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绍平：我的人权律师之路

中国政府向老挝当局施压, 寻求遣返人权律师卢思位；2023年9月13日，日本香港民主联盟监事潘嘉伟（右一）等多个组织的成员到老挝驻日本大使馆门外请愿，促老挝放人。

时光如驹过隙，转眼人权律师团成立至今已满十年，过去的十年对人权律师团来说也是波澜起伏的十年。这十年的岁月具体到人权律师团各位勇敢的人权律师身上，岁月并不如梭，而是走得漫长而又艰难——被捕的、判刑的、吊销律师证的、注销律师证的、流亡海外的……相对前面情况而言平时被“喝茶”、被有司谈话这些都不算什么事。

对这一群可爱的法律人来说，大家为了捍卫人权，追求普世价值文明，付出了很多艰辛的努力与代价，甚至是付出了鲜血代价（唐吉田、江天勇、王成等被殴打致伤），但是没有人言后悔踏上人权律师这条路的，至少我没听说过。即使遭遇了中共的惨烈迫害，也没有人说过为自己成为一名人权律师、人权捍卫者而后悔，相反大家都以此为荣和自豪——我为捍卫人权与中共战斗过，为了普世价值花开中华大地努力过。

而今我也为自己能成为中国人权律师团的律师而感到自豪，为能和这样一群勇敢而有理想的人为了理想一起战斗而骄傲。

机缘巧合加入中国人权律师团

回顾自己加入自2016年10月人权律师团也已7年有余，我已忘记了是在哪里找到中国人权律师团的，但依然记得当时遇到人权律师团的心情很激动，终于见到我内心期盼已久的捍卫人权与法治，又有能力、才华、担当的一群勇士了，为自己终于有机会可以站在他们身旁和他们一起冲锋陷阵而兴奋，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这种心理多多少少带有一点“追星”的味道，同时也夹带意思一丝不安——我很清楚这一群人是不受中共待见的，不知道自己加入后会面临什么不确定的后果。

加入中国人权律师团这事，让我想起了自己当年成为律师的面试经历，当时上海律协首开律师执业面试考核的程序，我面试官的其中一人就是后来上海有过短暂探索的尝试从执业律师中选拔出高级法官的“第一人”商建刚，他由一位成功的商业律师变身为一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可惜的是当法官7年之后，我相信他终究是因敌不过中共这个破败、官僚又腐败的司法体制，熬不过自己的良知，不得不由法官选择做成一名大学老师。

当年他面试我的时候，问我为什么要做律师，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为了中国的民主、自由和法治，这是我当时回答他的核心内容，他接着反问我：“知道08宪章、茉莉花革命吗？”，当年我对外界的了解完全是个小白，我坦言不知道，为此冷汗直冒，一个如此孤陋寡闻的人，怎好意思去唱民主、自由、法治的高调，我以为通不过面试了。不想他们两位考官顺利让我通过了面试考核，并给了我祝福。可以确信的是当时像我这样去回答考核问题的人应该为数极少，因为在中共的话语体系里，这些都是禁忌词，在当年至少也是政治不正确，如果我的回答换到习近平统治时代的今天估计直接被枪毙——无法通过考核。

在我正式加入人权律师团的前一年 ，爆发了震惊中外的“709”事件，那时我还没正式成为律所合伙人，坐在大厅的办公隔断里上网时，突然发现各大平台都在长篇累牍地报道主标题为《揭开“维权”事件的黑幕》，副标题为“公安部指挥摧毁一个以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为平台，‘维权’律师、推手、‘访民’相互勾连、滋事扰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团伙”。当时我看了首先是惊讶，居然有这么一群律师“干颠覆国家政权“的事情，心情很兴奋与激动，但是又为他们遭到抓捕而感到沮丧。

由于在2015年我才开始参与公民线下聚餐活动，这一过程中认识了很多在上海的公民，接触到一个庞大的对自由、民主、宪政充满向往、渴望和追求群体——才发现原来在中国自己并不孤单。基于心中不灭的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我加入杨恒均先生发起的羊群游学活动，了解到了更多关于“709”事件，接触到了更多的民间社会。为此我也开始为“709”事件中的律师进行呼吁，开始声援、捐款与支持律师家属的抗争。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开始接触到了维权律师群体，某天突然在微信上了解到还有个“人权律师团群”，一听名字就特别兴奋，特别想加入，如果记忆没错的话，我记得应该是吴魁明律师将我拉入群，还做了入群声明，那一年是2016年10月。

 

人权律师们的辛酸与抗争

2017年4月，由于我去了一趟香港，在那次见到了不少全国各地来的同仁，当中个别人此后一直在一起。但我没想到的是，这次香港之行，我换来了司法局找我谈话，说上海市国保（现为政保）要求我写承诺，为免事端在一老资格律师的帮助下写了几句话应付他们，而内心多多少少带有一点屈辱感与不痛快。接着7月份，从我老家的老师、朋友、小学同学、曾经的同事等处纷纷传来消息，他们以为我干啥了，个个提醒我要小心，不要乱说话。问之，皆被告知，有上海和本地的警察在老家调查我两个星期之久，由于从未经历过这种事情，难免后背发凉——不知他们出于何种目的。

自从踏上人权律师之路后，慕名见到了很多同仁唐吉田、谢燕益、刘书庆、刘四新、包龙军、王宇、何伟、葛文秀、隋牧青、丁家喜、常玮平、文东海……，我加入人权律师团正值中共开始打压人权律师之际，那时谢阳、王全璋、李和平、李春富等正被中共囚禁，见证了陈建刚为谢阳辩护的勇毅，余文生为王全璋的决然……那时人权律师为被囚禁的人权律师的抗争可谓波澜壮阔，前线战斗后方声援，网络呼吁、发声明，转发消息、捐款救助……加上家属勇敢的站出来，大家相互呼应，公民朋友的大力转发信息，场面可谓巍巍壮观，也正是此时人权律师团反而加入的律师越来越多，在2018年前后达到了峰值，我记得那时至少有三百多位，微信群人权律师团人数最多的的时候达到两百多人。

或许正是中共的倒行逆施，反而激起了人们更多愤怒，大家的团结、全力抗争也激发了更多的勇气，很快“709事件”中共意图抹黑人权律师等群体的图谋，在民间此起彼伏的揭露真相的抗争中实际上已经完全破产，就我身边平时不关注时事、甚至是粉红的朋友、同事，都说中共打压这些律师是在黑吃白，都表示不相信中共的抹黑律师的那些鬼话，我的当事人也有这样的反映。人们更愿意相信这些人权律师，而不相信中共的宣传。

中共的邪恶抹黑宣传术，在“709”事件爆发以来在民间遭遇到了强烈的狙击，也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中共在“709”事件上的宣传术是破产的，中共用监牢开启对人权律师群体镇压，遭遇了律师们前所未有的顽强而有力抗争，并且取得了一些战果。于是中共一计不成，再生邪恶之计，中共倒行逆施开始修改律师法、修改律师管理办法，由原来通过监牢镇压的方式，主要替换成剥夺走律师的生存之基——通过运用吊销、注销律师执业证的方式，控制律师代理所谓的“敏感案件”，控制、限制律师的言论自由权利等，开启全方位、立体式对律师的控制、打压之路。

由于人权律师和各群体的基于中共“法律”的努力抗争，让中共疲于应付，为此中共还倒行逆施修改了其他法律。由此可见中共是多么的冥顽不化与邪恶，它不仅不针对自己独裁统治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各种严重的侵害人权的问题、社会问题等，来改进自己的工作方式和社会治理模式，而是继续倒行逆施，悖逆文明，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解决问题而是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人解决了，它们删贴封号打压不同声音，控制网络，禁止言论自由，将相关人员投入监狱、拘留或吊证等。中共的反文明、反人类由此可见一斑。

 

咬定青山不放松，雨雪风霜任峥嵘

不知不觉至今我和这个群体在一波又一波的抗争中，度过了七年时光，期间我也学会了逐步开始代理、介入由中共定性的所谓“敏感案件”，比如法轮功宗教信仰案件，与赵永林共同代理公民张昆案，和张磊代理了朱承志案，同常玮平、黄志强代理了公民王和英案等，参与一些案件的研究、发声，与国保（现为政保），司法局，各地法院、检察院，监狱当局周旋，参与公民聚餐等。在大陆代理这类案件，与参与民间活动的艰苦程度与压力的确是非常巨大的。

这七年时间世事变迁巨大，香港由自由港彻底走向沦落，失去了原有的自由与法治，日益变成大陆的一个省份；国内人权状况越来越糟糕，法治倒退，整个国家堕入警察之国，人们噤若寒蝉；中共官员贪腐更加严重，社会状况、经济发展也每况愈下。总之，大家都共同见证了中共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社会倒退之神速，他不愧“总加速师“的称号，在他独裁下这国、这国的人民更深受中共独裁之害，整个世界也更加清醒地认清了中共的本质。希望总加速师可以继续加速这个政权走向崩塌，加速它脆断，让中国人民早日脱离中共独裁的苦海。

这些年来中国人权律师团律师们任务变得更加艰巨，日子更加艰苦，遭受迫害更加严重，中国人权律师团律师的命运成为了中国人民命运的一个缩影，当一个国家连一群捍卫人权、追求普世价值的律师，他们都无法保障自己的基本权益时候，意味着这个社会普通民众遭受到的苦难往往更加深重。虽然时局艰难，但这不是人权律师们退怯的理由——咬定青山不放松，雨雪风霜任峥嵘。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