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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熊:中国经济逆转最根本的原因在政治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私企倒闭潮、外企撤离潮、投资大幅萎缩潮、出入口下降潮、消费严重不足潮、债务连环爆煲潮、员工大规模失业潮、政府财税失血潮……投资、出口、消费三大经济引擎全部动力不足乃至死火。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路高歌猛进,为何数年之间风云突变,急剧下滑?新加坡《联合早报》8月21日发表评论《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原文,网站时光机),作者刘梦熊是百家战略智库主席,曾任中国全国政协委员。文章认为,令经济逆转最根本原因在政治。
《联合早报》文章截图
刘梦熊说,“中国是当今世上经济被政治捆绑得最厉害的国家,没有之一!”随后,他回顾了从“文革”到改革开放的历程,列举了此前中国经济上升的四大原因,以及当下中国政府的倒行逆施。
第一, 中国经济上升期主因是大陆政府政治上中止阶级斗争为纲,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因而解放了生产力。近年经济恶化,主因是政治上强化意识形态,坚持“马克思是对的”、消灭私有制,强调斗争哲学,滥用国家安全、反间谍概念,对投资者和专业人士造成动辄误触法网的心理威胁,导致外商和游客对中国裹足不前。
尤其在层出不穷的各领域反腐败过程中,拒绝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反而套用政治运动形式,到头来治标不治本,腐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更有甚者,视司法独立为所谓错误思潮予以批判,根本不能培育出以法治为基石的自由市场经济,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经济上升期是在认识上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在政策上鼓励私营企业发展,保护“傻子瓜子”年广久一类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但近年经济滑坡重要原因之一是“国进民退”的恶果:在认知上片面强调“党领导一切”,与大陆政府十三大报告“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改革方向背道而驰,在私企、外企设立党委、党支部,令国务院颁布的《公司法》《物权法》规定的企业自主权形同虚设,私企因此担心随时会发生“第二次公私合营”。此外,在舆论上“消灭私有制”“私营经济退场论”“私企职工共管共享论”此起彼伏,令投资者人心惶惶。
第三, 经济上升期重要原因,是大陆政府在思想上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但近年经济倒退的重要背景之一,正是有人违反大陆政府中央第二份历史决议关于“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规定,鼓吹“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宣扬“定于一尊,一锤定音”,把个人崇拜推向新的高峰。
刘梦熊指出,后邓小平时代形成的集体领导格局无疾而终,干部队伍中吹牛拍马之辈当红得道,弹冠相庆。相反,正直敢言能干之士遭逆向淘汰;加上乱划敏感词汇,乱订封号标准的言论、网络监控,导致社会上万马齐喑,纠错机制缺位,以致违反经济规律、违反科学规律、违反自然规律乃至违反地缘政治规律的充满随意性拍板畅通无阻,给经济运行带来巨大冲击和惨重损失。文章列举了新冠疫情三年 “动态清零”政策以及最近的河北省水灾等人祸。
第四, 经济上升期重要动力之一,是中国在外交上将中美友好关系放到重中之重地位。近年中国经济下挫,与战狼外交有直接关连:君不见前几年国内一片“厉害了,我的国”自嗨,狂言“中国已在经济上、科技上、综合国力上全面超越美国”;扬言“双赢就是中国赢两次”;明明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却动辄宣称中国在某某领域“为人类指明方向”云云。尤其是去年2月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来,一不定性俄方行径为侵略,二对俄侵略罪行坚持不作谴责,三依然宣称“中俄友好无上限,合作无禁区”“会在各方面予以策应”;中国舆论场叫嚣“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是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正义斗争”……并且在大多数国家对俄侵乌的谴责声中,坚持与俄罗斯频繁进行海陆空联合军演,以致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表白“俄中不仅仅是盟友关系”。
连年推行战狼外交的结果,令中美关系跌到1972年尼克逊总统访华以来最低点,中欧、中英、中日、中韩、中澳、中加等关系全部跌至几十年来谷底。一带一路、大撒币的结果,只是糟蹋了中国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并没有换来真正盟友。
文章说,古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外交上亲俄反美的实质表现,理所当然令中国逐渐失去美国和西方的资金、技术、市场,实际上终结了改革开放,重回闭关锁国,其必然趋势则是中国经济大幅萎缩、失业压力山大、广大民众重新返贫。
刘梦熊认为,在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繁荣、衰退、复苏、繁荣周而复始,有其周期性和相应的经济对策。但中国是政治挂帅,政治凌驾经济,而且习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当前中国经济盛极而衰,正是由于大陆政府只搞局部经济体制改革,迟迟不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恶果!
文章痛心疾首地指出,企图回归改革开放前那套原教旨社会主义,甚至回到阶级斗争为纲、个人崇拜盛行的毛泽东文革时代,以此求得保住共产党的政权安全,只会让僵化的斯大林政治体制下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越积越多,越激越大。不受监督、制约、制衡的绝对权力,才是最大的绝对的腐败,且是各领域包括官场、军队、司法、外援撒币、医疗药业、教育、工程等等腐败的总根子!
刘梦熊呼吁,药方并不难开: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实行宪政民主、普选制、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司法独立、保障言论新闻自由进行舆论监督……是保障经济高速优质发展必由之路。
在社交自媒体上,很多人认为,作为海外亲共媒体,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这篇文章,代表了体制内对习近平统治不满的声音,是对习近平不点名的激烈批评,甚至是一篇挑战习近平权威的战斗檄文。
许成钢:“它害怕资本主义,它害怕和平演变,那它害怕的正好就是这个东西”
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忙于应对通货膨胀的时候,中国经济面临着通货紧缩。8月12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袁莉主持的《不明白播客》发表了访谈节目《许成钢:通缩下的中国会走苏联的老路吗?》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许成钢在访谈中指出,通缩下的中国经济的参照对象不是90年代的日本,而是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许成钢指出,中国的通缩很可能在疫情的尾期就已经开始了。就是疫情尾期,大家大概还都记得当时的这个动态清零有多么的残忍。就是这个非常非常残忍的这个动态的清零,就是一下子把中国的需求啊、全社会的需求啊,一下子给大幅度压缩下去了。本来中国经济就存在严重问题,然后突然之间呢,中国自己的政策把中国的需求大幅度给压下去。那么这一下压下去以后,就触发了通缩。
有人认为,中国现在的情况像日本一样,因为是通缩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从而陷入长时间的经济低迷。对此,许成钢认为,从表面上看,当下中国和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日本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但是为什么说这个事情跟日本实际上还是相当的不一样呢?两个最大的原因是:第一,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基本制度不一样。日本的制度,是一个民主宪政下的市场制度。中国是一个共产极权制,里边混杂了市场成分。那么在共产极权制下,在保证全面的国有土地制、全面的国有银行制的背景下,有了私有企业,有了市场经济。但是这个市场经济里的最大的两个成分,土地和银行,都在政府手里,就是国有制的。共产党控制一切,包括私有企业。
第二个不同,作为一个民主宪政的市场制度,日本在80年代末,这个人均GDP水平已经达到了美国的80%。换句话说,就是它已经进入到了世界领先的程度,它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全世界的科学、技术、经济的最前沿了。那么它在最前沿的情况下,产生金融泡沫,房地产的金融泡沫等等等等。那么这些个问题的性质,和中国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政府人工制造巨大泡沫,这个本身性质就不同,然后这个后果也不同。实际上中国今天的制度是从苏联来的,这是最基本的事实。那么即便经过了三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从苏联来的最基本的制度没有变化。东南西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什么?这是苏联制度,这不是中国古代制度。那么东南西北中,党政军民学、党领导一切的,就是今天中国的制度。这不是习近平一个人讲几十句话能讲出来的,这是原来就有的制度,他只不过是在重复:中国原来就有这个制度,我还是这个制度。
许成钢说,那么在这个制度下,我们必须知道当年的苏联和东欧,为什么它们的经济改革改不下去;为什么它的改革改不下去,它就陷到那个中等收入陷阱里去了。所以这就是共产极权制自己带来的陷阱,这个陷阱就是走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大家都陷到那里去。所以它不是中国特有的。共产党觉得这些因素对共产党的统治有好处的时候,它可以容忍你,让你发展;但是共产党当它担心颜色革命,当它担心资本主义复辟的时候,那这些东西就是资本主义。就是无论是外来的企业还是国内的私企,这当然是资本主义。那么它害怕资本主义,它害怕和平演变,那它害怕的正好就是这个东西。
克鲁格曼:中国陷入困境只是时间问题,习近平的失误让清算之日提前到来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最近在他的《纽约时报》专栏中连续撰文讨论中国经济问题。
在7月25日发表的文章《中国会重蹈日本的覆辙吗》中,克鲁格曼指出,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在预测日本将爆发债务危机,但这种预测并没有成为现实。在某些方面,日本与其说是一个警示故事,不如说是一种榜样——如何在保持繁荣和社会稳定的同时处理困难的人口结构。
他说,现在的中国和1990年的日本有一些明显的相似之处。与1990年的日本不同,中国经济的大部分领域仍然远远落后于技术前沿,因此生产率快速增长的前景应该会更好,但越来越多的人担心,中国可能已经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似乎困扰着许多新兴经济体,它们增长迅速,但是一旦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停滞不前。
克鲁格曼说,如果中国正走向经济放缓,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它能否复制日本的社会凝聚力——在不造成大规模痛苦或社会不稳定的情况下管理较低增长的能力。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特别是在一个不稳定的专制政权下,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吗?请注意,中国的青年失业率已经比日本高得多。所以,从经济角度来说,中国不太可能成为下一个日本。情况可能会更糟。
青年失业率比较。绿色:中国;蓝色:日本。 WORLD BANK
在8月11日,发表的文章《中国经济为何步履维艰》中,克鲁格曼引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最近发表的一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指出,中国正遭受“经济上的长新冠”困扰,即政府随意干预导致民营部门信心下降,这种干预在疫情暴发之前就开始了,之后越发变本加厉。克鲁格曼说,尽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决策着实变化无常,但他同意卡内基基金会的迈克尔·佩蒂斯等经济学家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的问题更多是系统性的。习近平的失误可能让清算之日提前到来,但如果没有根本性的改革,中国陷入目前的困境只是时间问题。
美国在中国投资了多少?在8月21日发表的文章《中国的经济危机有多可怕》中,克鲁格曼指出,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直接投资——涉及控制的投资——大约为2150亿美元。证券投资——基本上是股票和债券——有3000多亿美元。所以这里面总共有5150亿美元。这数字听起来不小,但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来说,就是个小数目。
为什么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吸引到的美国投资如此之少?克鲁格曼认为,是因为中国的政策朝令夕改,许多潜在投资者担心这个国家可能是一个捕蟑螂器:进得去,但是可能出不来。
那么中国作为一个市场呢?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是一个巨大的参与者,但它从美国购买的不多——到2022年只有大约1500亿美元,不到美国GDP的1%。因此,中国的衰退不会对美国产品的需求产生太大的直接影响。对德国和日本等对华出口更多的国家来说,这种影响会更大,对这些国家的出口也会对美国产生一些反弹效应。但总体影响仍然很小。克鲁格曼说,“我们似乎看到的是中国内部的潜在危机,而不是2008年那样的全球事件”。
文章来源:中国数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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