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網紅Cheap一番「批評民進黨會被抄家」的言論引發了許多人的討論。他在文章中提到，「我覺得現在的氛圍是，罵民進黨是件很可怕的事情，你可能會被抄家、會被調查祖宗十八代，更多更兇的是他們義勇軍、他們側翼媒體」，另一個網紅呱吉則稱，「老實說我沒想過自己會面對言論緊縮的一天，這是一個比二十年前更加不自由的年代」，引發了許多的討論。
言論自由猶在，祇是理性縮減
首先，台灣的言論有比以前更不自由嗎？我想應該是否定的。言論自由的定義，是指在發言之前不會遭到國家的政治審查，很明顯，台灣並不是在言論自由下縮限。在台灣，目前沒有人像中國那樣，僅因立場不同就遭到國家機器侵害人身自由，或傷害到家人。但是，近幾年的言論市場是否有所改變？我想，這是有的，而且很明顯，理性討論政策的空間正在逐步限縮。這指的不是說錯話會被批判，而是斷章取義、紮稻草人等糟糕的討論風氣大行其道，讓理性思辨的空間縮小。
猶記得在2014年太陽花運動時，當時社群平台FB剛開始有許多人使用，在上面常有許多長篇大論對於民主的討論。當時，許多人總寄望著數位技術能讓選民得到更多資訊，能有更為良善的民主。當時蔡榮峰一篇有名的文章〈鍵盤參戰－淺談「數位原民」的網路政治學〉還曾稱，網路適合有批判性跟自我思考傾向較高的「求證型公民」，不利於「政治宣傳」（Propaganda） 的散佈。但到了今天，回顧網路的環境，很明顯並非如此，而且在各種因素的推波助瀾上，網路還成了更為極化、仇恨言論更多的地方，而以前那些會發長文的公共知識分子們，卻逐漸消聲匿跡。
為什麼如此？其實有很多因素可以細細拆解。
我們先來探討網路酸民為什麼會出現。在〈我們都可能是網路酸民〉一文中，Julia Shaw博士指出，在負面情緒或負面內容後發文的參與者，有68％的參與者會回以謾罵貼文，幾乎是在正面情緒或正面內容後發文的參與者的2倍之多（35％ ），這表示人們在負面情緒下更容易留下酸溜溜的話語；而在這些文字後面留言的人，也更容易留下酸文，讓酸文的出現機率大增。
酸文吸睛特強，溫和力量退場
不過，王宏恩在〈網路製造了酸民，還是放大了酸民？〉一文中則引用了丹麥Aarhus University的兩位政治學教授，於2022年在政治科學領域頂尖期刊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發表的論文〈The psychology of online political hostility: A comprehensive, cross-national test of the mismatch hypothesis〉指出，網路讓比較溫和的選民更為沉默，因此用比例來看網路上就有更高比例的仇恨言論；同時，民眾因為在網路上更常碰到不認識的人，也更覺得那些仇恨言論來自於不認識的人，這些結果共同造就了人們對於網路負面言論的印象。王宏恩在文章中下結論指出，網路並沒有創造或放大酸民，而是縮小了溫和的其他選民。
但無論如何，相較溫和的文章，酸文更容易觸發人們的情緒，也更容易引發更多人的關注與討論。
同時，在網路平台逐漸引入廣告作為收益來源之後，留住使用者、增加廣告收益，才能帶來更多企業的利潤，這使平台有動力引入演算法，留住人們。這些演算法無法分辨言論的好壞，誤以為這些情緒激動的文字比其他文字更為吸引人，就容易把這些文字推到人們的眼前，一方面讓人們接觸到極端的文字，另一方面又讓人們更難碰到不同的意見。這使人們誤以為自己的意見就是正確的，也讓人們逐步極化。
在情緒之外，討論政策本身也存在門檻。在許多議題越來越專業的今天，政策背後的論述也比以往更為複雜。但在達克效應下，人們卻容易誤以為自己Google以後，就可以評論政策；但在同時，要把政策背後的專業講清楚，卻需要更多篇幅與閱聽人的耐心。而在短影音盛行的今天，由於人們的注意力比以往更為短暫，這樣的文章又更難搏得人們的眼球。
理性討論需要門檻、時間、超然
連翊婷在〈「公民理性論政」是可能的嗎？從實驗政治科學文獻看社群媒體時代的公眾討論〉一文中也整理了三個要重要的要素：一，理性論政需要大量吸收資訊，但是一般人難有時間，或是需要娛樂，難有時間吸收到理性論證所需要的資訊。再來，人們容易進入「動機性推理」的狀況，把資訊拿來建構符合自己政黨傾向的論述。第三個問題，則是在假消息氾濫的今天，會影響到公民對政策事實的認識。
演算法在這件事情上也推了一把。為了把人們留在平台上，許多平台開始降低站外連結的觸擊率。過往許多好文都在知名的部落格平台，如天下獨立評論、想想論壇，或是菜市場政治學等，未必在社群平台上。當這些文章的觸擊率降低，也讓人們更難有機會碰到長文及長文承載的知識。
最後，則是網軍與假帳號。為了讓社群平台的演算法推廣特定推文，不肖的公關業者創立了大量的假帳號。一方面這些假帳號可以在粉專下大量留言，增加粉專的分享與觸擊率，影響演算法的判斷；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政治文章下大量留言洗風向，或是霸凌反對者，讓反對者陷入沉默螺旋進而噤聲。
在網軍大行其道之下，就讓過往許多以長文著稱的公共知識分子逐漸隱退。一方面這些公共知識分子發文需要更多知識脈絡，不如網軍斷章取義、亂貼標籤來的容易；另一方面，這些人發文通常不是為了盈利，而是在工作之餘發文抒發心情；但是網軍的上班就是在發文。這兩邊的驅動力無法相比，也難怪網路會逐漸被假帳號的言論淹沒。
在以上這些因素的影響下，社群平台就成了極化與大亂鬥的地方，反而縮限了理性討論政策的空間，進而傷害到民主的公眾輿論空間。
應該對超大型平台課予相對責任
社群平台上的討論空間承載的並非只是單純的網路討論，更可能是民主思辨的場域。對於這些市佔達一定比例的超大型平台，我們應該透過法律要求他們負起一些責任，比如強化平台的透明度，讓人們可以看見廣告背後的資金來源，或是影片的贊助資金來源，這也是《數位中介服務法》本來要規範的平台義務。進一步，或許我們也能要求平台善盡「民主基礎設施」的義務，但也讓國家可以支付平台維護討論空間的費用，如同維護公共空間需要費用一樣。
另一方面，極權國家也正在濫用民主國家的言論空間，極權國家的代理人反串成一般人，大喊著言論自由，但其卻坐擁極權國家龐大的資源挹注，且背後根本只是為了極權國家的利益。透過境外勢力影響力透明化法，我們可以揭露公關公司背後是否有來自極權國家的資金，進而揭露惡質網軍。
社群平台上的理性思辨空間，影響的是民主的品質與未來。若這樣的空間逐漸縮限，大家越來越少在平台上討論政策，就會讓假消息與網軍在平台上橫行無阻。要打造這樣的民主基礎設施，需要以法治為基礎，讓平台業者負起責任，也需要每個人一起審視自己的偏誤與人性。
作者為自由軟體工作者、公民記者
文章来源：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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