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耀明：谁颠覆香港，初选案47人还是法庭裁决？

立法会初选47人案，香港高等法院近日宣判，除两人外，其馀被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事件引起国际舆论哗然，但更值得关注的不仅是和平手段谋求政治改变竟然获罪，还有法庭论述的有乖法理与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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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控的47人，控方指他们串谋通过初选，定出立法会参选者名单，目的是取得立法会多数议席，然后以否定财政预算案为手段，迫使特首对反修例运动的「五大诉求」作出让步，否则只有下台一途。当局据此控告他们触犯《国安法》第22条第3项，即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颠覆国家政权行为，在本案而言，就是以「非法手段」，「严重干扰、阻挠、破坏」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依法履行职能。

《基本法》列明危机处理程序　不会瘫痪政府

不过，法庭在判案的三个关键点都惹人疑窦。首先，即使成功否决财政预算案，也不等于「严重干扰、阻挠、破坏」特区政府的职能。不错，行政与立法出现正面的冲突，政府财政预算的工作受到一定的干扰、阻挠，但特区政府依然可以依照《基本法》（第51条）执行职务，申请临时拨款，就算立法会被解散不能批出拨款，行政长官亦可按上一年度财政的开支规模，批出临时拨款。再者，假若立法会重选之后仍然拒绝通过财政预算案，行政长官需要辞职，也是根据《基本法》（第52条）必须执行的最后职务，再由其他人署任，直至选出新特首为止，特区当局只要依照本子办事就不会瘫痪了。

正面看，《基本法》早已列明危机处理的正常程序，让行政立法在一年之内讨价还价达成共识，解决两者之间的问题，因此这种互相制衡的机制，可视为香港宪制规定的解题方法。既然《基本法》早已想过这个问题，若果否决财政预算案是罪大恶极的政治禁忌，又怎会不在《基本法》内明文禁止呢？换言之，三位法官如果充分信任《基本法》，相信不会得出今次的有罪裁决。

其次，有关控罪必须用「非法手段」，「严重干扰、阻挠、破坏」特区政权机关，因此「颠覆罪」定罪原素除了犯罪意图，犯案手段也必须违法。根据《基本法》，否定财政预算案是立法会可为之事，完全合法，而以合法行为推行某些目的，即使官方认定是大逆不道之事，法庭依法也不该判被告有罪。

否决财案属合法手段　颠覆罪「非法手段」必须是违法

法庭没有直接回应否决财政预算案本身是否违法，但一再强调不加区别地否决财政预算案，迫使政府回应「五大诉求」，属于违反《基本法》，若果「有严重破坏政府或行政长官权力和权威的意图，更不在话下」。首先，法庭请勿上纲上线，否决财政预算案不等于甚么破坏政府或特首的权力和权威，上面已作讨论。其次，即使无差别否定财政预算案是违反《基本法》，可通过司法覆核或人大释法加以制止。再者，否定财政预算案本身是个合法手段，不会因为连在一个非法目的上，而变成非法，就如电话不会因为电话骗案，而本身变成非法。

再从《国安法》第22条第3项的控罪看，「颠覆罪」是指犯案者计划或推行「以武力、威胁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目标是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可见，「非法手段」不一定使用武力，但必须是违法的，如诈骗、偷窃、泄露国家机密等等，但不包括可被用作非法用途，但本身属于合法的途径，如否决财政预算案。《国安法》的措辞摆明要区分合法及非法手段，以后者为定罪元素，否则写上「任何手段」即可。

最后，法官强调，《国安法》第22条的控罪必须同时证明被告有意作出有关行为，并且目的是「颠覆国家政权」，但却不见法官直接详加论证。从案件裁决的理由摘要看，法官看来努力论述被告人有意利用否决财政预算案作为「非法手段」，造成「严重干扰、阻挠」政府运作，也就有意「颠覆国家政权」了。但实际上，司法论述只是一再观念转移，将否决财政预算案的计划等同「干扰、阻挠」政府运作的串谋，然后再等同「颠覆国家」的意图。

47人案裁决　香港法治巨变的最佳写照

其实被定罪者参加立法会初选的真正目的，人尽皆知，根本与颠覆国家风马牛不相及，而是通过他们相信是基本法可提供的合法手段，制造最大政治压力，要求特区当局对「五大诉求」作出让步。换言之，只要行动不带颠覆的意图，即使退一万步，就当「非法手段」的论证成立，甚至再多退一万步，「严重干扰、阻挠、破坏」政府履行职能也成立，成功否决财政预算案又何来颠覆呢？

如今，立法会民意代表与特首之间在宪制内可能出现的政治攻守博弈，法庭却判断是颠覆国家政权的政治阴谋，将四十多名反对派代表人物送进牢狱，正是香港政治和法治遭逢巨变的最佳写照。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