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报》写道，中共高层政治精英最重要的会议--三中全会结束，向外传递的信息却极其有限，唯一具体的内容是，一位失踪的前部长的名字出现了。《世界报》写道，尽管中国领导人的权力似乎前所未有的稳固，但中共最担心的仍是民愤。
（德国之声中文网）《商报》写道：“中国最重要的年度政治会晤结束了，中共在国家媒体上公布了一份5000字的会议公报，却没有多少内容。被称为二十届三中全会的结束再次明确显示，北京决策过程的不透明。所以使用了许多改革的辞令，会议达成的具体决定细节公众则不得而知。”
“如今发表的会议公报核心信息似乎是，中共坚持党与国家主席习近平迄今的路线。该路线的重点是技术自主和国家控制。”
《商报》写道：“文件中仅包含一个具体信息：接受了前外长秦刚辞去中央委员的申请。秦刚仍被称为同志，这意味着，与前国防部长李尚福不同，他并未被开除党籍。”
“秦刚去年6月失踪。后来，他的前任王毅接替了这一职务。背景仍不清楚。当时曾有各样猜测，从婚外情、间谍、叛国到有传言称秦刚已经死亡。但党的领导层对此仍保持沉默，包括他的下落。”
《商报》写道：“尽管如此，党的领导层仍想要散播变革的气氛。因为，鉴于增长持续疲弱，经济界和社会的悲观情绪日益普遍。家庭、企业也因此节省开支，进一步抑制了经济增长。”
害怕“民愤”
《世界报》题为“世界最强大统治者的软肋”的文章写道，经济问题对中国领导人的合法性日益构成威胁。
文章写道：“总体而言，习近平比几乎任何一位前任都更稳当地坐在第一把交椅上。他的政敌在过去几年里的‘反腐斗争’中受到持续地排挤。无论在军事和经济上，他都进一步巩固了权力。”
“但‘民愤’在习近平看来，仍是一个不可小觑的变数。政府有多么畏惧公开抗议，从2022年底的情况可见一斑：中国的年轻人在经历了两年的封城政策后走上街头，而习近平在数天之内就改变路线，取消所有新冠限制措施。没有什么比1989年事件重演更令习近平及其官员畏惧。”
文章写道：“正如许多专家所提出的，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尽快促进国内消费。过去数十年的经济腾飞，中国人尽管受益巨大，但相对而言，更多财富落入国有大企业而非民众手中。而正是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民众，才让经济腾飞成为可能。”
“3亿农民工近些年来不再受到媒体的关注。在上海这样的城市，1000万农民工占到了人口的近一半。数字的背后隐藏的是大量悲剧：他们的孩子不能在父母打工的城市上学，因此大部分都留在农村与祖父母同住。数百万中国儿童一年仅能在国家节假日里见父母一两次。”
“二等公民”
《世界报》接着写道：“农民工能够享受到的城市医保和养老福利很有限。他们被认为是‘二等公民’，只要他们不返回自己的省份。这要归咎于户口制度。”
文章写道：“另一方面，户口制度在大规模城市化的时代，也阻止了城市的疯狂发展，从而防止了贫民窟的形成。因此，多年来，改变这一制度受到很多阻力。倘若这一制度放松，数百万计的农民工将会有更大的保障，可能会有更多资金流入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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