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独裁体制下，特别像中国这种独裁体制，要对领导人的权威进行准确的、定量的度量，几无可能。即使在威权国家，也有直接针对领导人的民意调查，然而在中国，最多能够做到的是对政府满意度的调查，虽然政府满意度也间接反映了对领导人的信任程度，可两者毕竟不能直接划等号。再考虑在中国涉及政治的民意调查的可信度，即被调查对象未必会说真话，很难从中去评估领导人的权威程度。然而，这并非表明对习近平权威的衡量就束手无策，我们可以从中共重要会议的语言表述分析评估习近平权威消长的趋势，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党国体制对领导人有不同于一般独裁体制的独有的语言表述方式，在习近平时代，最明显的是诸如核心、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等语词，以及固定的、程式化的表达。这些词汇和表达方式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一般都会出现。
相对政治局会议、中央全会和党代会以及其他的政治类重要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显示习近平的权威性这一点上，有着优势：首先，它是对当年经济工作的总结和次年经济工作的部署，经济工作会议虽然也有着很强的政治性，但是在会议的性质上毕竟不像前三者一样属于政治会议。因此，在测试和反映领导人权威的政治灵敏度上，反而比政治会议要强。原因在于，因为是政治会议，即使是习近平的权威有所下降，但在表述上当局会让它不明显体现出来，换言之，无论习近平真实的政治权威程度如何，在政治类会议上，体现权威的一些固有语言和表述一般都会有，外界很难看出其中的些微差异，但是对经济工作会议，如果习近平的权威在这一时期有所下降，在表述上就会有反映。大概在当局看来，没有写上习近平专用的词汇，人们一般都不会注意。
其次，经济工作会议一年一次，而且是在年末举行，能更好反映和检验习近平一年来特别是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力。政治局会议一般一个月开一次，虽然习在某个月权威有所下降也许会在会议的表述中体现，但第二个月或第三个月其权威又会恢复，所以它的波动性有点大。党代会五年一次时间又太长，如果在会议的公报中出现了明显不同于上次党代会的表述，当然是重大的情况变化，能够直接反映习的权威的变动，但这只能等到5年后。中央全会虽然也是一年一次，其会议的政治性仅次于党代会，但如前所述，它的政治灵敏度比起经济工作会议要弱，不能很好地反映习的政治领导力。另外，中央全会在当年10月举行的时候更多，不像经济工作会议12月举行反映全年情况。
再者，经济工作会议有一个连续性。某次经济工作会议无法验证习的权威的消长，必须把时间拉长，再对照当年发生的一些重大事情以及社会情绪，就可以从会议的文字表述中看出习的权威消长的细微变化。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几天举行，在几千字的新闻报道中，提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有两次，分别是第三段和倒数第三段；在第六段还提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此外，再无其他只属于习专有的政治词汇。
将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和过去10年尤其过去五年的经济工作会议拿来逐一对比，会发现习的政治权威是有衰减的。
同中共其他的重要会议尤其前述的几个政治类会议一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形成了一种程式化的报道方式，这就是毛曾经严厉评判的党八股，只不过，在江胡时代，包括习的第一任期，这种党八股文风还不是十分严重。习上台的前四年，经济工作会议的报道虽然有“会议要求、会议强调、会议号召”之类表述，有着当时的政治术语，但是习近平的名字不是每年都出现。比如2012年和2013年在会议报道的倒数第三段，有“会议要求，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的表述，2014年和2015年的倒数第三段，将“会议要求”改成“会议号召”，没有出现“以习为总书记”这个表述。2016年的倒数第三段不是“会议号召”，而改成“会议强调”，依然没有习的名字。
但从2017年开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报道有两个明显改变，一是谈到做好明年的经济工作，统一用“会议强调（2017年用的还是会议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二是倒数第三段，统一用“会议号召，全党全国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另外，体现习的政治权威的“四个自信”、“四个意识”、“两个维护”等政治标语也开始出现在报道中。比如，2017年就有“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四个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之类话。原因就在于，习近平在2016年10月召开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首次自我加冕成为中共“核心”，2017年习在中共十九大连任并且提出了“习近平思想”，进一步确立了核心地位，所以才有突出其在党内政治权威的表述变化。
综观十九大以来的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报道，在显示习的政治权威的表述上，共同点是以习思想为指导，团结在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同点是，2019、2021、2022这三年都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表述，只是2019年放在“会议强调”那段，2021、2022年放在“会议号召”那段，但2018、2020年以及今年则没有出现这四个政治词汇。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就需联系这三年的具体情况来分析。
2018年，中美贸易战正式开打，由于中国还没摸准特朗普的谈判风格和施政特点，在和美国的对抗中不能扬长避短，而是被动的一味对抗，造成社会的悲观情绪以及经济发展的困难。2020年是新冠疫情爆发的第一年，习近平采取封城的应对方式，更是挑战了社会的忍耐极限。因此在这两年，习的领导能力大受损害，在党内和社会的权威都受到严重影响和冲击，经济工作会议于是没有提“四个自信”、“四个意识”、“两个维护”。
如果说，十九届的5年，党内最高层还有李克强和汪洋这两个团派在，他们虽受习的压制，但是当经济和社会形势不好时，他们在党内的话语权也会相应提高，对习的权威有进行软抵制；20大后，不但党内最高层全部是支持习的力量，政治局这个中共的政治中枢也几乎全是习的人马，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习的权威在党内和社会受损，按理他们也会全力去维护，然而，今年经济工作会议没有把“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写进去，说明习三年新冠处理的失败以及在放弃清零后经济没有像样反弹，即使他的亲信也看不过去，在他们那儿，习的权威也受到折损，即便他们还对习唯唯诺诺，但在私下里，不会再把他看作不可冒犯的神圣存在。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习在党内高层的政治权威虽然已经衰减，但程度还是没法具体量化，是否严重不好评估。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如果习再走错一步，比如明年的经济形势继续糟糕，或者在外交、两岸、社会领域出现某种不可测的事件或危机，他的权威会进一步衰落，党内乃至他的亲信队伍内部会不会酝酿某种躁动，值得我们观察。
文章来源：V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