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 【47人案整合6】妥協或抗爭——2019年運動和初選，庭上被如何論述？

【獨媒報導】一場民主派初選，涵蓋各個光譜的候選人。當「無差別否決預算案」成為控方指控的核心，被告對於否決的立場，便成為有罪與否的證據；但與此同時，背後反映的，也是民主派內部長久以來不同的政治取態。

事隔三年，重新回溯初選，控方證人區諾軒談到抗爭派發起「墨落無悔」聲明，批評是「內鬥」、增加DQ風險，也有不認罪被告稱受壓才簽署；不過，何桂藍說壓力並非來自抗爭派、而是選民，若說成是被人「夾」，是抽空選民意願，她強調不應因不合理DQ紅線而「無底線褪後」。

面對政治現實環境，究竟要妥協還是抗爭？還柙多時的區諾軒，庭上說「反思咗咁耐」，認為要完全實現五大訴求是不現實，「政治始終係要有談判同妥協」，「民主嘅路始終係要一步一步走」；何桂藍卻表明，不欲給予民眾「假希望」，「反抗，先可以改變到香港嘅宿命。」

路線之爭外，法庭作為重構現實、論述爭奪的場域，面對控方指控，不少被告也坦然捍衛當初的一言一行，以及反修例運動和五大訴求的正當性。鄒家成曾說，五大訴求「具壓倒性民意支持」、「合情合理合法合憲」，作為立法會議員要為人民爭取訴求和發聲；而《國安法》後他一度想過退選，但庭上哽咽道：「我發覺我根本就做唔出退選嘅決定，我覺得我無法離群眾而去。」

何桂藍批評，《國安法》架空《基本法》，「作為一個追求民主嘅人，唔反對一條咁樣嘅法例係自相矛盾」；余慧明則說，「我永遠企喺雞蛋嘅一方」，又指面對《國安法》，「我都唔會恐懼，我都唔會作出讓步」，「因為我認為爭取五大訴求係冇違反國安法。」民協施德來憶述選舉論壇上曾數度說「我好鍾意香港」時，亦語帶哽咽。

距離初選四年，案件將於5月30日裁決。在整合系列的最後一篇，《獨媒》為讀者整理這宗牽涉政治的案件中，那些有關2019年運動、初選的種種論述。

2020年7月10日，「墨落無悔」發起人鄒家成、張可森、梁晃維擺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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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民主派與抗爭派角力

正如〈【47人案整合5】騎劫、不民主、太瘋狂——戴耀廷和「攬炒」，庭上被如何論述？〉一文所述，無論是對戴耀廷的評價、抑或對「攬炒」的解讀，庭上證供均有截然不同的取態。這固然與刑事案件中，被告力求撇清罪責、尋找有利自己的敘事有關；但背後亦同時隱隱反映民主派內部長久以來，溫和與激進路線、傳統民主派和抗爭派的矛盾與角力。

一場民主派初選，涵蓋各個光譜的候選人。16名不認罪被告當中，3人明確承認為抗爭派及或本土派；至於其餘大多隸屬傳統民主派政黨、又或被視為較溫和的獨立民主派，任控方證人的區諾軒和趙家賢亦均有民主黨背景。

兩派的角力，在審訊之初已浮現。像是區諾軒提到，協調會議上參與者對否決預算案有不同的取態，又不止一次提到，參選人對「35+」有兩種不同想像，一種是透過立會過半提高議價能力、增加談判空間爭取五大訴求；另一種是不惜「攬炒」，否決預算案向北京施壓。

區形容，兩種看法在民主運動一直出現，並在2020年6月、距離初選約一個月時起了變化——戴耀廷在記者會宣布毋須簽署協議後，鄒家成等人翌日發布「墨落無悔」聲明，承諾會運用基本法權力，包括否決預算案。與此同時，時任民主黨主席、參選九東的認罪被告胡志偉私下向區諾軒表示不欲簽非官方協議，因民主黨沒理由連「起學校、起醫院」都否決；時任民主黨副主席尹兆堅也向區提到，不想無限簽民間聲明。

不過，九東參選人其後認為有必要發布大會認可的公開協議，指組織者若不接納「怕兵變」，新西的候選人也有類似做法。區認為情況嚴重，大會已無權威左右，加上憂慮其他區會仿傚，為免民主派內鬥和「鬥黃」，便允許參選人報名時夾附寫有會運用否決權的「共同綱領」。區坦言沒有上述事件，相信胡志偉並不會簽署共同綱領，他承認有「把關不力的責任」，嘆當時無能力阻止。

後來「墨落無悔」發起人再發文，質疑拒簽聲明的人可無視協調會議共識，要求大會回應，趙家賢曾在組織者群組批評：「屯門張可森依幾條友就擺到明要隊到行啦」；區諾軒則發表公開文章，提到「參與者間繼續夾到出血，效益很少」，他又說戴耀廷出於善心，不想參與者犯法或被DQ，才沒有要求簽署和公開文件，但戴事後遭批評，並不斷向人致歉。

戴耀廷於2020年6月9日記者會上，宣布參選人毋須簽署協議。

區諾軒批「墨落無悔」鬥黃、增DQ風險

內鬥、鬥黃⋯⋯區諾軒作供時，不止一次表達對「墨落無悔」的看法。他說對於聲明有保留但尊重，他不關心誰簽署，認為屬各人自由；但他亦同意，聲明可謂參與者之間的「內鬥」、一派嘗試綑綁其他人，他寧願沒有，因不斷叫人表態會將模糊性收窄。區又認為，民主派應該維持多元性，辦初選的基本倫理亦是「唔應該讓到參加者犯法」，他不同意有參選人試圖強迫其他人同意否決預算案，「一派拉倒一派」，坦言當相對保守的參與者個別託付於他，包括社民連和民主黨，「我自己覺得好內疚，我係維護唔到多元嘅聲音。」

對區諾軒來說，「墨落無悔」作為唯一公開要求參與者表態的文件，是對組織者的「異議」，亦會增加被DQ的風險。區說早在2016年有本土派被DQ，民主派便應汲取教訓，「參選人應該小心言行」，但2020年6月有輿論指表明否決預算案會有DQ風險，卻越來越多人作出政治表態，令他感到「好無奈」、「好煩惱」，認為「用咁多心機準備初選」，最終被DQ是「白費咗好多義工、好多人嘅心機」。

庭上展示區諾軒獄中向鄭達鴻撰寫的信件，他也形容公民黨「連累」了鄭達鴻和李予信，指若非公民黨忽然「搶疆」開記者會，鄭達鴻和李予信的處境會截然不同。

區諾軒

同樣的論調，亦出自趙家賢之口。他作供時不乏對本土抗爭派的批評，認為他們想「拉倒」傳統民主派一起運用否決權、自己被他們「騎劫」，又指本土抗爭派對於戴耀廷稱毋須簽協議「超級大意見」，因他們對與傳統民主派一起參與初選，「好明顯個互信度係極之不足。」

就抗爭派在中聯辦譴責初選非法後召開記者會，趙指會上提及會否決預算案和所有議案，望迫使政府解散立法會，引起國際關注並制裁中央政府，批評「整件事係完全地失控！」、「絕對係同《國安法》係踩界㗎喇！」，絕對不合乎擁護《基本法》及效忠特區的條款。趙又說，戴耀廷前一日曾發訊息稱「不提否決每一個議案，也不說癱瘓政府」，望「力挽狂瀾」將各人從紅線拉出來，抗爭派卻「清楚講明我哋而家喺紅線裡面」，趙說：「我唔能夠DQ佢哋嘅話，我唯有喺呢個時候DQ自己」，「比公眾傳媒好清楚認知係一個切割。」

除了組織者，也有不少被告貫徹這種「鬥黃」、「夾人」的說法。如公民黨鄭達鴻引述認罪被告譚文豪曾稱，「與其遲早都畀人夾，不如自己衝出嚟去得盡啲」，遂決定召記者會表明否決所有議案，作為爭取五大訴求的籌碼。

不少被告也自言受形勢所迫而簽署「墨落無悔」，如彭卓棋指「唔簽會輸陣勢」、「簽咗就唔使畀人夾」；施德來說自己受壓才表態、認同聲明「騎劫」其他參選人；柯耀林一方則說因潛在對手已簽、聲明是「進步與保守的分界線」，擔心被標籤攻擊而簽署。

2020年7月15日抗爭派記者會

2020年7月15日，抗爭派記者會。

何桂藍：若指「墨落」夾人是抽空選民意願

當不少人指責「墨落無悔」綑綁人表態、增加DQ風險，何桂藍等人作供時，卻說出另一個版本。

對於有人認為「墨落無悔」是抗爭派迫傳統民主派採取相同立場，何桂藍說，如果有候選人感受到壓力，那壓力並非直接來自抗爭派，而是選民，因為這是一場選舉，而她理解當時選民較多不認同「無底線退讓」的路線。何又說，若有人受選民影響而採納「佢哋自己未必認同嘅立場」，是其「政治判斷」，「將呢樣嘢講成係其他人『夾』你或者逼你，我覺得就抽空咗選民意願嘅嗰一part。」

何亦不同意聲明是抗爭派試圖挑戰組織者，指她理解聲明只是讓候選人表達是否採納當中的立場，她簽署時「只係諗我自己要向選民交代一個乜嘢訊息」，「冇諗到我要透過呢個行為去令到其他候選人點樣樣。」何亦認為，所謂「鬥黃」其實是很重要的路線辯論，指過往選舉論壇只集中質問建制派，從無處理過民主派的分歧，而是次初選，她望說服選民違背慣性，不去想勝算或DQ風險，而是投選最認同的路線。

「墨落無悔」發起人鄒家成也表示，聲明為向公眾展現抗爭意志，供大家自願簽署，自行承擔可能被DQ的風險；而聲明無約束力、無意向組織者施壓，如果有人反悔，發起人「咩都做唔到」，只是聲明面向公眾，如違反承諾就要接受選民問責。

「如果唔合理，即使DQ都要做」

事實上，當區諾軒等人矛頭指向抗爭派，抗爭派被告卻對戴耀廷和傳統民主派的退縮感到不滿。

例如何桂藍便指，對於新東還未談得攏、又沒有通知下，戴耀廷便在記者會稱參選人毋須簽署協議，感到非常驚訝、亦「非常之唔認同」。她覺得問題在於「太害怕DQ」，指戴草擬的「會積極運用基本法賦予立法會的權力，包括否決財政預算案」條款，甚至沒有要求斬釘截鐵說會否決預算案，只是承認《基本法》下立法會有此權力：「有乜理由去參選立法會，但係連立法會有咁樣嘅權力，都唔敢去確認？」

何亦指，就聲明看重的是民主派候選人會否因為「不合理的DQ紅線」而將公開立場「無底線褪後」——如果候選人純粹因建制媒體攻擊而不願作出這個宣示，又如何期望他當選後「願意作出一啲明確反抗嘅行為呢？」

後來得悉戴耀廷於記者會上的解釋，是不會愚蠢到自己製造藉口被當權者DQ，何也質疑：「唔通簽協議唔係共識咩？咁點解可以單方面話呢個係愚蠢嘅共識跟住就話唔要呀？」

何桂藍

對於戴耀廷無通知參選人便宣布毋須簽文件，鄒家成也質疑「有冇咁兒戲」、是「退縮」的表現，他認為DQ的紅線應是主張香港獨立，但協調會議沒有相關討論，「我唔明驚啲乜嘢」，又坦言聲明中「墨落理應無悔，否則等於失信於選民」一句，是諷刺戴「講咗嘅嘢唔算數」。

但套用區諾軒等人的邏輯，在當時的環境主動表態，不是徒增DQ風險嗎？自認為抗爭派的何桂藍曾解釋，抗爭派考慮如何行動時，不會以保住自己議席為首要考慮，「無論政府話你會做啲乜嘢會被DQ，而我哋認為嗰樣野係唔合理嘅話，即使DQ都要做。」

何又提到，溫和選民一直有種想法，認為DQ是「有據可依」、「嗰啲人唔自己玩嘢就唔會被DQ」，又常着候選人「要醒少少，入到去先慢慢玩」。何說，這些選民的心態，就是「無論政府條紅線畫得有幾過份，都應該迎合咗先」，亦認為當時有溫和派想附和他們的想法、想「褪」。

惟何不同意這種做法。正如她多番表示，理解戴耀廷草擬的條款、以及「墨落無悔」中運用否決權一句，只是單純重複《基本法》內議員的權力、甚至無承諾一定會否決預算案，相信連溫和選民也無可能覺得是「玩緊嘢」，「而如果咁都DQ，咁佢哋就終於會明白，DQ從來都係一個arbitrary嘅政治決定，唔係邊個乖、邊個唔乖嘅問題。」

立會過半就有用？

應該盡力避免DQ，還是不應為避DQ而「無底線褪後」？或者進一步要問的是，面對現實政治環境，要妥協還是抗爭？要談判還是攬炒？雖然法庭審訊是就被告有否達成協議、是否串謀一分子等作出事實裁斷，但庭上各方的證供，卻隔空牽扯出有關香港民主運動路線的辯論。

區諾軒曾說，一直認為《基本法》否決預算案機制的精神，就是政府與立法會「互相互諒互讓」，並在出現分歧時透過談判處理。就如他任立法會議員時，也曾就預算案和施政報告等與特首或財政司司長會面，「一個良好嘅政治制度，應該要做到呢一點。」

曾提過參與者可分為支持攬炒及主張談判兩派，區說「我的確曾經期望過，新選出嚟嘅立法會，會同政府一齊透過談判解決反修例風波」，但他說攬炒一派看法不同，他們希望不斷透過施壓，要求政府妥協。

趙家賢也表示，其初心是望協助民主派立會過半，取得主導權，推動一些利民惠港的政策，亦當然可以要求政府回應五大訴求；而不是用「攬炒」字眼，迫中共和特區政府讓步。

在當時的立法會下，立會過半就有用嗎？代表何桂藍的大律師 Trevor Beel 盤問趙家賢時，曾指即使民主派立會過半，仍會因分組點票制度而令可以通過的政策非常少；而唯一可以與政府談判的方法，就是威脅否決預算案。趙家賢不同意，指立法會投票制度當然有局限，但立會過半是「好重要嘅民意授權」，民主派與政府商討時會更有力量爭取，「正常嘅政府係應該要重視而去回應。」

大律師Trevor Beel

破除35+神話、不予民眾「假希望」

過半就可以令政府回應、爭取五大訴求⋯⋯上述觀點，正正被抗爭派被告庭上駁斥。何桂藍作供時不止一次強調，認為35+不可能，否決預算案也無法直接迫使特首回應五大訴求。她引述時任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形容，民主派過半是企圖「奪取管治權」，因此認為只要民主派碰到35+的線，北京也會出手阻止；又指否決預算案後每一步都不確定，特首可能不會解散立法會。

何又強調，立法會無法正常議事，立會制度從殖民地時期沿用至今，在功能組別和分組點票下，過半最多只有否決權，無法影響政府決策；而且中央擁有違憲審查權，若認為民主派通過違憲的議案，便可發還審議；財政預算案亦存有議員無法審核的「黑洞」。

何桂藍認同「墨落無悔」中「議會絕非抗爭終點」一句，說當時有候選人將35+和落實五大訴求掛勾，但她不想給予民眾「假希望」，「令佢哋覺得立法會真係可以直接迫使到政府」，她覺得其他形式的抗爭也要繼續嘗試。何又說，這是香港民主運動「慣性」——雖然明知議會「冇乜嘢做到」，但仍會講到議會「好重要」，造成選民有種「一勞永逸、投咗票就OK」的感覺；但她覺得作為「抗爭派」要承認，「2020年香港嘅立法會，係冇辦法做到落實政策倡議呢一個功能」，「議會係冇辦法幫大家攞到五大訴求返嚟。」

鄒家成同樣表示，由始至終不信「35+」的「神話」，認為初選意義就是在「35-」下，選取最多具備抗爭意志的代議士進入立法會制衡行政機關。他又指，主張35+的人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販賣假希望」的「政棍」，他們明知35+不可能，但卻不停講35+，講到35+後「好似民主會立即降臨」；第二類是「帶一點天真嘅理想主義者」，他們覺得35+有可能，帶一絲希望看能否爭取；而第三類是有政治勇氣和承擔的人，他們覺得35+無可能，但仍盡力完成任務，目的讓全世界知道，「無論我哋點樣努力都好，當權者都係唔會比我哋攞到35+」，「撕破假象嘅表面。」

與何桂藍排除議會可爭取五大訴求、否決預算案亦僅因審核制度存有黑洞，而非為爭取五大訴求不同，同屬抗爭派的鄒家成和余慧明，均表明望否決預算案迫使政府回應五大訴求。事實上，余慧明曾說與政府「從來都有得傾」，她提出否決所有議案，是採取「高姿態」的談判手段，望令政府放低身段聆聽民意。

當區諾軒將參與者取態分成兩種，余慧明的大律師石書銘於盤問區時，卻指「談判」或「施壓」也是一體兩面。不過值得留意的是，當趙家賢堅稱民主派過半是重要的民意授權，可爭取五大訴求，又強調不同意威脅否決預算案、以「攬炒」迫使政府讓步；余慧明和鄒家成均同意要施壓迫使政府，余也表明如政府拒絕談判，她會對預算案投反對票。

不會對政權存有「假希望」——這大概是抗爭派與傳統民主派的分別。

余慧明

政治始終要談判與妥協

不論認為35+可行與否、或議會能否爭取五大訴求，無可否認的是，五大訴求在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獲得廣泛市民支持，亦可以解釋為何「35+計劃」、「墨落無悔」均有要求參與者認同「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不過，在初選三年後，區諾軒在法庭上說，認為「現實政治上完全實現五大訴求係唔現實嘅」，「我亦都相信政府唔會完全接受晒五大訴求嘅全部內容」，情況「接近一個死局」。他解釋，2019年8月有大學校長去禮賓府，討論最易達成的目標「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但終未能實現。

區又說，「政治始終係要有談判同妥協」，「民主嘅路始終係要一步一步走嘅」，「如果你問我喺2019到2020年嘅情境底下，政府忽然話聽日就有普選呢，係唔現實嘅，至少喺程序上面都有好多個關卡要走，亦都要顧及香港社會各界嘅意見。」

區諾軒庭上提起前香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的《Can Hong Kong Exceptionalism Last?》一書，說香港要實現民主政制，根據既有機制要凝聚社會共識：「首先特首要同意咁做，立法會要有三分之二議員支持，換言之係香港大多數嘅政治團體，更加重要嘅係要得到中央政府嘅支持，起碼要通過呢三個窗口，所以特首很難一個人說了算。」

「所以……睇咗咁多嘢、反思咗咁耐，我都係覺得香港嘅民主路係要透過談判，大家一齊傾，凝聚社會共識，大家先至有機會。」

資深大律師潘熙曾在庭上展示一封由區諾軒寫給鄭達鴻的信件，上面提到：「這兩年，區某讀了很多中國自由派的書藉，我認為將來倘尚有人有志，該學學錢理群、張千帆、章詒和怎樣在內地生存、知進退。只是，區某氣數已盡，此事一過，能否仍立於天地之間，尚未可知，君亦宜珍重、保重。」

反抗才可改變香港宿命

面對政治現實的困難，區諾軒的覺悟是要談判和妥協；作為抗爭派的何桂藍則認為，「反抗，先可以改變到香港嘅宿命」。

何桂藍作供時說，很多港人幻想香港可以維持現狀，但她認為在一國兩制下，當一國不斷變化，兩制無可能維持不變，「香港永遠都冇可能留喺『冇民主但都有自由』呢個幻想入面」；她亦認為，港人「守住法治」、「守住議會」的心態，證實只會令情況越來越差，「事實上就係乜嘢都守唔住。」

何說，事實上中共為香港寫好的劇本，就是要香港一步步走入「鳥籠式民主」，透過選舉吸納民意和民間政治能量，將之困在一個「根本無出路亦都無辦法帶來改變嘅 institution 入面」。但她說，真正的民主是「成套制度」，「香港人一直都有票投，但係我哋對於呢個城市嘅規劃、個發展，對於公共開支到底點樣使，我哋有冇 say 呢？好明顯就係冇嘅。」

何桂藍表明，她不會因為想留住「一啲本來就建立喺浮沙上面嘅 privilege 同自由」，而接受一個「表面繁榮但係實際上不斷破壞緊香港」的現狀，形容這是所有參與2019年運動的人的選擇。而她相信，即使明知會招致很大打壓，「唔去褪，而係堅持做我哋本身已經做緊嘅野」、「做我哋相信嘅嘢」，才可改變香港宿命。

2020年7月12日，初選投票日次日，天水圍天瑞邨票站大排長龍。

若政治現實不容許，還談何反抗？談何改變？何桂藍不止一次解釋，在行動和反抗的同時，「必然都係同時建立緊一啲嘢」，而這些東西最終會導致政權有所削弱；又指很少社會運動能達到原初的訴求，但在過程中會「打開好多空間」，才是運動真正的建樹。她也提出「破局」的概念，說當權者會建立特定的結構、設立很多不公平規矩，令民眾現實上和心理上也受到局限，以為沒有其他選擇；但一旦民眾看到官方的現實並非唯一的現實，突破規矩按自己的規則行動，「就相當於打破咗政權 set 出嚟嘅 structure」，「咁政權對民眾無論實際上或者心理上嘅控制就會失去。」

就像《國安法》將實施時，社會很大恐慌，覺得「做乜嘢都冇用、做乜嘢都係送頭」，但何桂藍覺得這只是中共要港人接受的說法，並非她所見的現實，她認為港人仍有方法抗衡。正因如此，即使當時明知35+不可能，她仍然認為選舉要「打落去」，以展示港人的政治意志和實力，並迫政權在鎮壓或回應民意之間選擇——若最終大規模DQ，無異宣稱香港選舉與伊朗「冇乜分別」，讓全世界得知北京透過操縱選舉掩蓋港人真正意願，造成合法性危機。與此同時，民間以初選實踐自己所相信的民主，正正抗衡當局以DQ和《國安法》操縱選舉、打壓民主。

最終初選有61萬人投票，何桂藍形容是無人想像過的局面。明知立法會無用，為何仍要去選？何說，可能在法律場合，「每樣嘢都好清晰，有原因有結果有過程有動機」，但政治行動「唔係跟呢啲 logic 行嘅」，「簡單嚟講就係意義呢家嘢，做咗都未必搵得到，但唔做就一定搵唔到。」

初選後，民主派遭受「跨光譜大規模DQ」。彷彿間接回應區諾軒般，何桂藍說，覺得這個結果對民主派最有利、對政權反而有損害，因為更多市民反而會看清，只要政權在現行制度下有輸或者被挑戰的可能，「佢其實係會直接破壞個制度，都要迴避個挑戰」。何覺得，這樣可以破除大家對「跟住制度行就會有結果」的迷信，因為制度本身就是按政權喜好浮動變化。

「唔一定要縮、唔一定要妥協自保，先可以得到一個好嘅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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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作為重構歷史記憶的其中一個場域，在初選四年後的今天，到底留下了什麼？雖然庭上的確反映出政治立場的角力，部分人亦指激進派騎劫溫和派的主張，以此作為辯護的策略、罪責的分野；但同一時間，面對控方的指控，不少不同光譜的民主派在庭上，也坦然承認和捍衛當初的一言一行。

具壓倒性民意的五大訴求

其中最常觸及的，就是作為初選背景的反修例運動，及其核心五大訴求。何桂藍庭上多次談及2019年的運動，她先從6.12衝突、太古廣場梁凌杰、7.1進入立法會，回溯「五大訴求」的源起，並指政府雖撤回《逃犯條例》修訂，但示威者認為運動不應就此結束，「香港政制不公義」成了運動最核心的訴求。何解釋，運動很早已演化成一場民主運動，當中精神包括去中心化、每人要找最適當身位貢獻、「一息尚存，抗爭到底」、如何融和「兄弟爬山」和「齊上齊落」的矛盾，而她想將運動精神帶入立法會選舉，以選舉推進運動、為運動取得民意授權，「至少喺我身上，場運動仲未完。」

曾說過反抗是香港人的選擇、抗爭「唔係求死，係求生」，何桂藍形容，港人的抗爭開啟了真正歷史性變革的可能——2019年後，港人明白追求民主「無可能永遠都安全，一定會有代價」，無法迴避香港已無可能維持現狀；亦意識到不能單靠領袖，要自己「落場」貢獻。比起大國博弈或地緣政治，她認為這些人心的改變「先至真正令到變革有可能發生」。

何強調，「19年嘅運動從來都唔係爭取入到立法會做啲咩，或者立法會做到啲咩，而係要改革成個制度」，而她認為「五大訴求」中最重要就是「雙普選」，因為有了雙普選後，其他事情都可以慢慢解決。但她也說，每個人對民主化的想像不同，她並非爭取特定制度，而是爭取重啟政改，讓全香港人一同參與討論——只要政改過程是民主，結果可能並非她想要，「但我哋至少要啟動呢個全香港人一齊傾嘅過程。」

2019年6月16日遊行

其他被告也在作供時，表明對運動的支持和五大訴求的正當性。例如余慧明指示威者上街卻換來政府高壓手段鎮壓，「7.21、8.31、10.1，我哋真係唔可以好似政府咁話要向前看就 move on 囉。」她又說，運動中「冇一個政府官員要問責落台，亦冇一個警員要為自己嘅暴力行為負上責任」，但同時很多示威者被拘捕檢控，認為無法接受，質疑「點解淨係市民一方要承受個代價」，「我係願意嘗試用任何嘅方式，令到呢個政府係要直視民意囉。」

余庭上又提到，政府「一味就係話我哋係使用暴力、一味譴責」，甚至「抹黑緊我哋整場嘅運動」。法官問她用「我哋」一詞，是站在抗爭者一方？余答：「我永遠企喺雞蛋嘅一方。」就運動中常出現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余也解釋前者指真正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後者則指爭取制度改革的2019年運動。

余慧明強調，她一直想爭取五大訴求，認為在政府漠視民意、以暴力鎮壓人民，而市民用暴力回應的僵持局面下，制度上的變革，即特首和立法會的雙普選，可反映民意並解決困局。

至於鄒家成，作供一開始已清楚表明，參選是為了宣揚「香港民族」理念、爭取五大訴求。他解釋，五大訴求「具壓倒性民意支持」，而且「合情合理合法合憲」，可在《基本法》框架下達成，「作為立法會議員，應該係要為人民爭取訴求同埋發聲」；與此同時，確立「香港民族」地位是他從政最大願景，他認為五大訴求追求民主政制、自由自主、制度公義是港人治港的表現，與香港民族的核心相通。

民協何啟明也指，他想達成五大訴求，並形容當時社會氣氛下，參選人「最大公因數」就是會運用《基本法》賦予立法會的權力，迫使特首回應五大訴求；又認為若立會過半，政府需與民主派商討和回應，因為「呢個係民主派嗰個共同願望」。同屬民協的施德來也表明認同爭取五大訴求，因認為是解決政府和市民之間矛盾的重要癥結，他期望民主派立會過半後，特首會回應五大訴求，紓緩社會矛盾。

架空《基本法》的《國安法》

在反修例運動以外，2020年7月實施、乃至後來用來檢控本案被告的《國安法》，也無可避免成了審訊的議題。不少人不諱言表達對《國安法》的憂慮、批評，以及對被拘控的出乎意料。

其中何桂藍憶述，北京2020年5月宣布訂立《國安法》時，曾稱會針對「癱瘓立法會」的行為；至6月30日全文頒布，控罪字眼變成「嚴重干擾、破壞和阻撓」，她認為意味一般履行議員責任的行為，例如在主席終止辯論時要求繼續辯論，也會被視為「干預」，可納入罪行。

雖然如此，何桂藍坦言對她來說投票「連議會抗爭都唔算」，「我冇估到、或者我從來都冇諗到，撳個反對掣就係犯法，我覺得作為一個喺香港生活咗三十年嘅人，呢樣嘢簡直係匪夷所思」；她也自言曾天真地以為，「入到立法會、繼續議會抗爭，先會因為初選呢件事而畀人拉」。余慧明也有類似說法，指她曾預期被DQ和取消選舉，但無想過「連議會都未入去就拉人」。

何桂藍最終被DQ，理由是她反對《國安法》，因此她不擁護《基本法》。對此何桂藍明言「我自己嘅眼中，我係擁護（《基本法》）」，並質疑《國安法》與《基本法》有衝突時以前者為準，而《國安法》不受司法監督、僭越立法會職能，並透過納入《基本法》附件三實施，感覺「成份《基本法》架空咗」：「《國安法》嘅出現，令到《基本法》成為咗 condom 囉。」

鄒家成、余慧明等也批評，《國安法》直接加插在附件三，無經本地諮詢和立法便實施，條文模糊、令人觸犯紅線，嚇怕外資、令經濟不穩，余更以「惡法」來形容。但余慧明明言即使如此，「我都唔會恐懼，我都唔會作出讓步」，「因為我認為爭取五大訴求係冇違反國安法。」

7月1日，《國安法》通過翌日。

與何桂藍一樣，鄒家成也表明擁護《基本法》，但解釋他效忠的是理應能產生憲法應有功能、約束當權者權力和保障市民權利的《基本法》，以及會受憲法約束和保障市民權利的政府；惟沒有雙普選下，《基本法》在香港的實踐未如理想。

提倡「香港民族」的鄒家成指，一個民族是建基於文化、價值、歷史、命運而形成的共同體，「中華民族」與「香港民族」有別，前者是合理化損害港人利益和干預港人自主權的宣傳工具，這種殖民統治的方式會弱化民族根基，故他宣揚「香港民族」高舉族群利益，對抗中華民族入侵。

法官質疑鄒說無推動港獨，但又提到「自主權」是有矛盾，鄒家成不同意，指港人在《中英聯合聲明》和一國兩制下，除國防和外交，理應享有一系列自主權，「除非落實雙普選，否則一國兩制都冇真正落實過。」

談「法治無存」、「極權」、「打倒共產黨」

雖然審訊重點在於被告有否串謀無差別否決預算案，不過他們競選時的言論，也成了控方指控他們犯案意圖的證據。庭上，各被告紛紛就以往言論作出解釋，當中不乏對「極權」、「暴政」等詮釋。

對控方指控何桂藍提及「香港制度崩壞、法治無存」，是促使他人對政權怨恨，何引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包致金就法治的4個基準，包括司法獨立、權力分立、人權保障、和不可聲稱有法治就暫停民主化步伐，指明顯香港「一啲都唔合格」，「法治無存」是客觀陳述、準確描述。何又說，對香港政府有非常多不滿但沒有怨恨，「因為香港政府唔值得任何人嘥精神去怨恨佢」，而她同意全港有很多人怨恨政府，「唔需要任何人去 foster」，亦不可假設有怨恨情緒，便是不理性或受人煽動。

就論壇提及「同全香港人一齊抗擊中共極權」，何桂藍說「極權」有「全面控制」之意，形容中共是「極權」為學界共識、客觀描述；而香港人不想要這種制度，「香港人係唔希望活喺一個方方面面都受到政權嚴格控制嘅制度之下。」

至於何啟明曾於論壇提及「打倒共產黨」，他解釋是「憤慨之言」、對中共無兌現《基本法》承諾的批評，又指當時社會「好多人講咗『打倒共產黨』講咗幾十年」、《國安法》亦未實施，「我相信鄧小平話『共產黨是罵不倒的』」。而他《國安法》後沒有收回言論，因理解此前言行不會被追究。

何啟明亦曾提及「反暴政衛我城」、「反抗極權」，他說「極權」、「暴政」是指當時香港政府不理會人民聲音，一意孤行實施《逃犯條例》，甚至「由得警察嚟到去施放催淚彈、用水炮車」，而港人面對強權要跨階層跨世代反擊。他又批評，林鄭政府疫情紓困措施不足，故意「撳低」港人生活、要香港人靠政府過活。

何啟明

庭上甚至開展了關於民主的討論，何啟明直言「無民主就無民生」，「個政府要係人民選出嚟，佢先會回應人民嘅訴求」，他抗爭是希望香港成為「更公平、更公義嘅社會」、制度更加能回應人民聲音，反抗方法包括支持黃店、在自己工作崗位堅守價值，但取得民主不代表推翻政府。法官曾問，兩次否決預算案導致立法會解散、迫特首下台不是推翻政府？何不認同，認為「武裝革命」才是推翻政府的門檻。

此外，何啟明亦承認，民協曾建議使用的「立會過半、光復香港」口號是他構思，解釋民協曾在深水埗區議會過半，知道過半的功用，望將區議會經驗在立會實踐；又同意「光復香港」是2019年運動的延續：「我係希望回復返香港以往嘅價值：自由、法治。」

至於施德來曾拍片介紹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爭取獨立的情況，稱港人也「慢慢趨向爭取獨立」，不想北京和中共管治香港。施強調他和民協也反對港獨，只是談及有港人因「高壓打壓」而萌生獨立想法，而當時中央直接頒布《國安法》，香港人擔憂民主自由空間收窄，他想守護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不想北京「一國一制」直接管治香港。

陳志全則曾提及，議會戰線是抗爭運動的一部分，議會是「工具」，對抗「港共政權」才是「目標」。控方指他參選目標就是要對抗政權，陳說民主派作為反對派，在議會的對手就是建制派和政府，每天要找出政策上不完善之處，要求改變，並就港人想得到的向政府施壓，要求落實，「咁呢個係咪叫做對抗政權呢？如果呢個係咁咪係囉。」

「我好鍾意香港」

從競逐立法會初選，到被拘捕、檢控，到坐在被告欄內、走上證人台，是什麼令被告走到今天這個位置？法庭並非容許發表感想和意見的場合，但在漫長的審訊之中，偶爾也可一窺被告的真情實感。

例如法官曾問施德來，以林鄭月娥性格，施認為她會回應五大訴求嗎？施德來堅定地答：「就算佢對於五大訴求冇一樣應承都好，我認為佢最少欠香港人一個道歉。」後來被問到論壇的發言是否均事前準備，施稱很多題目無法預料，是臨場應對，但「喺呢一個論壇我最主要講一句說話，喺呢度講咗幾次嘅，無論開頭結尾中間我都有，就係我好鍾意香港」，說到「我好鍾意香港」時，施語帶哽咽、聲線微顫，說罷沉默片刻，輕抹面頰。

施德來（左）

鄒家成則提到，《國安法》頒布後曾考慮退出初選，因當時與團隊研究條文，判斷參選人或因過往言論被捕，而他以往對體制及政府的批評較尖銳，「香港民族主義」亦可能被扭曲成分裂國家和港獨言論，加上條文「涵蓋範圍好廣、字眼好模糊、刑罰好重」，如「盲人摸象」。

不過他最終決定繼續參加初選，鄒家成庭上回憶當時決定時一度低頭，又以紙巾拭眼和鼻，並哽咽道：「我發覺我根本就做唔出退選嘅決定，我覺得我無法離群眾而去。」鄒續聲線微顫說，有晚他打電話給團隊成員，「我就同佢講，不如繼續，咁佢就話『全部人都ready，爭你一個』」。鄒其後開會與團隊重新尋覓參選的意義，「我哋認為繼續參選本身就係一個意義」，並調整了選舉口號和單張。

鄒家成

何桂藍則提到，5月尾看到《國安法》消息後，有兩個反應：「第一就係要走就而家好走喇，如果唔係可能一世都走唔到喇；第二就係，佢哋終於搵到個可以DQ晒全世界嘅理據。」她續說，「咁我第一個決定就係唔走啦」，而第二個決定關於會否公開表態反對《國安法》，她說理解內地政治犯會「以言入罪」、在巴士站貼上「平反六四」都「瀨嘢」，而她當時「已經講咗好多會瀨嘢嘅嘢喇，咁所以，避都冇用喇」。

何坦言，不確定《國安法》有否追溯力，「作為一個怕死嘅香港人，咁我唔會再講一啲我以前未講嘅、更加激進嘅嘢喇，但係以前已經講開嘅嘢，既然已經講咗，亦都冇辦法確保佢唔係 retrospective 嘅話呢，咁就繼續講喇。」雖然她的判斷是，她一公開反對《國安法》便會被DQ，但「我會認為作為一個追求民主嘅人，唔反對一條咁樣嘅法例係自相矛盾。」

最終明知DQ，她仍繼續參選，何桂藍說當時的心態是「做得一日得一日」。她覺得選舉是社會運動的一部分，她想用候選人的身位參與公共討論，影響更多人的想法，「攞一個最大嘅票數」——不是自己的票數，而是整個初選的投票數。何桂藍說，2020年5、6月時，公開遊行已不太可能，「基本上你行出地鐵站，就會畀警察 cap 埋一齊、拉咗你先喇，所以即使有好多嘅香港人想表達佢哋嘅一啲立場，佢哋係無辦法用行動去表達出嚟，個社會係唔會見得到究竟有幾多人係反對一啲嘢。」

而對何桂藍來說，「當時選舉就係一個 alternative，畀香港人明確展示佢哋當時嘅政治意志，就係唔接受《國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