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利：白纸运动一周年：再看中国民主变革的必要条件

一年前，以年轻一代为主体，中国民众发起了一场大规模抗议中共新冠清零政策、要求政治变革的运动。这个被称为“白纸运动“的抗议活动，是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后中国首次全国性争取自由和民主的努力。

期间，我给《华盛顿邮报》撰文分析白纸运动对推动中国政治社会变革的意义，在其中我重述了我一直以来的思路：中国发生实质性民主变革至少需要四个必要条件--首先，人民必须普遍对政治现状感到强烈不满并有求变的愿望；其二，必须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有生命力、可持续的民主反对力量；其三，中共统治阶层内部必须发生政治分裂；其四，国际社会必须对中国的民主反对力量抱有希望并给予有效支持。在过去的一年里，第一个条件加深了，为其他三个条件创造了新的可能性。

经济困境威胁中共统治

白纸运动重挫了刚刚在中共二十大上达到权力顶峰的习近平的政治威严，人们对习近平及其政权的恐惧和敬畏减少了，针对其政府和政策的抗议活动越来越频繁。与此同时，许多人预期的疫情后经济的强力反弹并未发生，习近平的全球野心引起了美国及其盟友的高度警惕和反制。他对安全意识的着魔和偏执的政策--例如全国范围的“反间谍运动”--强化对民间控制和对外部防范，加深了市场和国内外企业家的不信任和信心流失。这一切都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困境。

观察家们对陷入困境的中国经济虽有不同的诊断，但有一个底线共识：中国快速经济增长的辉煌时代已经结束，在可预见的未来，相对的低速增长并间歇性受到习近平政治干扰的经济将是常态。这样的现状对中国社会有重大影响。

天安门大屠杀使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几乎丧尽。然而，尽管面临严峻挑战，中共不仅稳定了其统治，甚至依赖三个主要支柱加强了其统治地位。第一个支柱是持续而精细的政治控制，而另外两个是中共在后天安门时期政治合法性的最重要来源：快速的经济发展（绩效合法性）和民族主义。在这些支柱中，快速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因为民族主义的论述和煽动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体量越来越大的经济。

用另外一个视角来看绩效合法性就是：在天安门大屠杀引起的普遍恐惧和犬儒的政治氛围中，中国人民（特别是精英阶层）与中共政权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的交易：以自由换取繁荣和安全。直到最近，尽管不断面临挑战，只要中国经济保持增长势头，这一交易基本上仍然得以进行。

目前，随着绩效合法性岌岌可危，习近平必须更多地依赖政治控制和煽动民族主义来维护其政权的安全。例如，在今年6月，中共政权推出《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任意对爱国主义进行法律定义。8月，中共政权启动了全国范围的反间谍运动，随后在9月公布修改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将可任意解释的“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等行为法律化。这些民族主义政策为中共政权实施专政提供了便利工具，因为异议和（涉外）商业活动很容易被贴上间谍或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标签。习近平的安全政策让每个人都感到不安全。

民心思变，用脚投票

如今，中国人和中共政权的默契交易正在瓦解——以自由换取繁荣和安全的时代不再可持续。中国人民，特别是曾经在后天安门时期与中共统治集团一体化的精英，要么躺平，要么反抗，要么选择用脚投票。2022年，中国移居国外的净人口超过31万，预计2023年有更大规模的逃亡。也就是说，中国精英阶层开始背弃中共政权。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但仍需观察，开始背弃中共政权的精英阶层将如何成为政治独立的中产阶级并与现有的公民社会运动融合，以建立一个有生命力、可持续的民主反对力量（条件二）？

如果条件一随着精英阶层与中共政权之间分离的趋势持续加强，条件三，中共统治阶层内部政治分离，发生的可能性就会增大。首先，中共政权与中国经济精英之间的不断分离越来越牵涉到中共官僚的利益——数十年的权钱交易已经在中国经济精英和各级官员之间建立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其次，当习近平继续犯严重的经济和外交政策错误引发更广泛的公众不满时，无论是出于不同的政策理念还是出于赤裸裸的争权野心，党内高层有人利用民怨进行权斗的可能性会随之升高。

国际支持声援中国政治犯

再来看条件四——国际支持。美国主导的民主世界在制定和执行对华政策时应有意识地将帮助培育条件二和条件三的目标放在心上。西方政府必须在与中国的接触中坚持民主的价值原则，以帮助推动中国的人权事业并发育政治上独立的中产阶级。西方政府必须继续给中国的政治犯道义和实际支持，为争取他们的自由而努力，例如激发了白纸运动的“孤胆英雄”彭立发。

毕竟，民主反对力量的生命力和持续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关键领袖群体，若多数领头人被监禁或逃亡，所需要的领袖群体就无法形成。如果中共领导层出现分裂，西方政府应选择与更开明的领导人而非强硬派进行对话，以加强前者的合法性。最后，民主世界需要反制习近平的全球野心，因为中共在国际舞台上取得的任何收益都只会返回来增强其在国内实施专制主义的铁拳。

文章来源：V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