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夏念梓
歪脑 04/30/2024
在三月闭幕的全国两会上，翘首以待的中外媒体并未如愿听到中共主政者宣布令人惊喜的刺激经济政策，但却收获了“新质生产力”这一新词。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3年9月于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一词随后出现在同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以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今年十大任务之首。3月5日的两会上，习近平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再次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于是 “新质生产力”正式跃升为“两会”热词。
新质生产力是什么？过去一个多月以来，中国官媒和各级政府一拥而上、连篇累牍地宣传习近平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倡议。央视、人民网、新华社都对它做了全方位的阐述。根据官媒的摘录和解读，“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 “原创性”的技术，催生出高效能、高质量的“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摆脱过去依靠大量资源投入、高度消耗能源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路径。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到的“新兴产业”涉及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领域。而民间对此的反应，也为诸如元宇宙、人工智能、电动车等“未来产业”增加了热度。
一些质疑也随之产生，《经济学人》文章指出，中国所谓的“新质生产力”经济策略避开了透过大规模消费来刺激经济的传统途径，希望藉由国家力量加速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从而创造高生产力的就业机会，实现中国自给自足，摆脱中国被西方科技“卡脖子”的现状。也旨在通过获得新产业中的知识产权，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扭转全球经济的权力平衡——这种举国体制的气魄和当年“勒紧裤带造原子弹”一样，追求的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背后则是“强国梦”的意识形态。
但有专家分析认为，这一新词体现出更强的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色彩。政府不愿意通过资源重新分配（例如提高社会福利、改革户籍制度等）的方式去减少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创造和刺激消费。在大环境疲软的条件下，一味推动生产力，恐怕不但难以缓解，还可能加剧经济和相关社会问题。
“‘社会工程师’永远执着于生产，却很难想象消费可以产生价值。……偏向生产也符合中国长期以来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但它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如果国内外消费者没有足够的需求，供应增加只会导致产能过剩和价格下跌。”
暂不论最后实际成效如何，“新质生产力”一词适时地回应了中国的经济问题，确保了意识上的“正确方向”。自2012年上台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主政集团已不间断地造出了许多 “新词”、“大词”、“热词”。伴随着被严格控制的意识形态，这些抽象、复杂、语意模糊的词汇也被主政者用来传播其执政理念，构建中国的宏大叙事，是“中国梦”、“强国梦”战略布局中不可或缺的组成。它们被创造出来后，立即在官媒的宣传下，带动起全国上下的“共振”效应，被大量学习、揣摩、讨论及引用。
在政治话语中制造新词、新概念的现象并不是习近平的时代独有的，但他的造词的频率和“格局”可说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领导人中无人能及。各种关于他的文本、语录、口号、标语、学习材料已经深入民间社会。2015年人民网编辑了《习近平新词词典》，专门记录他的讲话中“影响中国”的“新热词”；2024年新华社隆重推出了《习近平词典》（（Xictionary）视频栏目，由一位美籍记者主持，同步更新、宣传他的新热词，其最新一期正是聚焦“新质生产力”。
熟悉政治宣传的读者不难理解，如此 “党八股”一直是极权国家统治术的一部分。专权者都在利用一些宏大、抽象、模糊、模棱两可的政治话语，有意制造理解障碍与信息差，架空现实、粉饰谎言，从而维护权力高高在上、不受挑战的地位和魅力。而被权力所垄断的政治叙事和单向的沟通方式，决定了民众只能承受、领会，却无法问责和干预，其作用可谓一场大型“煤气灯效应”。
在对文革灾难的反思中，中国经历了艰难的意识形态转变，一度破除了毛时代长期盛行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话语，开启了改革开放。而如今重新兴盛起来的“造词”风气和领导人的“造神”运动相辅相成，使得很多人都有一种“重回文革”的焦虑。在层出不穷的热词中，我们是否又来到了一个被宏大叙事、正能量的理念所支配，却看不见具体的人和现实生活的时代？笔者尝试去追问，权力制造出来的词汇和概念如何控制着人们的思想？中国的现实又是如何被这些政治话语所遮蔽和重塑的？那些初诞生时雄心勃勃、高瞻远瞩的执政理念，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后来究竟落实得怎么样了？
政治语言浮夸冗长只为隐藏真相
【图略】一名妇女走过人毛泽东的宣传标语。(AP Photo/Eugene Hoshiko)
中共为何热衷制造和宣传这些“新词”？这或许是极权政权的通病——语言不被用来协商和沟通，而被用来作为塑造意识形态、控制思想的工具。自建政以来，中共便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等各方面实施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控制意识形态对于维持统治至关重要。意识形态不但被用来解释和辩护社会政治制度的信仰体系，同时为这个制度的设立与发展提供纲领性的指导，更是政权的合法性来源。马列主义被认为反映无产阶级利益，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代表无产阶级立场的共产党则成为当之无愧的主政者。这一套提供信仰体系、价值体系和实践体系的意识形态不但约束了国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更输出了具体的教条和方法论，规范国民在达成宏大叙事的目标路上的所作所为。
正如南斯拉夫学者斯托扬诺维奇（Svetozen Stojanovic）所说：“权威的真理代替了真理的权威（The truth of authority replaces the authority of truth）”。共产党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往往是一种“文化专制”。只有党内的最高领导人才能成为马列主义最终和最权威的解释者。同时，国家机器采取各种手段控制意识形态，包括言论、新闻和文化产品的审查、监控、宣传和雇佣“水军”、制造舆论禁区，以排除异已，保证党对思想意识的垄断。
为了实现这种控制，当权者需要创造出一套政治语言，运用一些宏大、抽象、繁复和模糊的制式话语，避免具体、生动、准确和容易让人理解的白话，刻意令语意含糊或无意义，人为制造被诠释的灵活性和权威性。著名政治小说《1984》的作者奥威尔认为，这类政治语言浮夸冗长只为隐藏真相，“使谎言听起来真实，使谋杀看起来正当，把空话说得真有其事”， “当一个人声称的目标和他实际的目标有偏差时，他自然而然地就会投入到浮夸和冗长的怀抱之中，像是乌贼为了自卫而吐出的墨汁。”
他在《1984》中为极权国家大洋国杜撰了一套官方语言“新语”（Newspeak），这是一种“世界唯一会逐年减少词汇的语言”。奥威尔认为，语言的简化和控制就是简化和控制思想，“新语”就是蓄意削弱思考和表达能力，以压制异见声音的工具。诚如《1984》中所说，“谁能控制话语，就能控制思想，谁能控制思想，就能控制一切”。
奥威尔的小说是杜撰的，但中国却经历过真实的历史。想当年，“红宝书”可是普通中国人居家办公生活必备的精神指南，不论是求职、考试、结婚、生育或丧葬，都要先来一段“毛主席语录”。
为了将这些话语嵌入人们的意识形态中，一套由上至下、精密细致、改造思维的党建系统由此产生。每一次由中央至地方、由高层至基层、由组织到个人、由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各部委各单位各人的学习、培训、会议和组织活动都是在重复政治仪式（Political Ritual）。透过无止尽的“学习”——甚至不需要人们理解或记忆，只是长期、频繁地沐浴在这些话语的冲刷下，便足以受到社会压力与国家强权的规制。
中国意识形态的转变：马列主义退潮，民族主义崛起
【图略】一名男子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小孩子的照片前挥手致意。(AP Photo/Andy Wong)
许多前共产国家在改变政治和经济体制前（或后），都经历了官方意识形态的破产以及本国政治文化复兴。新中国在一次次的政治运动和“输出革命”的议程中耗尽元气，目睹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国内的统治精英与人民对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失去信仰和信任，变成了无法逃避和亟需解决的问题。
为了修正失败的道路，改变贫穷动荡的国家，也巩固统治的合法性，中共领导人尝试对“社会主义”做出“系统修正”，邓小平思想开始强调实用主义（“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提倡接纳资本家的“三个代表”和与之相继承的“科学发展观”。然而，这一套“经济偏右、政治偏左”的手法必然会引起理论和现实的矛盾。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社会逐渐走向自由化，专制的政治体制也会遭到动摇。为了填补意识形态的真空，狂热的民族主义席卷而来。民族主义的兴起，正是中共新一代领导人重建意识形态和合法性的一种尝试。
在习近平的阶段，国家的救赎不再是“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或仅是“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变成为了实现“中国梦”的“两个一百年”计划；国家信仰体系亦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或“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执政”，而是在权力核心的绝对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一论述包含了一个前设：即当前世界局势处于交叉点（“百年变局”），而中国举国体制的优越性终将压倒西方逐渐衰败的资本主义\民主自由体系（“东升西降”）；以及一个必要条件：只有长期坚持中国共产党专政（“两个一百年”），才能成就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国家复兴（“中国梦”）。为了达成这套论述，习近平和他的主政集团力图设计出最优的理论体系，完善政治语言和巩固官方意识形态。
笔者根据过去十二年来每五年举办一次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和每年举办的两会中出现的政治语言，以及北京宣布的重大政策文本来做粗略统计，习近平的主政集团在“治国理政”上所创造的“新词”、“热词”分布于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层面，可谓面面具到。
那年那词那些事儿
【图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结束后离开。(AP Photo/Mark Schiefelbein)
一带一路 / 经济
怎么出来的？
2013年9月，习近平到访哈萨克斯坦，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于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时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之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把“一带一路”升级为国家战略。
官方宣传怎么说？
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共建“一带一路”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外界如何解读？
“一带一路”是为了解决资金和产能过剩，刺激新的经济增长，也利用自身经济优势去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据报道，中国（主要以贷款形式）向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拨付了近1万亿美元，用于建设发电厂、道路、机场、电信网络和其他基础设施。但也导致一些贫困国家的债务达到难以承受的水平。其中一些项目成本高昂却质量堪忧，另一些甚至面临“烂尾”。
供给侧改革 / 经济
怎么出来的？
2015年11月，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供给侧改革”一词。
官方宣传怎么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外界如何解读？
供给侧改革主要是为了化解过剩的产能，关闭或逐步减少生产远远高于市场需求的煤炭、钢铁、水泥等工业产品的矿山和工厂，严格控制导致产能过剩的信贷和补贴。 有评论认为“供给侧改革”原本旨在扩大市场作用，但目前中国经济中的资源配置仍然由官方所主导，政府回避进一步的国企改革，令其中逻辑自相矛盾。
雄安新区，千年大计 / 经济
怎么出来的？
2014年2月，习近平将“京津冀协同发展”定为国家重要战略，次年开始研究在北京之外建立新城。2016年3月24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同意定名为“雄安新区”。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
官方宣传怎么说？
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是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对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外界如何解读？
建立这个新区最重要的作用是把现在位于北京，但又无助首都运作的机构都搬到那里，包括教育、科研、非金融等行业，以缓解首都的运行压力、分担政治经济风险。有评论指出这是习近平的“政绩工程”，目的是与邓小平打造的经济特区深圳比肩，但它违背大环境和市场规律。工程进行六年之后，由于项目建设以及企事业单位进驻不如预期，一度被质疑为“烂尾工程”。
内循环、双循环 / 经济
怎么出来的？
2020年5月两会期间，由习近平首次提出。
官方宣传怎么说？
这是总书记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统揽“两个大局”所作出的战略擘画，是对国内国际循环新的不平衡格局主动作为、主动调整、主动谋划的中长期战略布局。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要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连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外界如何解读？
“内循环\双循环”是中国在疫情期间，世界经济下行、需求减弱、美中关系恶化的国际政经背景下提出的“权宜之计”，希望中国经济借此降低对外国企业、技术和市场的倚赖，转而以国内消费、市场和企业作为经济成长的主要驱动力。有评论认为这是地缘政治“陷入冰点”后，中共再一次的“自力更生”政策，或被认为是为了应对外部压力的新时代“闭关锁国”政策。然而疫情后国内消费不振，“内循环”的提法也被迅速冷落。
共同富裕 / 经济
怎么出来的？
2021年8月17日，由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首次提及。
官方宣传怎么说？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
外界如何解读？
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对中共执政合法地位很重要，也是中国实现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的目标必然要解决的难题。围绕共同富裕，政府需要构建分配制度，因此其相关政策被质疑为“劫富济贫”。有观察指出，以“共同富裕之名”中国政府增加了对私营企业的限制和监管，这些包括教培行业、电子游戏行业、娱乐行业、科技行业等。同时，中国多名民营企业家表示积极响应“共同富裕”的号召，宣布了相应的目标和计划。
精准扶贫 / 经济
怎么出来的？
习近平于2013年11月在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
官方宣传怎么说？
是粗放扶贫的对称，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
外界如何解读？
虽然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低质、低效问题仍存在，但中国的扶贫成果显著，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认可。全面脱贫是习近平的一大“政绩”，为其在中共二十大树立绝对的个人权威做了铺垫，也塑造了其带领人民脱贫的领袖形象。2021年，习近平主持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宣布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但有媒体称，因为中国贫困线标准较低，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摆脱了贫困。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执政
怎么出来的？
2017年中共十九大通过决议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
官方宣传怎么说？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书写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篇章，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彰显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
外界如何解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巩固一党专政和习近平领导地位的政治纲领。 该思想被冠名写入党章和宪法，象征着习近平在党内拥有绝对权威和对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但也有学者指出，因思想名称加有许多限定词，意味着习的实际权力或未达到毛泽东和邓小平的高度。
全过程民主 / 执政
怎么出来的？
2019年11月2日，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全过程民主”。
官方宣传怎么说？
中国的民主是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民主的本质和核心。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外界如何解读？
有评论认为，中国一直以经济成就来确立执政合法性，却在民主、人权、法治方面颇受外界诟病。因此“全过程民主”是习近平试图定义“中国式民主”，对标“西式民主”，争夺对民主的定义权，亦是当权者为维护执政合法性而提出的理论。
两个一百年 / 执政
怎么出来的？
“两个一百年”最早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提出。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第二个一百年从2020年开始，中国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官方宣传怎么说？
党的十九大报告清晰擘画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路线图。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外界如何解读？
“两个一百年”是习近平为将中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提出的政策目标和发展蓝图。这也被认为是习近平“中国梦”的启航，是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国家复兴”计划，亦为习近平的政治权威和中共的长期专政订立时间线。
人类命运共同体 / 国际关系
怎么出来的？
在习近平的倡导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于2017年中共十九大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并于2018年修宪时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
官方宣传怎么说？
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 ，荣辱与共，努力把人类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外界如何解读？
有评论认为，在全球化消退、西方民粹主义崛起的背景下，习近平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替代美国成为推动全球化的主导力量的意图。并且希望在国际上推广中国的理念和影响力。“人类命运共同体”亦代表了中共的“天下观”有意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新秩序。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国际关系
怎么出来的？
2017年12月，习近平在出席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时首次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官方宣传怎么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当前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世界范围呈现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和趋向的重大态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角色发生重大转变，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世界经济重心加快“自西向东”位移。
外界如何解读？
“百年变局”、“东升西降”代表了习近平对世界体系发生重大变化的论述，重点包括西方的民主政体已遭遇困境，西方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全球体系必然衰落，而中共的举国体制将被证明更加优越。“百年变局”以世界领导权从西方让位于东方（即中国）为结局，虽然前途必然有险阻，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如此变化趋势也是“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
那些大词背后的大计划和大工程究竟成效几何？
【图略】2021年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庆典。(AP Photo/Ng Han Guan, File)
如何评价这些口号的价值，以及它们背后的执政理念、政策的效果？首先，“新词”也并不都是新的，因此谈不上什么“革新”，它们不少是对过去政治理念的进一步包装，有老调重弹之嫌。
以有“习近平思想”之称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例，邓小平时代已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词。其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十四项坚持”）大部分是前任领导人留下的政治遗产，是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除“人类命运共同体”外，并无太多原创内容。依法治国、执政为民、以民为本、保护环境等等更是前任江、胡时期唱了再唱的陈词滥调。
“供给侧改革”也不过是“新瓶装旧酒”。在2008年金融危机下，中国政府主推四万亿投入基建救市，导致严重产能过剩，这才有了“供给侧改革”意图化解问题。因此，相关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去产能的论述在过去几年的中国政府公报中已被多次提及，例如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提及“供给侧”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目标，此概念并无太多新意。而风头正盛的“新质生产力”和邓小平在1970年代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亦一脉相承。说明自改革开放起，颇受中国“工业党”（或称技术党）们推崇的，混合“工业强国”民族主义情结的“技术乌托邦主义”就是指导中国发展的主流意识形态。然而，有经济学家指出，新的增长动力还无法填补救经济增长放缓的空白，“与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等旧经济驱动力不同，新经济发展的成果往往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旧经济驱动力的特点是供应链长、养活的人多。”在政府不愿意推动资源重新分配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淘汰旧产业，恐怕加剧工人失业与社会不平等——这显然不是“社会主义”或“马列主义”的初衷。
而在主政集团“原创”的新词中，“一带一路”和“雄安新区”这两个大项目都在实施中遭遇了阻滞。“一带一路”作为国家级顶层设计，是一个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年的大型经济带计划，被视为习近平“大国外交”战略的核心。然而，这一雄心勃勃的倡议同时存在诸多风险。 向“一带一路”周边经济欠发达且政治动荡的国家和地区贷款，最明显的风险是投资无效，基础建设恐沦为“国际烂尾工程”。与此同时，继斯里兰卡债台高筑卖港口抵债后，“一带一路”为参与国带来的“债务陷阱”，以及相关政策的透明度、对当地人权和环境的影响，甚至是“输出威权”、“经济殖民”等问题，都颇为外界诟病。
而被奉为“千年大计”、“未来之城”的雄安新区，预计总投资超过8000亿人民币，至2024年已投入6700亿人民币。 今年1月，彭博记者实地走访雄安，发现出入当地的公路几乎空荡荡，市区内只有零星的商店与餐厅开门营业。基础设施虽然齐备，但人口迁入远远不足，使当地形同空城。而去年8月，北京及河北省遭遇特大洪水冲击，当局疑为“保北京”、“保雄安”而泄洪淹没河北涿州等其他地区，令民怨一度沸腾。
不难看出，在“特色”、“大变局”、“百年”、“千年”、“改革”、“全过程”等“高大上”的词汇和背后动辄关乎国家前途的大计划、大工程之下，遮蔽的都是“人”的代价。
除此之外，在特定国内外环境下产生的“新词”往往会因为时过境迁而迅速遭到遗弃。例如在中美贸易战胶着的状态下，为回应国内经济下行的焦虑而提出的“双循环”和“内循环”，指望摆脱对国外技术、市场的依赖。但经历了对“疫后报复性消费”的期待最终落空后，不会再有人对国内消费市场抱有如此良好的期望。而在致力完成“小康社会”目标下提出的“精准扶贫”，也因习近平在2021年宣布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一“人间奇迹”而自然淘汰。2020年疫情期间，李克强总理在人大记者会上称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引发社会讨论，有媒体解读其言论冲击习近平的“脱贫大计”，进而产生习、李二人不合的联想。
如果还有读者记得的话，习近平曾在2015年兴起“厕所革命”，提升农村厕所的卫生标准。在领袖的号召下，不光是穷困地区，甚至是一线大城市，也争相建起“五星级厕所”和“最美厕所”。上行下效，一哄而上的一顿操作后，十几亿资金换来的只是面子工程，如今也被废弃。
在一个被国家全面控制的社会里，权力的方向就意味着资源的方向。全国上下指着主席的讲话、政策的风向闻风而动，却常常无视市场规律，造成诸多浪费，令人疲惫不堪，已是中国社会见怪不怪的现象。难怪“新质生产力”一词出来后，习近平自己就先打了个预防针：“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纽约时报的评论认为，中国经济转型如此困难，是因为政府无法推动市场化改革：“习近平的经济目标已经多次与他的政治目标发生冲突。他们说，虽然习近平在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这方面表现出极大的能力，但他一直不愿意约束国家的影响范围。尤其是限制国有企业在获得贷款、资源和客户上享有的特权，这些特权往往具有垄断性。”
随着领袖语录和执政理念层出不穷、叠床架屋甚至造成语言通膨和词汇贬值，往往一个新词刚被炒热，就有下一个新的概念被发明出来。在习近平和其主政集团所创造、输出的政治语言中，每一个“新词”的活跃周期各异，但大部分都活跃不到下一届全代会。
不过，对当权者来说政治语言（以及背后的执政理念）没有好与坏、生与死，也全然没有失败或“烂尾”一说。“新语”宁滥勿缺，每一字、每一词的堆砌都是在为这个政治语言体系和意识形态添砖加瓦，把“墙”再砌高一尺。
“造词”就是“造神”的过程
【图略】习近平在北京森林公园与小孩子参加植树活动。 (Li Xueren/Xinhua via AP)
1969年，《中国共产党章程》正式将“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与马列主义并驾齐驱。六年后，中国宪法加入“毛泽东思想”的内容。这是中国官方意识形态首次在对马列主义的诠释外加入了领导人个人的政治理念。此后，每一代领导阶层的更迭都为中共意识形态增添新的内容——谁掌握了对意识形态的解释权，谁就可以垄断政治权威合法性。
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被写入中共党章，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道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相比前任们在党章上的印记，习近平提出的“思想”不但可以让他在党章上留名（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皆未冠名），且“思想”比江、胡的“理论”显然要高出一筹。虽然这一思想被外界评论为不涉及意识形态，而更像是一种包罗万象、实用至上的理论，但能与马列毛邓比肩，仍然象征着习的权力至少在形式上已达到了与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的高度。
2018年，习近平修宪取消了连任限制，“习近平思想”写入宪法。之后，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的高等学府及院校、部委、各级政府成立了数十个“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仅在2020年，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发表了1000多篇理论文章，试图将习近平的观点打造成能与毛泽东思想相媲美的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今年两会后，官媒新华社陆续推出“语录”类节目《习近平词典》，英文为“Xictionary”。目前已推出五集。
除了创造大量的政治“新词”丰富党文化外，习近平的讲话、指示、演讲被集结成册，陆续出版了超过140本书，且发行量惊人。据推特红人“李老师”和众网友不完全统计指出，习近平在任内10年（2015年11月-2024年3月），已为中国和世界“指明”了将近250次方向，堪称宇宙级“指明灯”。
在习近平和其主政集团所创造的政治语言身上，能看到对毛时期“革命大词”的模仿和复制，他们在追求经典共产政权政治词境的宏大叙事上力求极致，令这些新词充满了政治导向性和鼓动性。词语越是宏大、浮夸和费解，就越能显示领袖与民众的“距离感”和不被质疑的“伟光正”形象。从这个角度来说，“造词”其实就是“造神”的过程。
前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联席主席钱钢长期研究中国语象，他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向旗帜语完成版“习近平思想”的缩略速度——“折射最高权威的强度”。目前，缩略仍未完成。在官方文件中，“习近平”与“思想”之间仍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限定语；“习近平思想”只出现在非官方的非正式场合中。然而，“高举⋯⋯伟大旗帜”的旗帜语已是半完成品。
另一值得一提的观察，来源于今年两会后，有中共学者再提“摊贩经济”，疑似回锅重炒已故前总理李克强的“地摊经济”概念。这一提议当然被“冷处理”，但却折射出现状，那就是在中南海最新的权力架构中，已再无可能有另一人与习近平“同台”造词。李克强在任期间创造并流传甚广的口号“地摊经济，人间烟火”，以及“李克强指数”，如今不会发生在李强身上。而那些为皇帝造新词的功臣，例如中共“第一笔杆子”王沪宁，同样要隐身在大幕后——造词也要“定于一尊”。
最后，作为普通人，如何才能对党国机器制造的宏大叙事具备一定意识？民间的抵抗其实从没有消失。疫情期间，也是为各种封控手段做包装的“新词”最为膨胀和泛滥的两年，当“封城”被替换为“静态管理”、“静默期”或“居家办公”时，上海市民杨潇选择了600个常用的中国宣传用语随机生成出无意义的句子，制作出五分钟的讲话，并用喇叭对着窗外高声播放。而下面路过的大白丝毫没有察觉异样，因为听上去这些“乱码的语言”和正儿八经的领导讲话没什么不同。这条名为《再见语言》的短片获得了百万点击率后被封禁。用荒谬来击败荒谬——总有人选择不再随波逐流，试图抵抗公权力入侵大脑，如同当众喊出“皇帝没穿衣服”的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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