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咏梅：推动日本现代化转型的《神奈川条约》

前面有一文说到，我在华府潮汐湖赏樱花时，看到了一座日本风格石塔。这是1958年春天樱花盛开时，当时的日本横滨市长赠送给华府的礼物，以纪念1854年3月31日美国与日本签署的《神奈川条约》，象征日美两国的友谊永垂不朽。

这个《神奈川条约》打破了日本曾长达200年的闭关锁国，其历史意义相当于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只不过《神奈川条约》彻底打破了日本紧闭的国门，改变了日本的国运，而中英《南京条约》只将中国闭锁的大门打出了一条缝隙，中国仍然顽固拒绝对外开放，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1900年义和团动乱引来八国远征军来华，但这时被迫大开国门已无法挽救奄奄一息的大清王朝，大清离灭亡之日只有短短11年了。

中国历史教科书指《神奈川条约》是美日之间一项不平等条约，所谓不平等当然是指美国对日本的不平等，如果日本送礼物给美国予以纪念，岂不是说日本认为这个对自己不平等的条约是合理的，值得肯定？

中英《南京条约》是中国在鸦片战争惨败后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人一直认为是莫大国耻。《南京条约》对中国人是国耻，难道《神奈川条约》对日本人不是国耻？难道日本人不以为耻，反而以耻为荣需要纪念？

实际这就涉及到两国国民对历史潮流的认知和对应，这种认知和对应中日两国之间差异很大，而这种差异也决定了两国最后的国运和发展。

上世纪80年代我移民香港后首次到澳门旅游，参观澳门最著名名胜大三巴。大三巴是17世纪葡萄牙人建立的圣保禄教堂的遗址。三巴就是圣保禄葡萄文São Paulo的广东话音译。这座圣保禄教堂的遗址展览有死于日本江户时期教难的天主教徒的遗骸。这让我首次知道，日本曾有过长达200年的闭关锁国的黑暗时代。在《神奈川条约》签订之前，日本德川幕府执政的江户时代实行完全的禁教（禁止西方传教士到日本传教）和闭关锁国国策，禁教锁国之严酷，更甚中国清朝初年雍正皇帝的禁教锁国令。

日本是个岛国，海洋国家，原本具有对外开放的海洋文明特性，自古不排外，勇于学习外来文化，比如历史上曾有主动学习中国隋唐制度的大化革新。欧洲大航海时代开始后，在西风东渐之初，相比自以为万物皆备世界第一，心态自大保守的大陆国家中华帝国，日本对西来文化远为包容，对欧洲的技术文化和宗教基本是来者不拒。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教一度相当顺利和成功，不到一百年，教徒已达到37万人，占当时日本人口的百分之二，其中还包括不少地方诸候，九州一位诸候大村纯忠甚至将他的领地长崎港捐给了传教的耶稣会，遂使长崎获得“东方小罗马”的称号。

但在军阀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建立德川幕府政权后，为巩固权力，对内施行了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杜绝了社会的上下流通。自1633年开始多次发布闭关锁国令，并宣布禁教，以极残忍的手段赶尽杀绝天主教，其间曾血腥镇压了一场天主教徒的大起义，屠杀了3万7千教徒。据估计，在长达二百年持续不断的高压迫害下，日本有20万天主教徒殉教。

闭关锁国让德川幕府安享政权二百年，但日本社会进步严重停滞，甚至倒退。锁国之前，日本有对外广泛的海上贸易，通称为南蛮贸易。德川幕府紧闭国门后，南蛮贸易完全停止。在锁国之前，日本人从欧洲人那里学来很多近代技术，比如远洋航海，日本商船甚至两度横越太平洋到达墨西哥。锁国之前日本军队已开始使用欧洲的热兵器，比如火绳枪、佛郎机炮，但锁国后，日本武士倒退回只能使用大刀长矛冷兵器的中世纪军队。

日本紧锁的国门是被美国一只海军舰队打开的，日本称之为“黑船事件”。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受美国总统之命率领4艘黑色军舰经香港驰来日本，要求与日本政府谈判开埠通商。日本全国恐慌，最后迫于形势，江户幕府于第二年与佩里签署《神奈川条约》，同意开放下田与函馆两港口与美国通商。日本的国门就此打开，随后日本又与英国、俄国和荷兰签署了通商条约，日本幕府制度不久迅速解体，开始了让日本社会脱胎换骨的明治维新，日本也从一个中世纪的封建国家逐渐成功转型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甚至是亚洲第一强国，完全辗压东亚的老大哥大清帝国。

日本在历史发展的两个重大转折关头，都获得美国的神助，使得日本社会能成功转型跃升。第一次黑船闯关，打破了日本两百年的闭关锁国，将现代化引介入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打败日本占领日本，帮助日本成功转型为现代民主国家。若果按照中国人的思维，第一次，日本人被迫与美国签署不平等条约，第二次被美国打败，国土被占领，还挨了两颗原子弹，应该将美国视为不共戴天的仇人才是，但日本不但不记恨美国，反而感激美国。

因为黑船事件发生时，日本人已开始认清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日本一千多年来一直很崇拜东方老大哥的中国，但黑船事件之前爆发的中英鸦片战争，煌煌中华帝国竟然惨败于远洋而来的新锐国家之军，而且败得非常之惨，非常之狼狈不堪，中华帝国堂皇的假面具被揭穿，露出老朽昏庸颟顸的真相，让日本相当震撼，也由此重新审视世界大局，动摇了锁国心态。

在19世纪后期整个人类世界受到空前的全球化浪潮的挑战。日本认识到，这个全球化是大潮奔流，沛然莫之能御，闭关锁国最终是死路一条，只有大开国门，勇敢迎接挑战，才能赢得先机，赢到起跑线上。日本因此对相当于《南京条约》的《神奈川条约》是心怀感激，称为“日美和亲条约”，把武力威胁日本开国的佩里将军视为日本的恩人，在佩里将军登陆的神奈川县横须贺市的久里滨，建有佩里公园，竖有佩里登陆纪念碑，刻有明治维新元老伊藤博文亲笔手书“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伯理上陆记念碑”。而且从1934年开始每年横须贺港口都会举行大型的“黑船祭”，重演佩里将军登陆日本的场景，而且美军形象非常正面，是“雄赳赳气昂昂”登上日本陆地。所以樱花季节赠送日本石塔给华府潮汐湖，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日本人对历史和现实的认知远较中国人理性清醒，不会受困于虚幻不实的民族自豪感，是真正的识时务。

潮汐

湖樱树旁的日本石塔。（蔡咏梅拍摄）

当年中国也遭到中国版的黑船事件，即中英鸦片战争，也签署了中国版的《神奈川条约》，即《南京条约》。如果中国人按照日本人的认知和行事，这个条约也有可能成为古老中华大帝国现代化转型的一个天降良机。可叹的是，日本人能认清世界潮流，抓住了这个契机改变了国运，但中国却一误再误，直到甲午战争被日本打败才真正知道不学西方不行，但为时已晚，而且随即还闹出了庚子年向全球列强宣战找死的荒诞行径。由于不识时务，从中英鸦片战争至今兜兜转转，近两百年过去，中国仍深陷在专制的泥沼里无法自拔。

两国回应历史潮流差异如此，原因当然很复杂。但若以日本为经验，则有一点可以肯定，日本是海洋国家，接纳外来文化远较中华文化开放，只要你比我先进，我就认输，放下架子向你学习，并无国耻之类的心理负担。《神奈川条约》，中国人认为是不平等条约，但日本却认为是帮助日本社会转型的契机。假设，日本如同中国一样忽视这天降良机，继续闭关锁国下去，到19世纪末、20世纪列强争霸的时代，日本的命运可能比大清国还惨。

再来一个假设，如果中国早在鸦片战争惨败之后就痛定思痛，接受教训，认清世界潮流，摒弃中华帝国天下第一的虚妄心态，不以《南京条约》为国耻，而视为一个难得的契机，抢先日本一步，以开放之心态学习西方，接纳西方文明，中国后来的发展又会如何？

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来源：大纪元时报（香港）

——转自独立中文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