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林肯：冷战后世界秩序已经终结，新时代面临三大决定性考验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9月13日在华盛顿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发表讲话，以分享拜登政府在这一“历史拐点”上对美国外交的力量与目的的看法。布林肯表示，冷战后形成的世界秩序已经终结，当下是将决定未来的激烈而持久的战略竞争的初期。

布林肯在题为“新时代美国外交的力量与目的”的演讲开始时说道，“现在，我们发现自己正处于历史的另一个关键时刻——努力解决尼采（美国前海军部长保罗·尼采）所定义的战略这一根本问题：‘我们怎样才能从我们现在的位置到达我们想要到达的位置，而不会在途中遭遇灾难？’ 今天，我要做的就是阐述拜登政府对这个深刻而重要的问题的回答。让我们从我们所处的位置开始。在座各位正在研究的国际格局，与30年前我与斯坦伯格（院长、James Steinberg）先生一起初入政府时所遇到的格局大相径庭。冷战的结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希望，那就是朝着更加和平与稳定、国际合作、经济相互依存、政治自由化和人权的方向迈进。”

布林肯说，“事实上，后冷战时代取得了显著进展。十多亿人摆脱了贫困。国家间冲突降至历史最低点。致命疾病减少，甚至根除。并非每个人都能平等地受益于这一时期取得的非凡成就。（世界）秩序也曾面临严峻挑战——前南斯拉夫战争、卢旺达种族屠杀、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叙利亚、新冠疫情大流行——仅举几例。但是，我们现在经历的不仅仅是对冷战后秩序的考验。而是它的终结”。

布林肯说，“这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是什么让我们走到了这一步，这将是未来几十年研究和辩论的主题。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决定我们如何应对冷战后时代的一些核心假设已不再成立。数十年相对稳定的地缘政治已让位于与专制大国、修正主义大国日益加剧的竞争。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是对《联合国宪章》所庄严地载入的国际秩序及其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以及个人不可分割的普世人权等核心原则的最直接、最迫切的威胁”。

布林肯续称，“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PRC）构成了最重大的长期挑战，因为它不仅渴望重塑国际秩序，而且越来越拥有实现这一目标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而北京和莫斯科正在通过它们的‘无上限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让世界对专制而言变得安全”。

布林肯说，“随着这种竞争的加剧，许多国家都在两面下注。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从资源与国家政府不相上下的企业，到为数亿人提供服务的非政府组织，到有能力造成灾难性伤害的恐怖分子，再到贩卖非法毒品、武器和人口的跨国犯罪组织。国际合作变得更加复杂。这不仅是因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还因为气候危机、粮食不安全、大规模移民和流离失所等全球性问题规模巨大”。

布林肯说，“各国和公民正在失去对国际经济秩序的信心，系统性缺陷动摇了他们的信心：少数政府利用破坏规则的补贴、窃取知识产权和其他扭曲市场的做法，在关键领域获得不公平的优势。技术和全球化掏空并取代了整个产业，而政策却未能为被抛在后面的工人和社区提供足够的帮助。不平等现象急剧增加。从1980年到2020年，最富有的0.1%人口所积累的财富与最贫穷的50%人口所积累的财富相同。这些差距持续的时间越长，就越能激起人们的不信任和幻灭感，因为他们觉得体制没有给他们公平的待遇。同时，它们也加剧了政治两极分化的其他驱动因素，这些因素被算法放大，强化了我们的偏见，而不是让最好的想法上升到顶端”。

布林肯提及，“更多的民主国家受到威胁。民选领导人从内部发起挑战，他们利用不满情绪，煽动恐惧；侵蚀独立的司法和媒体；让亲信中饱私囊；镇压公民社会和政治反对派。还有来自外部的挑战，专制者散布虚假信息，将腐败武器化，干涉选举。这些事态发展中的任何一个都会对冷战后的秩序构成严重挑战。但它们合在一起，却颠覆了这一秩序。因此，我们发现自己正处于拜登总统所说的一个拐点。一个时代正在结束，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始，我们现在作出的决定将决定未来几十年的走向。”

布林肯说，“在这一关键时期，美国正以实力地位发挥领导作用。实力源于我们的谦卑和自信。谦卑是因为我们面临着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应对的挑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赢得一些国家和公民的信任，而旧秩序未能兑现对他们的许多承诺。因为我们认识到，领导力始于倾听，从他人的角度理解共同的问题，这样我们才能找到共同点。还因为我们在国内面临着深刻的挑战，如果我们要在国外发挥领导作用，就必须克服这些挑战”。

布林肯续指，“但信心——信心——因为我们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只要美国团结起来，我们无所不能。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我们更有能力动员他人参与共同事业。因为我们不断努力形成一个更加完美的联盟，使我们能够弥补我们的缺陷，从内部更新我们的民主。因为我们对未来的憧憬——一个开放、自由、繁荣和安全的世界——不是美国一家的憧憬，而是各大洲各国人民的持久愿望”。

布林肯补充说，“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是自由的，可以塑造自己的未来、社区和国家。一个每个国家都能选择自己的道路和伙伴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商品、思想和个人可以在陆地、海洋、天空和网络空间自由合法地流动，技术被用来增强人们的能力，而不是用来分裂、监视和镇压他们。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全球经济以公平竞争、开放、透明为定义，繁荣不仅以国家经济增长多少来衡量，而是以有多少人分享这种增长来衡量。一个在劳动和环境标准、卫生、教育、基础设施、技术、安全和机会方面力争上游的世界。一个维护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核心原则、尊重普世人权的世界。”

布林肯表示，“我们将在开明自利意识的指引下推进这一愿景，这种意识长期以来一直激励着美国发挥最佳领导力。二战后，我们帮助建立了国际秩序，并为其他国家和人民的进步投资，因为我们认识到，这不仅符合人类的利益，也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明白，即使作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制定共同的全球规则——接受某些限制——并支持其他国家的成功，最终将使美国人民更加繁荣、更加和平、更加安全。现在依然如此。事实上，美国在维护和加强这一秩序方面的开明利己主义从未如此强烈”。

布林肯续称，“我们的竞争对手有一个根本不同的愿景。在他们眼中，世界是由一个单一的迫切所定义的：维护政权和发财致富。在这个世界上，专制者可以自由地控制、胁迫和镇压他们的人民、邻居以及任何阻碍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人。我们的竞争者声称，现有秩序是西方强加的，而事实上，支撑现有秩序的准则和价值观是普世性的——并载入了他们签署过的国际法。他们声称，政府在其境内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人权是主观的价值观，因社会而异。他们认为，大国有权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实力和邻近使他们有权对其他国家的选择指手画脚”。

布林肯说，“这两种愿景的对比再清楚不过了。对于世界和美国人民来说，我们所面临的竞争的利害关系再重要不过了。当拜登总统邀请我担任国务卿时，他明确表示我的工作首先是为美国人民服务。他坚持要求我们回答两个基本问题：美国在海外的接触如何能使我们在国内更加强大？我们如何利用美国在国内的复兴使我们在世界上更加强大？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从第一天起就指导着拜登总统的战略”。

布林肯说，“我们首先在国内投资，这样美国才能在世界上处于最有利的竞争和领导地位。正如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提醒我们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己社会的健康和活力’。拜登总统和我们的国会为增强我们的健康和活力作出了美国几代人以来最大规模的投资。我们正在升级基础设施，促进研究，支持21世纪的关键产业和技术，为我们的制造业基础充电，引领全球能源转型”。

布林肯强调，“在我的职业生涯和有生之年，我们的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他在制定我们的现代工业和创新战略并使之与我们的外交政策保持一致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加强并巩固了我们在国内的复兴。这就是美国外交的力量与目的所在。我们战略的核心是重新接触、振兴和重新构想我们最大的战略资产：美国的联盟和伙伴关系。”

布林肯表示，“我们正在有目的、有紧迫感地努力，以新的方式加深、扩大和调整我们的朋友关系，以便我们能够应对这个新兴时代的三个决定性考验：激烈而持久的战略竞争；对世界各地的生命与生计构成生存威胁的全球挑战；以及重新平衡我们的技术未来与经济未来的迫切需要，从而使我们的相互依存成为力量的源泉，而不是脆弱性的源泉。”

布林肯说，“我们通过我称之为外交可变几何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以需要解决的问题为出发点，并以此为基础，组建规模适当、形状合适的合作伙伴小组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意识地确定真正符合目的的组合。这些联盟并非存在于真空中。创建和加强任何一个团体都会带来可用于美国庞大的合作伙伴网络的能力。我们建立的联盟越多，我们就越能发现它们之间新的协同作用——包括我们可能没有完全预料到的方式。合在一起，整体就会远远大于部分的总和”。

布林肯指出，“民主政体始终是我们寻求合作的第一站。它们将永远都是。这就是为什么拜登总统召开了两次民主峰会，让来自大小民主政体、新兴民主政体和老牌民主政体的领导人齐聚一堂，共同应对我们面临的挑战。但是，在某些优先事项上，如果我们单打独斗，或者只与我们的民主朋友合作，我们将一事无成。许多问题需要更广泛的潜在合作伙伴，与更多国家建立更牢固的关系会带来更多好处”。

布林肯补充说，“因此，我们决心与任何国家合作——包括那些在重要问题上与我们意见相左的国家——只要他们愿意为其公民提供服务，为解决共同的挑战作出贡献，并维护我们共同建立的国际准则。这不仅包括与国家政府合作，还包括与地方政府、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学术界和公民，尤其是青年领袖合作”。

布林肯指出，“这是我们实现目标的战略核心。我们主要通过以下四种主要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布林肯介绍说，“首先，我们正在更新和深化我们的联盟和伙伴关系，并建立新的联盟和伙伴关系。其次，我们正在以创新和相辅相成的方式，跨越问题和大陆，将我们的联盟和伙伴关系编织在一起。第三，我们正在建立新的联盟，以应对我们这个时代最严峻的挑战。最后，我们将新老联盟联合起来，加强对应对全球挑战至关重要的国际机构”。

布林肯在讲话中称，“当我们加强国际机构时——当它们兑现确保安全、扩大机会、保护权利的核心承诺时，我们就建立了一个由公民和国家组成的更广泛的联盟，他们认为国际秩序能够切实改善他们的生活， 值得维护和捍卫。因此，当世界上的北京们和莫斯科们试图改写，或摧毁多边体系的支柱时，当它们谎称这一秩序的存在仅仅是为了促进西方国家的利益而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时，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将会站出来说：‘不，你们试图改变的体系是我们的体系，是为我们的利益服务的’。同样重要的是，当我们的美国同胞询问我们在海外的投资有什么回报时，我们可以指出美国家庭和社区的切实利益，即使我们在外交和全球发展方面的支出还不到联邦预算的百分之一”。

布林肯稍后强调，“在这个关键时刻，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不是负担。它是保障我们的自由、民主和安全的必要条件；是为美国工人和企业创造机会的必要条件；是改善美国公民生活的必要条件”。

布林肯谈到，“二战后领导国务院的艾奇逊（美国前国务卿、Dean Acheson）在他关于那个时期的著作《创世亲历记》中指出——我引用他的话：‘历史是倒着写的，但（它）是向前经历的’。当然，艾奇逊写的是一个不同的拐点，但他的话适用于每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的时期，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回过头来看，正确的决定往往是显而易见的，最终的结果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布林肯说，“现实中，这是一片迷雾。那些提供秩序感、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的规则不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每一个行动方针都存在固有的风险，我们无法控制的潮流，无数的生命受到威胁。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时期——事实上，尤其是在这些时期：政策制定者也没有机会奢求等到迷雾散去后再选择政策”。

布林肯说，“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果断行动起来。我们必须让历史向前发展——就像艾奇逊所做的那样，就像布热津斯基（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Zbigniew Brzeziński）所做的那样，就像所有其他伟大的战略家所做的那样，他们引导美国度过了这些关键时刻。我们必须将我们的手放在历史的舵上，在即使在不确定的时代也是确定的东西——我们的原则、我们的伙伴、我们对我们想要去的地方的愿景的指引下，规划出一条前进的道路，这样，当迷雾散去时，出现的世界就会向自由、向和平、向一个能够迎接时代挑战的国际社会倾斜”。

布林肯最后宣称，“没有人比拜登总统更了解这一点。由于他所采取的行动，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比两年半前强得多。我深信，几十年后，当这段历史被书写时——也许是由你们中的一些人书写：它将表明，我们的行动方式——果断、具有战略眼光、谦卑和自信地重新认识美国外交的力量与目的——我们确保了美国的未来，我们为我们的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我们为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开放、更加繁荣的时代——为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奠定了基础”。

文章来源：R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