他都会做。比如,习近平摧毁东方之珠香港,残酷打压中国民企,都是理性思维难以理解的自伤自毁自杀等高成本行为,但习近平就是做了,使得香港的自由与繁荣去而不返,中国民企至今难以喘过气来,中国经济下行的趋势难以改变。可是习坚信他做出的决策是正确的,对共产党的统治其实是对他个人的统治有利。而理性思维者会认为,这些都是不合逻辑的行为。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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