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前教师吴强最近发出公开信，呼吁清华大学的主政者维护学者的尊严，并将当前中国高校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形容成一场新的文革。
公开信事件的背后，是中国高校愈来愈严厉的意识形态及思想控制，很多如吴强这样的自由派学者的空间几乎被压榨殆尽。
迅速封杀的公开信
吴强2009年被聘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师。2015年即被停职，2020年，清华大学一纸诉状将吴强告上法庭，要求其搬离周转房并且索偿巨额违约金，但是遭法院驳回。吴强又被清华大学列入黑名单，禁止进入校园。2024年，清华大学再度发起房屋诉讼，要求吴强为无法居住的这几年支付百万违约金。在吴强看来：清华大学利用反复诉讼，以此羞辱和惩罚“不服从”的知识分子。
公开信中，吴强向清华大学校长李路明喊话，要求公正处理纠纷。此事在海外产生很大反响，而在中国互联网上则被迅速屏蔽。吴强说，“第二天就被封杀掉了”。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一直关注吴强的境遇，他说吴强在专业上很有见地，“知道现实而又有政治科学的专业素养，（是）少有的能让中国和世界沟通的专业学者”。
夏明认为，清华大学对吴强的打压具有象征意义。清华大学作为理工大学，增加了社会科学，目的是打造中国模式，讲好中国故事。“清华对吴强做的事情，我认为，对全国都有风向标性质，不仅仅对清华，基本上反映了整个中国对高校的收紧。”
表面上，吴强和清华大学的恩怨交织了房屋和人事纠纷。但是夏明以曾经在复旦大学求学和任职的经历说明，“中国有影响力的大学，永远面临被中共有选择的控制，对非常活跃的有影响力的跟国际有学术联系的学者，监视、打招呼，最后重锤落下迫害，都是最重的。”
警察干涉学术研究
现年54岁的吴强，是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博士。在中国高校中最早开设了社会运动的课程。“我入行从台湾政治开始，在福建社科院台湾所，当时的研究也遇到了天花板，后来到欧洲上学，读博士，那个时候兴趣开始转向中国的公民社会、社会运动。”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学术研究曾经过短暂的自由空间，西方学院派的田野调查曾在中国高校的社会学专业成为主流。接受了西方系统训练的吴强来到清华后，试图延续这样的田野调查，他的研究范畴涉及公民社会、人权，上访等社会领域。但是这样的研究却让清华大学的主政者对他产生了怀疑。
吴强研究社会运动，需要经常和警察打交道，因为很多数据被公安部门掌握。本来警察也是社会运动中经常出现的角色，“社会运动的研究，就像这几天看到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抗议，这是典型的最新的社会运动，所有社会运动中都伴随着警察的暴力、警察的介入。”
当吴强需要到现场获得第一手资料，警察开始出现并且干扰他的研究。吴强说，2003年之后，警察越来越公开地干涉学术，“这方面的材料越来越难拿到了”。他来到外地调研，警察获得信息，会对他进行各种干扰，例如去宾馆查房，“在调查中，直接被警察盯梢了。半夜三更住旅馆的时候被检查了，甚至被驱逐出特定的城市。都遇到过。”
令他匪夷所思的是，出于维稳政治的需要，警察和公安越来越广泛地出现在各类社会事件中，“公安部门的术语规定了我的研究范围，叫做群体性事件，国内的学术研究实际被公安规定了范围。为维稳服务了。我也拿不到公安系统掌握的数据，所谓群体性事件的规模、分布、大小。他们对我也是怀疑的，涉及到我在清华政治学的学术上的定位，最后把我解聘、赶走，公安在里面扮演的角色是决定性的。”
吴强的遭遇并非孤立。另一位研究者于建嵘曾经长期关注上访者，在北京宋庄专门租了一个院子，打开院门，欢迎上访者提供案例。由于警察出面阻止和干扰，于建嵘很难进行研究。后来无疾而终。
夏明曾在复旦大学执教。他说：“中国这些主要的高校，都是被国安、公安、政保，还有总参等等，都是渗透和控制非常紧的。”
大学里的思想警察
比起警察更可怕的是大学里的思想警察。吴强多次因社会运动调查被警察警告，再报告给学校，他的研究因此遭到学校的不满，逐渐演变成学术上的矛盾。
“学校和教育部把我召回来，类似岳飞被九块金牌召回来。好几次这样。”吴强说。
警察的警告让清华大学不胜其烦。开始主动阻止他的调研，进而干涉他的研究方向。“我就发现在国内做田野调查越来越困难。经常是跟系主任报备时，直接就被劝阻了。遇到事前被劝阻，被学术带头人、系主任劝阻，这是更经常遇到的。甚至多次劝告我，我的研究方法要调整，不要再做田野调查，要做二手的研究，别人做了你再去加工。在我的第二个聘期开始以后，系主任直接提出这样的建议。实际上这是一个重大的对于学术理论和学术自由两方面的干预。暗示这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至少在清华是行不通的。”
这样的冲突多了，吴强想要开展的研究无法顺利完成，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当初回国为了什么？”
警察和大学联手对于他的学术研究进行干涉，在2014年达到了高潮。
2014年香港发生占中抗议。吴强一直关注事态发展，买好机票准备去现场。结果他的购票信息被公安立刻监控和掌握。
“清华大学的保卫部对我进行人身的限制，当时我买了到香港的机票，当天晚上，在清华宿舍24小时有人站岗。第二天早上我要出门，学校保卫处几十个人把我团团控制，把我押送到学院的会议室。”
记者向清华大学有关部门发去电子邮件采访求证，截止发稿前未得到回应。
中国学术的大倒退
夏明早年在复旦大学求学和任教。在参与了八九年的六四运动之后，离开中国。他评价说，当今中国的高校，面临一个学术体系上的大倒退，“以前八十年代的校长负责制全部坍塌。让位给党委书记负责制。党委书记一手遮天，在高校系统中，利用意识形态的回潮，建立了各种紧跟形势的中心和研究所，可以说是黄钟尽弃。”
以意识形态和政治安全为目的，对于学术上的审查正在中国高校普遍上演。一批满怀抱负训练有素的学者被迫退出历史舞台。
一位没透露身份的清华大学老师告诉本台：近几年，清华大学对坚持表达社会批判的教师进行打压。如剥夺了公开批评习近平的许章润的退休金、强制敢于批评当政者的郭于华退休并且限制出境。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赵鼎新今年3月也发表了一封公开辞职信，称其被排挤出院系决策圈，否定他主持社会学系期间的工作。这封辞职信在网络上同样被广为传播。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赵鼎新曾表示，“国内的学术研究依然缺乏一种专业感”。而他按照美式学术标准植入中国大学的管理办法， “就不可避免地会与某些既定制度和规则产生摩擦”。
夏明说，“追求真理的学者，要么遭到解聘，公开的迫害，要么进行自我的审查，许多学者基本不发声，尤其是习近平上来以来，‘七个不讲’以后，又有中央九号文件，很多学者进行自我审查，这是个普遍的现象。”
夏明表示，高校对学者的打压和迫害采用了各种手段，“对有名的学者进行迫害，打棍子、戴帽子、穿小鞋，用一切办法，无论衣食住行，房子、奖金、出国、排课，在不同校园教学，都可以穿小鞋，这些迫害基本上见怪不惊。”
被监控的生活
吴强坚持自己的学术标准，不入谱系，是系里唯一的非党员，逐渐边缘化。现在他发现，自己成为了当权者眼中的麻烦制造者和异己分子。
作为敏感人物，他的出行都受到了监控。“15年我的解聘本身，公安局、公安部的意见，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因为我跟外交官和外国记者接触很多。北京的警察限制我进入北京的使馆区。我会被人脸识别出来，变成鸡飞狗跳。然后在下一个路口就被检查身份证，被劝阻，过了十分钟可能就会接到国保的电话，让我不要在那边了。10年前，我做田野调查，两三天才被劝阻，现在只要10分钟！连跟外国人正常交流都变成一个危险的事情，尽管我没有掌握什么机密。他们的体制是高度敏感的。”
吴强认为，从2015年至今，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仍以各种形式发表、出版了有关中国的“建筑工人的阶级状况”和“人权政治”等研究成果和文集，坚持在国际媒体撰写专栏评论，“因为任何一个诚实的知识分子都知道，中国不能仅有一种声音，知识分子也不能临终才打破沉默。”
吴强忧心忡忡地说，社会运动本质是流动的，但是中国现状是一潭死水，政治安全完全凌驾于一切之上。“现在没有正常的田野调查，只有表演式的，学术研究看不到，从上到下都是表演式的。就像新冠疫情三年期间，以小区为单位，以社区为单位，到县、市、省，所有的对内对外，都是分裂的、封闭的，真相被割裂在碎片当中。隔离，才是正在中国发生的、在我身上所发生的。”
吴强试图运用自己的专业去穿越隔离和壁垒，却发现陷入了更大的一张网中。
自由亚洲电台宋丹阳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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