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六号，我、刘世定、曹思源（老曹是我师兄）三个人相约去统战部。起因是这样：前一天晚上，我刚刚从北京饭店回到家，就接到刘世定的电话。他说老曹刚刚和他在电话里谈过，想写一份建议书。大意是：鉴于当前事态紧急，政治局集体讨论延误时机，建议中央指定一名政治局常委专门负责处理学潮问题。——听了这话，我以为老曹发神经了。这简直是小民直接干政。你算老几，也配过问政治局的事？可我不想扫他们的兴，就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件事我看没什么意义。恐怕不会起任何作用。你说呢？”刘世定称“不妨试试”。那就试试吧，总不至于为这个判几年徒刑。他说最好早一点去。我说不行，事先没跟司机打招呼，让他白跑一趟不大好。再说，似乎有必要去公司露个面，免得一些人说三道四。
我们三人到了统战部，陶斯亮见到我就说：“你来得正好，正在到处找你！ ” 她让人把电话打到我家里，家里人说我已经去公司上班；再打到公司，又说我出去了，去向不明，她正在着急。她说让我“再辛苦一趟”，去广场把学生代表找来开个会，“上边很着急。”我问会议内容，她答：了解一下情况。我有点火，就说：“情况不是明摆着，有什么可了解的？不正式对话，谈来谈去有什么用？现在的问题是赶快催促中央下决心答复学生们的要求，一味拖延只会弄得更没法收拾。” 她说“唉呀你就别管那么多了，快去快去！”我只好快去快去。
天安门广场早已挤得水泄不通。我坐上统战部派的小巴，开到人大会堂北边长安街上那十二个绝食绝水的学生们附近，无论如何挤不动了。想找个停车的适当地方都不可能。我只好叮嘱司机把车停在原地千万别动，下了车拼命往广场里边挤。进了纠察线找到梁二，他居然也是那句话：“周老师，您来得正好。我们刚刚还给您打过电话。”我问什么事？他说想跟统战部联系，商量个解决办法。我让他把在场的“绝食团”、“高自联”的头头找来，一共七、八个人，挤出人群，好不容易找到那辆车，开回统战部。我问“对话团”在哪儿？他们说正在中南海西北门静坐示威。我把他们领进去——这回，统战部可不象上次那么客气了，让他们在传达室的冷板凳上等着；然后，我告诉工作人员赶快备车去中南海西北门接“对话团”。
这时天已近午，陆续来了一大批中青年知识分子，记得有陈兆钢、邓正来、郑棣、章立凡、林毅夫、黄方毅、陈小平等人。“对话团”久等不来，我正想要辆车去看看，被告知说他们正在往这边走。我觉得奇怪：不是派车去接了吗？我走出大门口，远远看见一面大旗作前导，一支二十多人的队伍已经快要到了。为首的正是项小吉。我上前问他为什么不坐车，他表情严肃，说：“那么多同学都快饿死了，走几步路算什么。”
阎明复当时正陪同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直到下午将近两点钟才到。这次，他拒绝和学生代表见面。他对学生不履行诺言很生气，他说事情正在走向反面，学生们已经被坏人利用了。他说，就在中央领导和戈尔巴乔夫会谈的时候，一大批学生冲击人大会堂北门，把大门玻璃都挤破了，闹得里边连说话声音都听不清，国际影响坏极了。我们说这不可能，学生一直在各处拼命维持秩序，尽全力防止群众冲击要害部门。阎明复说，工作人员明明看见为首闹事的人戴着校徽。我们都不以为然。显然，中央内部强硬派的意见正在日趋占上风。阎明复让我们作为中间人，在他和学生代表之间传话。就这样，学生代表在一边，集中在第六会议室，阎在另一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权充电话线。闹哄哄地谈了两个小时左右，毫无结果。阎明复坚持学生必须立即撤离，其它随后再谈。他说，中央决策也要有个过程，不可能今天提要求，明天就答复。学生代表则说，不答应条件，他们没法说服同学撤退。
阎明复心知已经没有什么希望，知道就算是这些代表同意撤，也全然没用。学生群龙无首，山头林立，而且，根本就不听从任何人指挥。按照吾尔开希的话说：只要广场上有百分之一的学生不同意撤，那么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也撤不成。这就是说：他吾尔开希也不过是条大尾巴而已，根本就没有什么学生“领袖”可言。刻薄些的人，干脆就说学生是乌合之众。
下午大约四点钟，看看这次接触不会有结果，这些中青年知识分子就聚在小会议室里，商议能否有别的办法。我和一些人坚决主张阎明复亲自去广场见学生，作动员劝说工作。其他人则反对，认为太危险，而且也不会起作用，因为他不是决策人，说话不顶用。我当时很冲动，说：事情已经这样，还顾得上什么危险不危险？如果领导人个个都是首先考虑自己的安全，共产党还有什么希望？再说，我就根本不相信有多么了不起的危险！第二，有用没用，谁也没法事先预料——我举了刘晓波五月十三号晚上作劝说工作的例子——你不去做，怎么就能百分之百断定做不成？第三，就算没有用，作为一种姿态，一种表明立场和个人品格的行动，阎部长也应当这么做。这对他个人当然是有很大风险，但这会让他青史留名，绝无疑问！
持反对意见的人没再说话。陶斯亮把我们的意见告诉阎明复，我们又当面力劝。他先是有些犹豫——不是担心自己的安全，是觉得没有用处。大概也怕让那些保守派抓把柄。我们再三鼓吹，他表示可以试试看。于是让工作人员请示中央。这么大的举动，没有中央授权，他是不能做的。很快，答复来了：可以。
接下来，就是如何进去，如何安全回来，一大堆技术细节。当时政府各部门已处于半瘫痪状态，根本组织不起进入广场的保卫力量。我建议说，是否可以去急救站调两辆救护车，装上高音喇叭，开进广场？大家认为可行。没有想到，打了将近半小时的电话，一辆急救车也调不来。高音喇叭更别提，根本就找不到。大家都泄气了。我灵机一动，计上心头，就问在场的统战部一位秘书长（胖胖的女同志，叫张梦娜），统战部还有没有大一点的面包车？我说，可以这样做：准备两部车，再用四幅白布，做四面旗子，两面画上红十字，两面写上“急救”、“送水” ，每辆车配两面旗。再准备点饮料、药品，混进去。阎部长坐后边一辆，我们在前边开道。她一听大喜过望，立即着人准备。手忙脚乱一番，又打电话通知中央警卫局，决定从中南海穿过去，出午门、天安门进入广场。又派当时在场的刘苏里去广场通知王丹，组织纠察队。张秘书长让我指挥这次行动。她再三叮嘱一定要保护好阎部长的人身安全。
在我出此一计前，李铁映到了，表示也要同行。我们极力劝阻。我们担心他言辞强硬，出言不慎，反倒激怒学生。我曾质问说：中央为什么至今不答应学生的要求？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否定“4.26社论”。既然中央一再肯定学生们是爱国行动，为什么不能另作一个正确评价？他回答说：这个评价只能由历史来作，历史有它自身的客观规律，并不是谁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出发前的送行场面颇悲壮。一大群人——统战部的工作人员，记者，还有别的什么人，搞不清楚——在楼门口热烈鼓掌送别，还有人抹眼泪。阎明复说： “豁出去了，大不了当一回中国的纳吉！” ——老实说，我没有料到他会讲出这样一番大义凛然的话，心中不由暗自赞佩。
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性极端高涨的日子。一个新华社的记者，在我们上车的时候，疯狂般拼命要往上挤。张秘书长大声喝斥：“记者不能去！”上去用力揪他下来。我开头把他误认作《世界经济导报》的陆一，想放他上去，但张坚决不准。我只好死拦住车门请他下去，一边向他道歉。没想到，这家伙（后来知道他是唐师曾）钻进他们自己的小轿车，居然硬挤进我们这两辆中巴中间，三辆车风驰电掣一般穿过中南海、天安门城楼，过金水桥，从历史博物馆前的马路开到“生命线”附近。
所谓“生命线”，是留给急救车运送绝食学生的专用车道，神圣不可侵犯。我叫司机停车，下去对纠察队员说明来意，要求从“生命线”进入广场指挥部，让阎明复利用他们的广播站发表广播讲话。你要是没有亲身经历过那时的场面，恐怕永远也想象不出当时那种群情激昂的气氛。那些负责纠察的混小子们也半疯了，说什么“管你是谁，什么人也不能占用生命线！”正在争执间，忽然看见人群大乱，一股人潮疯狂般涌向历史博物馆方向。我一看不好！原来是阎明复已经下了车，正往这边走。我撇下那帮混小子，转身就跑，一边大声埋怨阎明复擅自行动。我回想起当时的惊险场面，至今还心有余悸。从此以后，我知道了无指挥、无秩序的人群有多么可怕。那天我们没有被挤死、踩死，算是运气好。我现在只要想起当时的场面，眼前就是一片满头大汗、满脸通红的、半疯狂的无数涌动的人的面孔。我想我当时几乎要急疯了。幸亏我穿了一双厚实的牛皮鞋，不然脚趾一定会踩断几根。总之老天保佑，那天总算安全进去，安全回来。那些疯狂场面我很难一一描述。
阎明复的讲话算不上精彩，但确实感人。——不是靠言辞，是靠他的人格。先是王丹、吾尔开希讲了几句，大意是同学们可以赞成、也可以不赞成阎的意见，但是无论赞成还是不赞成，都应该好好听一听，想一想，“因为阎明复同志是一位真正的好共产党人。” 王丹那天嗓音嘶哑，我坐在离他三米开外的地上（大家全都坐在地上），勉强听懂了七、八成。吾尔开希带着个氧气袋呼哧呼哧喘粗气。——他一到高潮时刻一定得用上那个东西，据说是“急性心肌炎”。
阎明复说：“我代表中央领导来看望大家。看见同学们这种样子，我心里非常、非常难过。同学们的精神是好的，愿望是善良的。但是，你们没有权力这样摧残自己。你们都是好样儿的，将来要做的事情很多。我们国家现代化的重担就落在你们肩上了。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把身体搞垮了，是国家的巨大损失，你们自己也要遭受痛苦。一切问题都可以慢慢商量，不必要采取这样极端的方式。事情的解决总要有个过程，不能太性急。你们的要求，中央一直在认真考虑，我们可以坐下来，商量个妥善的解决办法。中央政治局早就作了决议，决不会对同学们秋后算帐。希望同学们尽快回到校园里去，养好身体，好好读书。如果同学们不相信我的保证，你们可以把我阎明复带回学校作人质！如果出了问题，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他讲话的时候，一群一群的大学生坐在地上抹眼泪。不断有人高声喊口号——听不清喊的是什么。阎明复本人也很冲动，声音哽咽。我看他也快要掉眼泪了。我坐在地上，心想如果五月十三号绝食刚刚开始，热度还没上升到这种地步的时候，中央领导全都出来和学生见面，亲自作劝说工作，哪有劝说不成的？大好的机会，全都错过了！怪谁？到底应该怪谁？——我正在胡思乱想，猛然看见人群乱了起来，几个手拿对讲机的大汉围定阎明复，——后来才知道是中央警卫局的人员（马晓力后来告诉我，是统战部的工作人员）——急急忙忙往外挤。我们赶快站起来，拼了老命把手膀紧紧挽在一起，围成一圈，把阎明复保护在中间。周围的人群哭着，喊着“阎部长”，乱成一团糟。阎明复终于掉下了眼泪，气愤地说了一句：“那些人自己为什么不来绝食！”——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指的是谁。是指方励之吗？还是……？他大概真的以为学生闹绝食是有“坏人”在背后鼓动的。其实大谬不然。王丹亲口告诉我，绝食这出戏完全出于偶然。是他和几个学生晚上在一个小饭馆吃饭，不知是谁先出了这个主意，七嘴八舌议论了一番，回去一呼百应就干起来了。这一切事情，上上下下全都这么荒谬、滑稽，后人听到这些一定不敢相信。可是事实就是如此，信不信由你。中国是个专门上演荒诞派戏剧的大舞台，世界第一。在中国，没有什么不合常理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一群人跌跌撞撞，总算挤出了纠察线，就再也动弹不得。离停车的地方还有老远。最后还是中央警卫局的大汉们有办法，强行拦住一辆急救车，不由分说，把阎明复三把两把从后门塞进去，车门半开着，就疯了似的开走了。我们分乘原来的两辆车，从前门、北京音乐厅绕了一个大圈子，在人群当中挤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回到统战部。
这一天真把我累坏了。胡乱吃了点东西，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找了个空会议室倒头便睡。那边大会议室里，老曹和一帮人又开始和那些留下没走的学生代表谈、谈、谈！依我看谈的全是些废话。老曹是个出了名的好脾气。我可是早就不耐烦了。一觉醒来，已是将近十二点钟。只觉头昏脑胀，浑身酸痛。我摇摇晃晃走出来，拐进大会议室，看见老曹还在和学生们谈着，边谈边写什么东西。我过去一问，原来是他和刘世定说好了要写的那封意见书。一共大概是四条，第二天他拿去在《科技日报》头版发表了。签名的一共十二个人，我们六个知识分子，和王丹等六个学生代表。
陶斯亮要求我们等着，先不要走。她说胡启立凌晨可能要去广场，让我们陪同。一直等到夜半将近两点，阎明复传话过来：中央正在开会，请大家回去休息吧。我回到家里已经是三点钟了。据说就在这天深夜的政治局会议上，赵紫阳被解除了职务，由李鹏主持政治局工作。
又过了一天，五月十八号。我正在公司上班，处理公关部那些永远处理不完的事务。忽然想起，应该给十六号在场的几个伙计们通个电话。结果只打通了一个，接电话的是邓正来。他一听是我，又是大叫一声：“嘿，正好，有个事正想通知你。”他说那天中午一批人——严家其、包遵信、曹思源等约好在复兴门立交桥土见面，商量点事。“什么事？”“你来了就知道了”。让我务必去。奇怪，在立交桥上开会？
那几天里北京城就象个特号大集市，四面八方、各行各业都来赶集，热闹非凡。复兴门立交桥上照例挤满了人。我准时赶到，邓正来、曹思源、陈兆钢、闵琦等陆续也到了，还有别的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人，包括不少记者在内，我都不认识。等了将近一个小时，老包和严家其也没露面。大家胡乱议论了一番，开始纷纷走散。我把来时坐的车放走了，想叫辆车，哪里叫得到？公共汽车当时全停了。只好坐在桥下草坪上闲扯。邓正来义愤填膺，说政府如果还不答应学生的要求，知识界都应该去参加绝食。他说找我们来就是为了商量这个事。我主张再等等看，看看局势如何发展。后来是统战部让人传话过来劝阻，这事情就这样搁置了。将近下午两点，我和邓正来、陈兆钢，想起还没吃饭——我从公司出来时正要开饭，我抓了几个皮蛋就出来了，早已经在桥上和闵琦等分而食之——就商量着到什么地方找个饭馆填填肚子。
我忽然觉得这一切似乎都极无聊。我觉得这一切都象是一场小孩子们玩的游戏。——我知道不该这样刻薄，人人都说这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然而，我当时确实是这种感觉。这恐怕不能怪我，我不能强迫自己的感觉。
有人提议去广场看看，我连眼皮都没抬。还不是老一套，玩不出什么新花样。三个人步行到燕京饭店，想叫辆出租车回家去。TAXI停得满满的，却没有一个司机敢开。说是学生见了坐小车的就起哄，弄不好把车砸了，他们担待不起。我们百般劝诱，终归无效。我是又饿、又累、心里又烦。没奈何，只好胡乱走走，想去好歹找个饭馆吃点东西。拐进燕京饭店北边马路，找了个路边的饭馆，三个人算是对付了一顿午饭。吃到一半，我就快要睡着了。外面下起了瓢泼大雨，我顿时又可怜起广场上那些大学生。日晒雨淋，又饿得发昏，确实很要有点献身精神才行。
雨停住以后，三个人从饭馆里钻出来。还是邓正来运气好，总算截住一辆TAXI,送我回民院，他回人大。他说约好了王军涛、陈子明、老包等晚上到统战部门口见面，让我务必也去。
回家昏天黑地睡到傍晚，骑上自行车，去统战部。又是我头一个到。邓正来本人却没来，王军涛、陈兆钢、柯云路……来了十几个人，照例是东拉西扯空议论。看看天要下雨，恰好统战部一位付局长出来看见我，寒喧一番。我说快下雨了，能不能借一间会议室让我们开个会？他表示为难：“开会恐怕不好吧，不合规定。不过，进来坐坐，喝杯茶，随便聊聊，那是非常欢迎。都是老朋友了，不必客气。”实际上，统战部那时已经是自身难保了。进去坐了将近半个小时，喝茶，闲聊。中间陈子明冒雨跑了进来。我看那位付局长的样子，似乎对子明不甚欢迎，赶快站起来告辞。陈子明带来一辆中巴。一部分人告辞了，余下的大约六、七个人到车上又谈了大约一个多小时。
我主张写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索性表态站在学生一边，不再居间调停。我认为我们的全部斡旋活动已经完全失败，统战部显然也已经被收回了授权，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了。现在，我们面前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旁观，要么介入。要介入，当然只能是站在学生一边，反对党内强硬派。看来，局势只能是按照学生和党内强硬派的激烈对抗局面发展下去，直到发生流血冲突为止。袖手旁观不是我们知识分子应取的态度。到了从中间人、斡旋者的立场转向反对派、抗议者立场的时候了。
尽管并不是人人都很坚决，但当时的几位中青年知识分子还是一致委托我起草这份声明。我从柯云路的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白纸，让他们先签上名，准备回去把声明写在这上边。我问：还需要让诸位过目吗？他们说不必了。——可是第二天我就知道了政府要动手的消息，这份东西也就完全没有必要再写。
最后，王军涛、陈子明说：“这一时期以来，我们利用手里掌握的一些财力物力，陆续做了些事情。我们在蓟门饭店设了点，联络各方人士，想要把各界首先站出来声援学生的人士联合起来，沟通一下情况，必要时采取一些协调行动，否则，大家各自为战，效果很有限。各位如果有兴趣，今天就可以一起去。” 事实上只有我一个人去了。除去顺路，想让他们连自行车带人送我一程之外，我主要是出于和军涛的交情，以及多少有点好奇：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军涛是一位极为优秀的人物。极为优秀，超群出众。几乎人人都这样评价他。我几乎没有听见什么人对他提出过严重的批评意见——除去认为太“狂”之外。世上最容易犯这种毛病的有两类人：最优秀的人，和最糟糕的人（如精神病患者）。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狂”得有道理，后者则不过是出于幻觉。为了他的“狂”，我曾写信狠狠骂过他，但我们仍然是好朋友——甚至更好了。如果让我在我的朋友们当中举出三、四个最优秀的人物来，其中必定有王军涛。这个人，心地就象秋天万里无云的蓝天那样纯净，绝少个人私念——也许偶尔有几缕浮云，缓缓地从这片蓝天的一边飘到另一边。真可惜，此番他想必是在劫难逃了。但愿他不至于太受苦！总而言之，要不是王军涛，我根本就不会参与“联席会议”的事。我根本就不想加入任何一帮一伙。我宁愿独往独来。“六·四”后的大逃亡，我也始终是独自一人。军涛几次通知我一起走，我都没理会。不能说从来没后悔过——刚把我抓起来的那几天，真有点后悔没跟他们一起走。但也不过就是后悔了那么几天而已。没想到他们到底也还是没跑成。
那天晚上，到了蓟门饭店已经将近半夜了。屋子里挤满了人，闲扯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实在呆不住了，我说我要回家去。军涛挽留我住下，我心想：谢谢吧，我可不想和你们这些臭脚丫子们一起住。那天夜里刚下过雨，冷得厉害。他通知我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就在蓟门饭店开个会，让我也参加。我答应了一声，登上自行车拼命骑回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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