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中国社会契约的“重置”与世界秩序的重构（上）

中国政府终于公布了久拖未决的延迟退休方案。从细节和宣传文字不难看到，设计者下了很大功夫，但他们应比所有人都更清楚，这个方案必将遭到民众一片骂声。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国家背弃了以前的重大承诺而一意孤行，更重要的则是，当局无意面对中国社会契约举世突出的弊端：极不公平。

为当局辩护者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中国的退休年龄之早，全球仅见，面对人口急剧老龄化的现实，延迟退休年龄势在必行。问题是，当局为甚么不借这个机会，把中国的养老体制，乃至整个社会契约搞得稍微公平一些、人道一些呢？这就触及到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为甚么现代中国，或者说中共国的社会契约，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改革开放时代，都是世界上内部张力最大，也就是既不公平、更不人道的社会契约？更困难的问题就是，为甚么这个不公平亦不人道的社会契约，不仅延续半个多世纪，更创造了所谓「中国奇迹」？这个问题背后复杂的历史和文化逻辑，当然非一篇时政评论所能讲清楚，但确实是中国有心变革的知识人不能回避的认知挑战。

共产党「大一统」堵住再造共和

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契约演变的起点，当然是西方通过发明「主权在民」和「民族国家」的过程带来的竞争活力和文化优势，不仅在19世纪给大清的帝国秩序带来毁灭性冲击，还给华夏文明带来了彻底失去文化身份的所谓「亡天下」之忧。现在看来，士大夫的这种集体恐惧，在20世纪一次又一次地压倒了变革者落实主权在民的努力，也就是压倒了推动地方自治的努力，从而让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走上了弃「共和」而反覆重建「大一统」的歧路。一次革命不行，就二次革命，国民革命不成，就来一个共产革命。

共和，也就是一个基于地方自治的现代中国，有没有过成功的机会呢？这是一个值得去深究的问题。我的看法是，西方发明的民族国家，在20世界初导致了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走向共和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后果。在这次西方文明自毁的危机中，列宁发明的党国，令中国重建大一统的传统倾向获得了一种现代化的组织和文化资源，堵住了中国再造共和之路。

政治文化「大一统」与社会契约关系

那么，重建大一统的成功与现代中国既不公平亦不人道的社会契约是甚么关系？我的理解是，中国所谓两千年不变的「政治大一统」，现实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反覆震荡。一般来说，「合久必分」的逻辑不难理解，但「分久必合」反映出来的政治文化韧性或顽固性，则不是那么容易解释。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中国政治文化的大一统偏好，需要一个文化演变的地理和地缘政治逻辑。

在我看来，几大古文明的政治文化演变，有一个共同的地缘政治因素，那就是欧亚草原的马上人部落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冲击和征服。多年来，由于缺乏全球史视角，马上人对不同文明秩序的形塑作用被低估了。在这个问题上，华夏文明与其他古代文明的最大区别是，华夏文明虽然难以避免一时被马上人征服，但马上人最终无法逃脱被华夏文明同化。这个逻辑与中国社会契约的演化有深刻联系。也就是说，华夏文明的品格，不仅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也与她和马上人漫长的博弈和缠斗有密切关联。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