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按：此文为戊戌变法一百二十周年而写，今日偶然翻到，顺手发在这里。历史不会成灰，每一步都会留下脚印。】
（一）
1898年6月11日，本是一个寻常的日子，如果不是大清光绪皇帝下达了这道诏书，也许在编年史上，这个日子会被忽略。相距一百二十年的时光，重读这份只有五百来个象形文字的诏书——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其入学肄业，以期人材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循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
今天的读者也许会觉得没有那样惊心动魄，不仅口气是那么平静，没有多么慷慨激昂，而且内容也是那么平常，除了强调京师大学堂尤应首先举办，整个诏书的重点似乎也落在了"博采西学"上面，并无涉及政体变革的重要决定。从诏书的起草者、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当天的日记可知，光绪帝的意思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他虽发现"圣意坚定"，但还是回答："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显然就是他的意思，同时又将"博采西学"限于"切于时务"的范围。
帝国太古老了，如果从秦始皇创制算起，已有二千多年王朝循环的历史，从清朝入关算起至此已有二百五十四年，退居颐和园却依然牢牢控制着最高权力的慈禧太后，她掌权的岁月也长达三十七年，一个错别字连篇而精于权术的老太太，她除了把住权力不放、并无什么政见，自1861年掌握政权以来，她同意或支持自强运动（洋务运动），只要不引发她的对失去大权的担忧，她也完全可以支持光绪帝去搞变法。这个诏书的颁布当然是经过她的同意的。那时，军机处的重要折片都是要上呈给她的。
"戊戌之变，外人或误会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故以余个人之见，若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之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
戊戌变法亲历者王照在《方家园杂咏纪事》的一席话不能说毫无道理。年轻的光绪帝在列强环伺、危机重重的时代压力下，早就想有所作为，自甲午战败以来，他一直在寻求求变之道，其实说到底不过是想求富强、挽危亡。早在1895年7月17日下达的"因时制宜"上谕，就提出了"力行实政"，包括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等，"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1898年6月11日之后，也就是所谓百日维新期间所颁布的一系列诏令，大致上也没有越过这个范围。
在求富强这一点上，慈禧太后也不会有不同看法，即使在重新走上前台垂帘听政之后，她在9月26日发布的诏书中也明确强调："冀为国家图富强，为吾民筹生计"，11月3日下达的诏书中也重申"力致富强"的目标。甚至光绪帝在百日维新间提出的办学堂、尤其京师大学堂的决定也没有被推翻。他们有一致的诉求，不同的是光绪帝的新政将伤及她的独断权力而已。王照称为"家务之争"，其实就是垄断的权力不容任何挑战。冲突主要是在人事任用这些方面，而不是政策方向上。
光绪帝能不能耐住性子，照王照分析的思路稳步推进他的变法大计，关系到变法能不能持续下去。
有一个不容忽略的细节，经历过许多重大危机、处事老成也曾被慈禧罢黜过的恭亲王奕訢，对于光绪帝急于要变法的冲动并非不知，但一直在拦阻。他对慈禧的了解当然比光绪帝更深，对康有为也并非无知，作为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他不是守旧派，但他不能接受康有为的这套主张。
1898年1月16日的翁同龢日记记载，光绪帝在召见王公大臣时，"颇诘问时事所宜先，并以变法为急"，恭亲王的反应"默然"，其他诸臣也"默然"，只有翁有所应对。因为恭亲王的劝阻，光绪帝没有召见康有为，因此有了1月24日康有为在各国总理事务衙门与多位大臣的对话，康谈时局，以变法为主，提出了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广借洋债等，翁日记称"狂甚"。恭亲王不在场。为什么光绪帝的诏书在6月11日下达？原因之一就是5月30日恭亲王去世，持重而有力的拦阻没了。康有为等人一直期待的维新时刻到来了，这个过程中光绪帝是相当主动的。即使6月11日前，徐致靖、杨深秀的折子（康有为代拟）使"下诏定国是"变得迫切，这也是光绪帝酝酿已久的抉择。
我们今天看到的戊戌变法史，几乎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他们的自述为中心建构起来，虽经过几代史家对大量史料的梳理、还原，一般读者心目的戊戌变法依然离真相有很大的距离，比如对于光绪帝的作为关注得还是不够。
（二）
历史学家劳幹为吴相湘的《晚清宫廷实纪》写序时，特别提及傅斯年的一个说法："同治帝的师傅为主张宋学的人，其结果使他的生活成为放诞；光绪帝的师傅是主张汉学的人，其结果使他的态度变成了好奇。"这个说法虽然偏于简单，但却很新颖，值得引起关注，同治帝的师傅是李鸿藻，翁同龢也做过，但为时不久，翁是光绪帝的师傅，严格地说他受汉学的影响，也受到宋学和其他学术思想的影响，他在光绪帝身边的很久，对皇帝的知识和思想的形成诚然有相当的影响，但在1898年的春夏之交他们的分歧也越来越大，所以在定国是诏下达之后仅仅四天，他就被免职了。其中曲折，萧公权的研究已说清楚，并非像以往所说慈禧所为，而是皇帝自己的意思。
劳幹顺着傅斯年的话做了这样的分析：
"试看同治帝是主持中兴的人，但他的病死（不论是哪一种病）和他的生活态度，影响到他健康，关系甚大；光绪帝的好奇，康有为的主张正合他的口味，因此百日维新不免有进锐退速之感。这里并非说宋学和放诞有何直接的关系。不过理气性命之学，是从人生经验中得来，在一个生于深宫的人，所需要的是更近人情味的温暖，但清代一般宋学家对人过于严肃，尤其对于君主，更为严肃，因此便因严肃的反动而成为放诞。至于清末的汉学，正是从乾嘉式的考据而演为一方面主张经世，一方面推崇改制之时，光绪帝正是一个精神上感觉苦闷的人，更欣赏富于刺激性的学问。这就自然对于李鸿章、张之洞式的洋务还感觉不满足，只有康有为式才合适。"
这番话提供了一个非常引人深思的视角，但还需要进行推敲，不能简单地当作结论来读，我以为光绪帝之所以不满足于李鸿章、张之洞式的洋务，是因为严峻的现实，洋务派三十年的苦心经营，甲午一战转眼间就暴露出了大问题，洋务派致力于器物层面学习西方，用坚船利炮对付坚船利炮，却在甲午年遭受重创，所以他在1895年7月17日的上谕中称之为"创巨痛深"。百日维新非常看重教育，目的是培养人才，就是要"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大量的新政都涉及这个方面，无论办京师大学堂，改各地书院为兼学中学、西学的学校（从小学到中学、高等学堂），设立矿学学堂，准备选派学生到日本留学，科举改试策论，不再考五言八韵诗，等等。新政还来得及展开就被扼杀了，但教育上的求变之路并没有中断。
（三）
光绪帝生于1871年，当时还是一个27岁的年轻人，追溯一下他的知识背景和思想资源很有必要。早在1889年，他就开始接触西书。1891年12月1日，他开始学习英文，英文老师是同文馆毕业、曾出过国门的张德彝、沈铎两个人，他们受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亲自指导。张德彝曾到过西方许多国家，留下了《航海述奇》一书。
丁韪良在回忆录中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光绪帝上课都很准时，很少缺课，每天半小时的英文课是从凌晨四点左右开始的，他在阅读和写作方面也显示出相当的颖悟，只是他的口语却很糟糕。所有的对话练习都是预先写下来，交给丁韪良审定，然后再给他，让他再抄一遍。由此在皇宫兴起过一股学英语的热潮。
1892年，李提摩太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万国公报》，题为《恭记大清大皇帝学习英文事》，认为机会难得，将有大益，"将来英文书所载各国之事，可以推广一切有益国家之政。"
光绪帝学英文很用心，可惜只学了三年，慈禧不许他再学下去了。翁同龢也对他笃好学习英文而深感困扰。
从1895年到1897年，他沉迷于西学，曾经连续六个星期，派太监去买中译西书，其中包括《圣经》。
西方传教士除了丁韪良，林乐知和李提摩太这些人的言论他也并不陌生，不仅透过《万国公报》可以读到他们的文章，翁同龢和李提摩太等有直接来往，他们的思想影响了康有为，也影响了翁同龢，进而影响到年轻的皇帝。百日维新期间的不少举措闪现着李提摩太他们思想的影子，教民之法、养民之法、安民之法、新民之法，概而言之，所有政令几乎都不出李提摩太指出的这些范围。
他是个爱读书的人，翰林院侍讲恽毓鼎提到他召见时，曾面谕"在家宜多看书，不可专习诗赋"。翁同龢日记也时不时记下了呈给皇帝的读物，其中有李提摩太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黄遵宪编的《日本国志》这些书，也有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汤寿潜的《危言》、陈炽的《庸书》。另一位大臣孙家鼐则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推荐给给了他。这些书都是关于变法图强的，其中冯桂芬的书他早在1889年就接触到了，最中心的观点在《采西学议》一篇中："如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戊戌变法之目的即在求富强，这些想法是他成长过程中不断强化的，这些著作无疑都有作用，康有为真正出现在他的视野里还是比较晚的事，但无疑康的思想比他们要进一步，也更具有吸引力。
1898年6月11日下达"明定国是诏"之后，他带了《泰西新史揽要》《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考》《列国兴盛记》《校邠庐抗议》给慈禧，慈禧欣赏的是冯桂芬的思想，和张之洞"中体西用"比较一致。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百日维新期间印发给每个官员的是这本小册子。而康有为的主张从一开始就有争议，但到了戊戌年，他对康确实越来越有兴趣，为此与翁同龢有了隔阂，5月26日、27日，连日为此指责翁。
此时，康有为提供的《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考》，成为他实行变法直接的参考资料，他之所以隆重接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并引起了慈禧警觉，也是他迫切地想寻求变法良方。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得罪慈禧的打算，在给杨锐的密诏中就是这样的思路，"今朕问汝，可有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转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这和康有为编造的那个密诏意思完全不同。再看百日维新期间雪片般下达的诏令，其实涉及的也多为教育、经济等方面的举措，这与康有为的想法还是有相当的距离。
年轻的光绪帝还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康有为当然也不是。光绪帝未能依靠张之洞、陈宝箴这些人来推动变法，与慈禧之间保持良好的平衡，罢黜礼部堂官、起用"军机四卿"，都可以看出他沉不住气、急于求成的一面，这与他的性格、年龄也有关系。
一百二十年后，我们以后见之明看到的问题，作为当事人，身在庐山中却是难以看清的，恽毓鼎说起光绪帝："天颜戚戚常若不愉，未尝一日展容舒气也。"他急于想有所作为，戊戌年的挣扎也是他的最后一次机会，结果是悲剧。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常常充满痛苦，在绝对权力之下，如何才有可能缓慢地走出一条革新之路？光绪帝最后十年的命运和谭嗣同们付出的血的代价，到底留下了怎样的历史遗产？还是陈衡哲的那句话说得好，历史不是为了让人哭，也不是为了让人笑，而是让人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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