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为什么没能走向现代性？（上下左右）

上下左右 Matters 20231224

前天劳东燕教授在微博上写到：

从大学时代开始，在专业学习之外，我一直对这样一个问题充满好奇：中国社会为什么没能自主地走向现代性。

 

这有点像李约瑟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那么发达，近代却没能发生科学和工业革命？劳教授问题的重点是，中国没能“自主地”走向现代性，也就是说，中国被动地走向了现代性。李约瑟问题上我们可以说，中国没有自主地产生科学和工业革命，而是被动地接受了科学和工业革命。在科技上这是一个事实。但在现代性上，我想说的是：中国至今也没能走向现代性。原因其实在我们以前的文章中已经都探讨过了，我们这里只需要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我们这里的现代性不是现代化，不是科学技术，不是市场经济，甚至也不是理性。这些中国多多少少都已经实现了。我们是从一个很狭隘的角度来定义它：就是摆脱人身依附和等级制，实现托克维尔所描述的平等。为什么这个狭隘的角度被用来定义现代性而不是前面那些？因为这个角度才是现代和前现代最本质的区别。举个例子。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国人接触到了各种新的技术，也接触到了新的思想，但是他们最终选择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我们现在看待他们不会认为他们具有现代性，因为他们的主体思想仍然是前现代的。有趣的是，到了今日，中国人还在“师夷长技以制夷”。西方搞个芯片，我们也学着搞，目标还是要制夷。搞芯片当然是对的，就好像洋务运动学习西方也是对的，只不过它仍然是在前现代的思想背景下的行为。

回到正题。中国社会为什么没能走向现代性？这是一个多维度的问题。我们这里仅从一个维度来描述它：那就是中国社会没有经历过和欧洲宗教改革相当的社会变革。在宗教改革之前，欧洲是一个神权政体，政治依附于宗教。说它是政教合一那是高看了政治。而宗教改革之后，政治占据了主导，普通民众的思想脱离了神学的束缚，有了思想自由，有了民族国家，也有了后来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这一切的主线就是：从等级制变为平等，从束缚变为自由，从服从权威变为尊重个人。前面的文章已经讨论过，中国经历了起伏，但大致延续了传统的政教合一体制。所以中国社会还没有走向现代性就不足为奇了。

举个例子。政教合一的体制有一个特点，就是会歌颂牺牲。我们知道，牺牲的本义是用来祭祀的牲口。它是一个宗教色彩很强的词。在宗教中它甚至被看作是一种奖赏而不是惩罚。比如商朝人就热衷于人祭。这和后来的人本主义思想是相反的。牺牲不再被鼓励，个人的价值不再被漠视，而成为了社会的基础。

中国社会不是没有过类似宗教改革的努力，只不过它们的影响不够深刻。比如说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引进了西方的各种思想，但这些思想只停留在知识精英的圈子中，对于当时广大的底层人民并没有任何作用，毕竟当时的底层人民连字都不认识。

时至今日，没有完全走向现代性的社会还有很多，中国社会也并非独特。比如印度就有种姓制度的影响。这是历史悠久所带来的一点副作用。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看到传统观念的快速消退，比如说年轻人对生育的漠然完全与传统相反，这说明传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大。

我们并不是说中国一定会追随欧洲的剧本。很多情况有了巨大的差异。宗教改革是一次认识论和制度同时变革。认识论对人的冲击是非常大的。从“教会说了才是真理”到“每个人都可以探索真理”，这对教徒来说无异于重生。所以认识论和制度变革耦合在一起，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中国在晚清睁眼看世界，认识论开始出现一些改变，但终是步人后尘，不是自己发现，所以缺乏那种自发的冲劲。于是认识论改变的过程很慢，中间还有过几次反复，一直持续到现在。制度变革更为缓慢，也和认识论不同步。体用之争一直持续。这种节奏的差异也影响了中国和西方走上不同的现代化路径。

文章来源：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