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1日星期三

周舵|1989年四-五月那些事(四)

五月十六号,我、刘世定、曹思源(老曹是我师兄)三个人相约去统战部。起因是这样:前一天晚上,我刚刚从北京饭店回到家,就接到刘世定的电话。他说老曹刚刚和他在电话里谈过,想写一份建议书。大意是:鉴于当前事态紧急,政治局集体讨论延误时机,建议中央指定一名政治局常委专门负责处理学潮问题。——听了这话,我以为老曹发神经了。这简直是小民直接干政。你算老几,也配过问政治局的事?可我不想扫他们的兴,就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件事我看没什么意义。恐怕不会起任何作用。你说呢?”刘世定称“不妨试试”。那就试试吧,总不至于为这个判几年徒刑。他说最好早一点去。我说不行,事先没跟司机打招呼,让他白跑一趟不大好。再说,似乎有必要去公司露个面,免得一些人说三道四。

我们三人到了统战部,陶斯亮见到我就说:“你来得正好,正在到处找你! ” 她让人把电话打到我家里,家里人说我已经去公司上班;再打到公司,又说我出去了,去向不明,她正在着急。她说让我“再辛苦一趟”,去广场把学生代表找来开个会,“上边很着急。”我问会议内容,她答:了解一下情况。我有点火,就说:“情况不是明摆着,有什么可了解的?不正式对话,谈来谈去有什么用?现在的问题是赶快催促中央下决心答复学生们的要求,一味拖延只会弄得更没法收拾。” 她说“唉呀你就别管那么多了,快去快去!”我只好快去快去。

天安门广场早已挤得水泄不通。我坐上统战部派的小巴,开到人大会堂北边长安街上那十二个绝食绝水的学生们附近,无论如何挤不动了。想找个停车的适当地方都不可能。我只好叮嘱司机把车停在原地千万别动,下了车拼命往广场里边挤。进了纠察线找到梁二,他居然也是那句话:“周老师,您来得正好。我们刚刚还给您打过电话。”我问什么事?他说想跟统战部联系,商量个解决办法。我让他把在场的“绝食团”、“高自联”的头头找来,一共七、八个人,挤出人群,好不容易找到那辆车,开回统战部。我问“对话团”在哪儿?他们说正在中南海西北门静坐示威。我把他们领进去——这回,统战部可不象上次那么客气了,让他们在传达室的冷板凳上等着;然后,我告诉工作人员赶快备车去中南海西北门接“对话团”。

这时天已近午,陆续来了一大批中青年知识分子,记得有陈兆钢、邓正来、郑棣、章立凡、林毅夫、黄方毅、陈小平等人。“对话团”久等不来,我正想要辆车去看看,被告知说他们正在往这边走。我觉得奇怪:不是派车去接了吗?我走出大门口,远远看见一面大旗作前导,一支二十多人的队伍已经快要到了。为首的正是项小吉。我上前问他为什么不坐车,他表情严肃,说:“那么多同学都快饿死了,走几步路算什么。”

阎明复当时正陪同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直到下午将近两点钟才到。这次,他拒绝和学生代表见面。他对学生不履行诺言很生气,他说事情正在走向反面,学生们已经被坏人利用了。他说,就在中央领导和戈尔巴乔夫会谈的时候,一大批学生冲击人大会堂北门,把大门玻璃都挤破了,闹得里边连说话声音都听不清,国际影响坏极了。我们说这不可能,学生一直在各处拼命维持秩序,尽全力防止群众冲击要害部门。阎明复说,工作人员明明看见为首闹事的人戴着校徽。我们都不以为然。显然,中央内部强硬派的意见正在日趋占上风。阎明复让我们作为中间人,在他和学生代表之间传话。就这样,学生代表在一边,集中在第六会议室,阎在另一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权充电话线。闹哄哄地谈了两个小时左右,毫无结果。阎明复坚持学生必须立即撤离,其它随后再谈。他说,中央决策也要有个过程,不可能今天提要求,明天就答复。学生代表则说,不答应条件,他们没法说服同学撤退。

阎明复心知已经没有什么希望,知道就算是这些代表同意撤,也全然没用。学生群龙无首,山头林立,而且,根本就不听从任何人指挥。按照吾尔开希的话说:只要广场上有百分之一的学生不同意撤,那么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也撤不成。这就是说:他吾尔开希也不过是条大尾巴而已,根本就没有什么学生“领袖”可言。刻薄些的人,干脆就说学生是乌合之众。

下午大约四点钟,看看这次接触不会有结果,这些中青年知识分子就聚在小会议室里,商议能否有别的办法。我和一些人坚决主张阎明复亲自去广场见学生,作动员劝说工作。其他人则反对,认为太危险,而且也不会起作用,因为他不是决策人,说话不顶用。我当时很冲动,说:事情已经这样,还顾得上什么危险不危险?如果领导人个个都是首先考虑自己的安全,共产党还有什么希望?再说,我就根本不相信有多么了不起的危险!第二,有用没用,谁也没法事先预料——我举了刘晓波五月十三号晚上作劝说工作的例子——你不去做,怎么就能百分之百断定做不成?第三,就算没有用,作为一种姿态,一种表明立场和个人品格的行动,阎部长也应当这么做。这对他个人当然是有很大风险,但这会让他青史留名,绝无疑问!

持反对意见的人没再说话。陶斯亮把我们的意见告诉阎明复,我们又当面力劝。他先是有些犹豫——不是担心自己的安全,是觉得没有用处。大概也怕让那些保守派抓把柄。我们再三鼓吹,他表示可以试试看。于是让工作人员请示中央。这么大的举动,没有中央授权,他是不能做的。很快,答复来了:可以。

接下来,就是如何进去,如何安全回来,一大堆技术细节。当时政府各部门已处于半瘫痪状态,根本组织不起进入广场的保卫力量。我建议说,是否可以去急救站调两辆救护车,装上高音喇叭,开进广场?大家认为可行。没有想到,打了将近半小时的电话,一辆急救车也调不来。高音喇叭更别提,根本就找不到。大家都泄气了。我灵机一动,计上心头,就问在场的统战部一位秘书长(胖胖的女同志,叫张梦娜),统战部还有没有大一点的面包车?我说,可以这样做:准备两部车,再用四幅白布,做四面旗子,两面画上红十字,两面写上“急救”、“送水” ,每辆车配两面旗。再准备点饮料、药品,混进去。阎部长坐后边一辆,我们在前边开道。她一听大喜过望,立即着人准备。手忙脚乱一番,又打电话通知中央警卫局,决定从中南海穿过去,出午门、天安门进入广场。又派当时在场的刘苏里去广场通知王丹,组织纠察队。张秘书长让我指挥这次行动。她再三叮嘱一定要保护好阎部长的人身安全。

在我出此一计前,李铁映到了,表示也要同行。我们极力劝阻。我们担心他言辞强硬,出言不慎,反倒激怒学生。我曾质问说:中央为什么至今不答应学生的要求?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否定“4.26社论”。既然中央一再肯定学生们是爱国行动,为什么不能另作一个正确评价?他回答说:这个评价只能由历史来作,历史有它自身的客观规律,并不是谁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出发前的送行场面颇悲壮。一大群人——统战部的工作人员,记者,还有别的什么人,搞不清楚——在楼门口热烈鼓掌送别,还有人抹眼泪。阎明复说: “豁出去了,大不了当一回中国的纳吉!” ——老实说,我没有料到他会讲出这样一番大义凛然的话,心中不由暗自赞佩。

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性极端高涨的日子。一个新华社的记者,在我们上车的时候,疯狂般拼命要往上挤。张秘书长大声喝斥:“记者不能去!”上去用力揪他下来。我开头把他误认作《世界经济导报》的陆一,想放他上去,但张坚决不准。我只好死拦住车门请他下去,一边向他道歉。没想到,这家伙(后来知道他是唐师曾)钻进他们自己的小轿车,居然硬挤进我们这两辆中巴中间,三辆车风驰电掣一般穿过中南海、天安门城楼,过金水桥,从历史博物馆前的马路开到“生命线”附近。

所谓“生命线”,是留给急救车运送绝食学生的专用车道,神圣不可侵犯。我叫司机停车,下去对纠察队员说明来意,要求从“生命线”进入广场指挥部,让阎明复利用他们的广播站发表广播讲话。你要是没有亲身经历过那时的场面,恐怕永远也想象不出当时那种群情激昂的气氛。那些负责纠察的混小子们也半疯了,说什么“管你是谁,什么人也不能占用生命线!”正在争执间,忽然看见人群大乱,一股人潮疯狂般涌向历史博物馆方向。我一看不好!原来是阎明复已经下了车,正往这边走。我撇下那帮混小子,转身就跑,一边大声埋怨阎明复擅自行动。我回想起当时的惊险场面,至今还心有余悸。从此以后,我知道了无指挥、无秩序的人群有多么可怕。那天我们没有被挤死、踩死,算是运气好。我现在只要想起当时的场面,眼前就是一片满头大汗、满脸通红的、半疯狂的无数涌动的人的面孔。我想我当时几乎要急疯了。幸亏我穿了一双厚实的牛皮鞋,不然脚趾一定会踩断几根。总之老天保佑,那天总算安全进去,安全回来。那些疯狂场面我很难一一描述。

 

阎明复的讲话算不上精彩,但确实感人。——不是靠言辞,是靠他的人格。先是王丹、吾尔开希讲了几句,大意是同学们可以赞成、也可以不赞成阎的意见,但是无论赞成还是不赞成,都应该好好听一听,想一想,“因为阎明复同志是一位真正的好共产党人。” 王丹那天嗓音嘶哑,我坐在离他三米开外的地上(大家全都坐在地上),勉强听懂了七、八成。吾尔开希带着个氧气袋呼哧呼哧喘粗气。——他一到高潮时刻一定得用上那个东西,据说是“急性心肌炎”。

阎明复说:“我代表中央领导来看望大家。看见同学们这种样子,我心里非常、非常难过。同学们的精神是好的,愿望是善良的。但是,你们没有权力这样摧残自己。你们都是好样儿的,将来要做的事情很多。我们国家现代化的重担就落在你们肩上了。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把身体搞垮了,是国家的巨大损失,你们自己也要遭受痛苦。一切问题都可以慢慢商量,不必要采取这样极端的方式。事情的解决总要有个过程,不能太性急。你们的要求,中央一直在认真考虑,我们可以坐下来,商量个妥善的解决办法。中央政治局早就作了决议,决不会对同学们秋后算帐。希望同学们尽快回到校园里去,养好身体,好好读书。如果同学们不相信我的保证,你们可以把我阎明复带回学校作人质!如果出了问题,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他讲话的时候,一群一群的大学生坐在地上抹眼泪。不断有人高声喊口号——听不清喊的是什么。阎明复本人也很冲动,声音哽咽。我看他也快要掉眼泪了。我坐在地上,心想如果五月十三号绝食刚刚开始,热度还没上升到这种地步的时候,中央领导全都出来和学生见面,亲自作劝说工作,哪有劝说不成的?大好的机会,全都错过了!怪谁?到底应该怪谁?——我正在胡思乱想,猛然看见人群乱了起来,几个手拿对讲机的大汉围定阎明复,——后来才知道是中央警卫局的人员(马晓力后来告诉我,是统战部的工作人员)——急急忙忙往外挤。我们赶快站起来,拼了老命把手膀紧紧挽在一起,围成一圈,把阎明复保护在中间。周围的人群哭着,喊着“阎部长”,乱成一团糟。阎明复终于掉下了眼泪,气愤地说了一句:“那些人自己为什么不来绝食!”——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指的是谁。是指方励之吗?还是……?他大概真的以为学生闹绝食是有“坏人”在背后鼓动的。其实大谬不然。王丹亲口告诉我,绝食这出戏完全出于偶然。是他和几个学生晚上在一个小饭馆吃饭,不知是谁先出了这个主意,七嘴八舌议论了一番,回去一呼百应就干起来了。这一切事情,上上下下全都这么荒谬、滑稽,后人听到这些一定不敢相信。可是事实就是如此,信不信由你。中国是个专门上演荒诞派戏剧的大舞台,世界第一。在中国,没有什么不合常理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一群人跌跌撞撞,总算挤出了纠察线,就再也动弹不得。离停车的地方还有老远。最后还是中央警卫局的大汉们有办法,强行拦住一辆急救车,不由分说,把阎明复三把两把从后门塞进去,车门半开着,就疯了似的开走了。我们分乘原来的两辆车,从前门、北京音乐厅绕了一个大圈子,在人群当中挤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回到统战部。

这一天真把我累坏了。胡乱吃了点东西,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找了个空会议室倒头便睡。那边大会议室里,老曹和一帮人又开始和那些留下没走的学生代表谈、谈、谈!依我看谈的全是些废话。老曹是个出了名的好脾气。我可是早就不耐烦了。一觉醒来,已是将近十二点钟。只觉头昏脑胀,浑身酸痛。我摇摇晃晃走出来,拐进大会议室,看见老曹还在和学生们谈着,边谈边写什么东西。我过去一问,原来是他和刘世定说好了要写的那封意见书。一共大概是四条,第二天他拿去在《科技日报》头版发表了。签名的一共十二个人,我们六个知识分子,和王丹等六个学生代表。

陶斯亮要求我们等着,先不要走。她说胡启立凌晨可能要去广场,让我们陪同。一直等到夜半将近两点,阎明复传话过来:中央正在开会,请大家回去休息吧。我回到家里已经是三点钟了。据说就在这天深夜的政治局会议上,赵紫阳被解除了职务,由李鹏主持政治局工作。

 

又过了一天,五月十八号。我正在公司上班,处理公关部那些永远处理不完的事务。忽然想起,应该给十六号在场的几个伙计们通个电话。结果只打通了一个,接电话的是邓正来。他一听是我,又是大叫一声:“嘿,正好,有个事正想通知你。”他说那天中午一批人——严家其、包遵信、曹思源等约好在复兴门立交桥土见面,商量点事。“什么事?”“你来了就知道了”。让我务必去。奇怪,在立交桥上开会?

那几天里北京城就象个特号大集市,四面八方、各行各业都来赶集,热闹非凡。复兴门立交桥上照例挤满了人。我准时赶到,邓正来、曹思源、陈兆钢、闵琦等陆续也到了,还有别的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人,包括不少记者在内,我都不认识。等了将近一个小时,老包和严家其也没露面。大家胡乱议论了一番,开始纷纷走散。我把来时坐的车放走了,想叫辆车,哪里叫得到?公共汽车当时全停了。只好坐在桥下草坪上闲扯。邓正来义愤填膺,说政府如果还不答应学生的要求,知识界都应该去参加绝食。他说找我们来就是为了商量这个事。我主张再等等看,看看局势如何发展。后来是统战部让人传话过来劝阻,这事情就这样搁置了。将近下午两点,我和邓正来、陈兆钢,想起还没吃饭——我从公司出来时正要开饭,我抓了几个皮蛋就出来了,早已经在桥上和闵琦等分而食之——就商量着到什么地方找个饭馆填填肚子。

我忽然觉得这一切似乎都极无聊。我觉得这一切都象是一场小孩子们玩的游戏。——我知道不该这样刻薄,人人都说这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然而,我当时确实是这种感觉。这恐怕不能怪我,我不能强迫自己的感觉。

有人提议去广场看看,我连眼皮都没抬。还不是老一套,玩不出什么新花样。三个人步行到燕京饭店,想叫辆出租车回家去。TAXI停得满满的,却没有一个司机敢开。说是学生见了坐小车的就起哄,弄不好把车砸了,他们担待不起。我们百般劝诱,终归无效。我是又饿、又累、心里又烦。没奈何,只好胡乱走走,想去好歹找个饭馆吃点东西。拐进燕京饭店北边马路,找了个路边的饭馆,三个人算是对付了一顿午饭。吃到一半,我就快要睡着了。外面下起了瓢泼大雨,我顿时又可怜起广场上那些大学生。日晒雨淋,又饿得发昏,确实很要有点献身精神才行。

雨停住以后,三个人从饭馆里钻出来。还是邓正来运气好,总算截住一辆TAXI,送我回民院,他回人大。他说约好了王军涛、陈子明、老包等晚上到统战部门口见面,让我务必也去。

 

回家昏天黑地睡到傍晚,骑上自行车,去统战部。又是我头一个到。邓正来本人却没来,王军涛、陈兆钢、柯云路……来了十几个人,照例是东拉西扯空议论。看看天要下雨,恰好统战部一位付局长出来看见我,寒喧一番。我说快下雨了,能不能借一间会议室让我们开个会?他表示为难:“开会恐怕不好吧,不合规定。不过,进来坐坐,喝杯茶,随便聊聊,那是非常欢迎。都是老朋友了,不必客气。”实际上,统战部那时已经是自身难保了。进去坐了将近半个小时,喝茶,闲聊。中间陈子明冒雨跑了进来。我看那位付局长的样子,似乎对子明不甚欢迎,赶快站起来告辞。陈子明带来一辆中巴。一部分人告辞了,余下的大约六、七个人到车上又谈了大约一个多小时。

我主张写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索性表态站在学生一边,不再居间调停。我认为我们的全部斡旋活动已经完全失败,统战部显然也已经被收回了授权,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了。现在,我们面前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旁观,要么介入。要介入,当然只能是站在学生一边,反对党内强硬派。看来,局势只能是按照学生和党内强硬派的激烈对抗局面发展下去,直到发生流血冲突为止。袖手旁观不是我们知识分子应取的态度。到了从中间人、斡旋者的立场转向反对派、抗议者立场的时候了。

尽管并不是人人都很坚决,但当时的几位中青年知识分子还是一致委托我起草这份声明。我从柯云路的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白纸,让他们先签上名,准备回去把声明写在这上边。我问:还需要让诸位过目吗?他们说不必了。——可是第二天我就知道了政府要动手的消息,这份东西也就完全没有必要再写。

最后,王军涛、陈子明说:“这一时期以来,我们利用手里掌握的一些财力物力,陆续做了些事情。我们在蓟门饭店设了点,联络各方人士,想要把各界首先站出来声援学生的人士联合起来,沟通一下情况,必要时采取一些协调行动,否则,大家各自为战,效果很有限。各位如果有兴趣,今天就可以一起去。” 事实上只有我一个人去了。除去顺路,想让他们连自行车带人送我一程之外,我主要是出于和军涛的交情,以及多少有点好奇: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军涛是一位极为优秀的人物。极为优秀,超群出众。几乎人人都这样评价他。我几乎没有听见什么人对他提出过严重的批评意见——除去认为太“狂”之外。世上最容易犯这种毛病的有两类人:最优秀的人,和最糟糕的人(如精神病患者)。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狂”得有道理,后者则不过是出于幻觉。为了他的“狂”,我曾写信狠狠骂过他,但我们仍然是好朋友——甚至更好了。如果让我在我的朋友们当中举出三、四个最优秀的人物来,其中必定有王军涛。这个人,心地就象秋天万里无云的蓝天那样纯净,绝少个人私念——也许偶尔有几缕浮云,缓缓地从这片蓝天的一边飘到另一边。真可惜,此番他想必是在劫难逃了。但愿他不至于太受苦!总而言之,要不是王军涛,我根本就不会参与“联席会议”的事。我根本就不想加入任何一帮一伙。我宁愿独往独来。“六·四”后的大逃亡,我也始终是独自一人。军涛几次通知我一起走,我都没理会。不能说从来没后悔过——刚把我抓起来的那几天,真有点后悔没跟他们一起走。但也不过就是后悔了那么几天而已。没想到他们到底也还是没跑成。

 

那天晚上,到了蓟门饭店已经将近半夜了。屋子里挤满了人,闲扯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实在呆不住了,我说我要回家去。军涛挽留我住下,我心想:谢谢吧,我可不想和你们这些臭脚丫子们一起住。那天夜里刚下过雨,冷得厉害。他通知我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就在蓟门饭店开个会,让我也参加。我答应了一声,登上自行车拼命骑回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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