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战略关乎国家发展的长远与全局问题。现代国家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是一个呈现国家兴衰界限的关键问题，国无远虑，必有近忧。人们常常着眼于国家战略的成功性个案，而忘记了国家战略的失败性个案。为避免国家战略的失败，有必要强化对国家战略规避性问题的讨论。其中，四个问题尤为值得关注：战略误判、战略冒进、战略透支、战略溃败。战略误判、冒进、透支与溃败连贯浮现，就是国家战略的彻底失败。
现代国家战略存在先发国家的试探性战略与后发国家的模仿性战略两种基本类型。先发国家在现代化探索中拥有从容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因此可以以试错的方式探索国家前路，其战略的前置性与全局性并不凸显；后发国家面对的发展局面颇为紧张，因此不得不对其发展的全局处境和长远目标做出谋划，反倒表现出国家战略的事先自觉。但因为处境的不利，这类战略常常表现出对倡导性一面的压倒性关注，悲剧性地遗忘了国家战略的规避性向度。这对国际局势与国内状态双重紧张的后发国家来讲，无疑显著加大了国家发展战略的规划难度。这是大多数后发国家在战略上都会陷入溃败状态的必然原因。
现代国家并不能天然地保有适当的国家战略，因此会因为国家战略的适当与否，分流为成功国家与失败国家。这一分流，不仅是因为国家战略思维上的重大差异，也是因为国家实施的种种战略措施具有根本不同。从战略观念落实为战略举措，国家间会因其发展态势、权力意欲、公众认知、资源聚集、社会动员、政策应对、国际协调等方面的不同进路，而呈现出天差地别的结果：一些国家倾向于务实行动，一些国家喜好空谈战略，并以无视公民价值的方式追求没有明确指向的国家富强这类战略目标，结果不仅造成国家悲剧，甚至引发国际灾难。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为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现代国际政治现象。
前及的德国、日本、俄罗斯，自有其战略理论家，故有国家战略的思想高度。但由于这些战略围绕的都是抽象的国家富强目标，国家权力固然大喜过望地乐于实施这类有利于权力自我维系与巩固的所谓战略，但结果一定与所谓战略家的战略期望完全悖反。德国的大空间理论、日本的东亚共荣圈理念、苏俄的世界革命理论、如今俄罗斯杜金式的地缘政治学，都是支配过三个国家的国家行动的战略思想，但结果不是实现国家所意欲的富强，而是让国家陷入了显见的危机状态。最终，国家要么落入准殖民地的悲壮境地，要么造成国家的准崩溃结局。
对现代国家来讲，国家战略需要着眼于国家内部各社会组成要素的合宜运转，否则就不会有真正有效的、有助于强盛的国家战略。如果国家战略没有能够有效坐实，仅仅在寻求富强的宗旨下进入国际社会并追求霸权，即便这个国家占据了极为广袤的土地、拥有相当丰富的自然资源、有着看似强大的军事力量，它也很难成为名副其实的强大国家。从基辅罗斯、莫斯科公国扩展而成的俄罗斯帝国，领土之广、资源之丰富、军事之强大，一时让邻国，甚至是国际社会敬畏。其扩张力的强大，让人将俄罗斯人称许为“战斗民族”。但俄国的称雄、苏联的称霸，在苏联的瞬间崩溃中成为过眼烟云。
而“新帝国”英国的疆域，恰好与俄罗斯的疆域范围出现相反运动：曾经是“日不落帝国”的英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殖民体系解体过程中，几乎退出了所有殖民地，且在退出时为殖民地留下了现代国家建构的“遗产”，推动了这些国家与地区的现代政体建构进程。
这个分流非常具有象征性意义：它表明，像俄罗斯这类对疆域控制表现出极强欲望的国家，在国家战略的角度看，实际上它根本不知道现代国际体系已经发展到新的控权阶段，它不以传统的、控制领土面积大小为国家强弱的标志，而以创新和协同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指标。英国仍然为人们示范着这样的国家战略有效性，而美国更是以创新和国际协力向人们力证国家战略的崭新机制。因为创新不是一国之内哪个具体部门的单兵突破，而是一个国家形成了“创新发展的社会系统”并高效运作的结果。这就不仅让创新性国家不再追求领土占有、人口控制、军事争夺这些传统国家战略核心使命，一心以创新发展实现国家的和平性发展，而且促使其他国家悉心模仿、寻求创新。国际体系，因此有可能成为千方百计追求创新的新体系。这是经典的现代国家战略必须刷新的一个机制。
卡尔·施密特的大空间战略、杜金的地缘政治学论述、日本的东亚共荣圈布局，都是远远落后于时代演进的陈旧大战略理论。尽管仍然有人迷恋这类理论，并且醉心其中，诱导人们迷执这类早已过时的国家战略，但其不足以引导国家形成健全的战略观念与战略部署，已经为最近的俄乌战争所证实。国家战略的大局，一者仍然需要国家将诸社会要素理性地加以配置，从而将历史与当下、经济资源与经济发展、政体选择与国家运行、文化要素与民族凝聚这些因素相互协调。二者，则需要国家战略寻求新的效用指标体系，不再以武力或物化力量作为衡量国家强弱的指标，而以创新性发展为国家盛衰、强弱的判断标准。这是一个现代国家战略成熟的标志，也是一国在国家间竞争中赢得优势的两个大局问题。
二战结束时的德国城市
国家战略上的倡导性向度和规避性向度具有重大差异，前者是推动国家发展战略布局上积极考虑并想方设法加以实施的方面，后者则是国家维持其战略的兜底条件。没有兜底的规避性向度，国家战略就不成其为推动国家发展的战略，反而可能导致国家的溃败与倾覆；没有倡导性向度，国家战略所要实现的目标就得不到凸显，就难以保障国家安全，无法提升国家品质与国际竞争力。
人们在讨论大国兴衰的时候，常常将德国、日本、俄罗斯的“崛起”作为制定与实施国家战略的典型案例来对待。其实，从严格的角度来讲，这些国家并没有什么真实有效的国家战略。这不仅是从它们的国家失败上已经得出的不易结论，而且也从它们根本不了解现代国家真正崛起与称雄的前提条件是什么上得到印证。它们的国家战略仍然维持着古代战略的大思路。对外总是采用一种战略冒进的方式，试图以军事霸主性权力获得国际领导地位。国家就既没能整合好国内秩序，侵略性极强的国际政策一旦遭到国际社会的拒斥，它们便随即成为国际社会的“孤儿”或“弃儿”。这是一个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双重失败的结果。
对这三个国家来说，它们在确定国家战略的时候，都心存一种占尽国家间竞争既得优势的急功近利态度：德国人在寻求现代国家崛起的时候，认为自己既不属于西方，更不属于东方，而是能够发挥东西方国家所有优势的国家：它以完全不同于西欧国家腐朽的资本主义，也不同于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谋求一种疾速的国家攀升局面，并试图以此赢得主导世界政治的权力。
而从俄罗斯迈入近代门槛伊始，它就特别强调自己不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也不同于东方的君主专制的欧亚主义路线，寻求一条既与西方的英美对抗，也与东方国家拒绝合作的特殊国家主义道路。
作为东方国家的日本，以所谓东方殖民国家的代表自居，试图集合东方国家的力量来对抗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做法。但这类以独特性来确立国家战略的做派，不惟难以整合起现代国家的国内秩序，也无法与国际社会平等打交道。结果不是它们以自己的国家战略意志重塑国际秩序，成为它们所希冀的强权国家，相反，国家在这样的战略图谋中，陷入战争危机或发展陷阱，最终断送了国家发展的大好前程。
一个后发国家，把自己的战略意愿直接转化为国家战略意识，再直接由单一的社会要素即军事力量来组织国家资源，展开其所谓的战略实施过程，结局必然出其意料，陷入无可挽救的国家败局。后发国家极易陷入一蹴而就的、寻求富强的“战略”思维陷阱之中。于是，一种无法扭转的操之过急定势，必定将其引上国家发展歧路。其一定会因为规避性向度的国家战略未保、倡导性战略遭到轻率处置，导致国家战略的溃败，引发难以挽救的国家危机。
任何国家真正具有合宜的国家战略，便是在倡导性向度上做到了两个必须：一是必须对现代国家的现代特质有一个高度自觉的意识和落实到位的实施。这就是国家必须坐实在最有利于聚集民心的立宪民主政体平台上，并以此去寻求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社会与国家的分流而治、经济与社会的平衡性发展等等。国家不能不顾自身的综合历史性条件，以所谓“弯道超车”的方式追求国家的疾速崛起与国际社会的领导权。这就势必让国家处在诸构成要素极不平衡的畸形发展状态，终究有一日会导致国家的失败或倾覆。
二是必须有一个清醒的国家自我意识。国家战略的自我意识上不成熟，一定会束缚一国中人对国家的理性认知。像现代国家战略的典型失败者德国，在国家倡导性战略的前一任务尚未落实之际，就匆匆提出“世界历史的德国时刻”命题，并以此来组织整个国家的所有资源，将之付诸国际竞争过程与侵略战争行为，结果可想而知。只有像英国那样，历经数百年渐进过程凸现出来的国家战略，不仅对英国的国内秩序供给发挥了足够的保障作用，也让英国得以成为“日不落帝国”。进而，只有像美国那样，并不占有别国一尺一寸土地，却以其成为创新性国家而保有相对稳定的国内秩序，并发挥国际示范的作用。在国家战略的倡导性向度未能凸显并得到落实的情况下，国家战略意识与社会诸要素的适配问题就得不到解决，国家战略就会以失败收场。
现代建国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由于先发现代国家在进入国际社会的时候，以一个强大国家的面目示人，后发国家很容易以一种艳羡的心态去袭取先发国家已经显示成效的一些做法。但在模仿这类做法的时候，又常表现出一种浮于表面的“理解”，而不去深究强盛国家之所以强盛的深层理由，结果就陷入东施效颦的错谬之中而难以自拔。因于这样的定势，后发国家常常会误认为国家崛起就是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就是对别的国家能发起战争并赢得胜利。这种极为肤浅的国家战略认知，长期主导了后发现代国家的战略意识。
德国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为了追赶欧洲强国英国的发展步伐，德国人以“铁和血”的方式统一了国家，以“强有力的”帝国建制来推动国家的称雄进程：从神圣罗马帝国起始，历德意志第二帝国，遭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败局以后，中经短暂的魏玛共和国，进入军国主义阶段的德意志第三帝国，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彻底败下阵来。然后就是东、西德的长时间分离，直到20世纪末期实现德意志的再统一，德国至此才成为一个建立在立宪民主政体基础上的正常国家。
所谓“德英之争”，德国人不过学了英国人的皮毛，强盛其表虚空其里——内政不修，未能建立起真正有利于国家崛起的立宪民主政体，不足以有效聚集人心，而以煽动和鼓噪魅惑大众，结果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成为纳粹主义的利用工具；外交不成其为国家间的商贸文化交流，而成为以军事征服先导的赤裸裸战争行为。这种被收缩为军事战略的国家战略，一定会在民族国家时代落得个一败涂地的结果。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给了德国人深痛的历史教训，以立宪民主政体安顿内政的国家战略，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和平外交的国际战略，方始成为德国寻求真正强国的战略理念。
日本是另一个值得人们警觉的例子。日本的历史，是一部积极向先进国家创造性学习的历史。在古代历史上，它向中国学习，而使日本文明的发展程度领先于东亚地区。在日益限于停滞与落后的近代边缘，日本开启了又一次重大转变：从现代知识的角度看，日本转而引进兰学，即由荷兰人带到日本的西方现代学问，而接受了现代的精神洗礼；从现代国家战略来看，日本没有仇视携坚船利炮而来的美国，在“黑船来航”之际，毅然决然地决定接受现代工商机制，打开国门，积极学习西方现代文明。这两个重大转变，让日本一跃到东亚地区建构现代文明的先进位置。
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就此确立了适当的国家战略，相反，由于日本在建构现代国家的时候，如同德国一样，错认国家的军事强盛是国家战略的第一要义，因此将国家发展引向歧路：在现代起点上，日本认为自己天经地义地是亚洲弱小国家战胜欧美帝国主义的不二之选，因此，不惜诉诸军事力量与西方国家开战。但他们缺乏反思的是，为了争夺这一代表权，竟然毫无道理地在中国的领土上与俄国打仗。也是基于这样的认知，日本进而不惜开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场，武装侵略亚洲国家，不仅给亚洲地区的不少国家带来战争灾难，而且因为自不量力地对美开战，最终输掉战争，让日本至今还难以成为一个自己所期待的“正常国家”。所谓过分相信实力与自我陶醉，则是因为对国家战略的规避性向度缺乏醒悟导致的悲剧。
人们在对国家战略的类型上进行比较后，很容易发现，英美的现代国家战略不仅可以说是高度成功的，而且具有极强的示范性。这一方面是指两个国家稳定地确立起立宪民主政体，保证国家运行在一个认同度极高的制度平台上，另一方面则是指它们从传统帝国演进到现代帝国，到美国称雄世界的阶段，不以军事手段占领别国的一寸土地，而以国家创新体制垂范全球各国。
前者，是英国以现代国家战略韧性推进的结果，为人类带来了规范与限制国家权力以保障其稳定有序运行的机制。从1215年《大宪章》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长达470余年的建构现代国家权力机制的努力，是世界各国都必须高度重视的、建立现代国家的政治战略成果。如果没有接受英国的这一现代政治成果，就等于没有迈过现代国家的大门门槛。王在法下、王在议会这类有力限制国家最高权力的方式，为国家成为保护所有成员权利的建制提供了大思路，这是真正有利于维护国家存在与发展的战略安排。一切没有完成这种规范与限制国家权力的战略任务的国家，不能被视为现代国家，不能被看作完成了现代国家政治战略布局的国度。
那些自认为在国家主义的基础上可以建立稳定有序的国内秩序，聚集国内力量应对国际竞争的想法，在德、日两国的教训与英美的经验两端上，可以得到深刻的启发。规范现代国家权力，使其不能随意作为或胡作非为，是保证国家能够寻求持续的经济发展与文明升华的前提条件，这是一个不易的国家战略着力点。一切试图颠转立宪政治战略与市场经济发展、多元文化互动先后顺序的国家战略思路，都是不得要领的，也都无法真正实现国家强盛的战略目标。如果说英、美成为认知国家战略的倡导性向度的指标性国家的话，那么德、日两国则成为知晓国家战略的规避性向度的标志性国家。
俄罗斯是另一个混淆了现代国家倡导性战略与规避性战略的国家。这有两个意思，一是俄罗斯作为现代国家崛起之际，就未能明了现代国家的特质为何的答案，误将现代国家视为传统穷兵黩武的军事战略支配一切的国家形态。这就将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混为一谈，从根本上限制了俄罗斯对现代国家的战略谋划。二是俄罗斯一直将对邻国领土的觊觎、侵占和抢掠，作为自己以强国崛起的首选战略。因此不断发动战争，抢占领土、扩大军备，让整个国家战略围绕军企集团的需要而运作，结果将健全的国家结构扭曲为一个畸形的机制，终究难以为继，发生国家战略的溃败，引发国家实力的衰变：这不仅体现为日俄战争的失败、二战与德交战的惨败、二战本身代价极大的惨胜、也体现为1991年的苏联解体，以及当下俄乌战争的失利。
这一连串的国家战略失误，相对于德、日“二战”后的国家战略结构性调整带给国家的崭新运命而言，显得更为突兀。结果便是，俄罗斯既没有建构起现代国家的立宪民主政体，因此无法供给稳定的国内政治秩序，只好依靠强权来维持其国家持存；也没有经由价值与规则外交赢得真正的国际盟友，因此在需要国际同盟支持的时候，总是缺少坚定支持自己的真正盟友。相对于德、日二战后成功实现战略转轨，跻身现代国家行列而言，俄罗斯现代国家战略的失败，显得更为全面与彻底。
现代国家战略的倡导性向度相对于规避性向度来说，具有一种逻辑上的优先性。为了理解这一点，有必要强调，国家战略的规避性向度相对于倡导性向度所具有的实践优先性。国家战略制定与实施上需要首先解决倡导性向度所要求的内政安排与外交规则，国家才足以务实追求其强盛的目标，如果诸如立宪民主政体、市场经济与宽容和合作文化精神尚未得到有效确立，国家便不计后果、不顾一切地去追求所谓强盛，那就一定会跌进国家战略的陷阱之中，终致国家的衰败或倾覆。
国家战略在制定与实施的实际过程中，需要首先规避种种陷阱，才足以寻求实现国家倡导性战略的种种目标。如果在实践上径自跌进种种必须规避的陷阱之中，国家战略的倡导性目标就变成不切实际的空谈。唯有清理出国家战略的制定线索与实施路线，国家战略的实施才不至于陷入一团乱麻、混乱不清的可怕状态。
国家战略规避性向度的四个方面尤值重视。首先是战略误判，就是对国家在长远与全局的处境上做出的错误判断。国家的战略误判都是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做出的判断，因此各种影响战略判断的复杂因素很容易误导决策者；具体做出国家战略判断的领导者，受制于个人或群体的基本素质、决策经验与为政技艺等因素的影响，常常会出现大大小小的误判等。
后发现代国家在战略上更容易出现误判。这是因为，后发国家处在一个国家间竞争的高度紧张状态中，没有那么充裕的时间、那么巨大的空间和那么丰富的资源去精心判断自己的战略处境，并相应做出适宜的战略判断。在紧张的国际环境中，先发现代国家逼使后发国家开放的强大压力，国内推动变革与保守传统的激烈拉锯，都增强了国家战略决断的失误概率。在这种紧张处境中，能够做出准确的战略判断是极其罕见的。以日本为例，在佩里将军率黑船来航之际，日本所做出的战略判断是及时准确的。直到今天，日本还在横滨港修建佩里纪念馆，使人不得不佩服他们对现代所具有的卓绝见识。但日本在“二战”时做出的攻击美国的战略判断，则是显见的战略误判结果。
后发国家的战略误判，几乎都是因为寻求富强的战略意愿遮蔽了国家战略的理性决断目光所致：它们一不问国家政体只问国家强大，结果将国家强大的政体之本遗落掉了；二不问内政修否只问外交进取，结果便将国家间竞争单纯视为军事强弱之比。于是，后发国家大多行走在从国家主义到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这不仅无助于国家战略的倡导性向度的凸显，相反以对国家战略的规避性面相的遮蔽，将国家引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简单地讲，国家战略在国家自我认知错误、诸社会要素不相匹配的情况下，单纯追求国家的快速崛起和发挥国际主导权，就必然造成战略误判。因为准确的战略判断，是以前两者作为后者的前提条件。国家精准的自我意识，社会要素的恰相匹配，才有望促成一个强大国家并发挥国际领导权。这是一个国家战略促使其顺应性崛起，而不是怨恨性崛起的正常路径。一旦一个国家陷入怨恨性心境，战略误判很容易重复出现：由于这个国家长期认为自己遭到了其他国家的羞辱，它便会发誓报一箭之仇，结果就在这种复仇心态中一再误判自己的真实处境与有效对，一把国家战略收缩为军事战略，二把军事战略收缩为怨恨行动，或退守而恨，或进取而攻，结果对国家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害。在现代国家演进史上，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军国主义是造成一个国家战略误判的精神根柢。它们促使一个国家自我意识的膨胀，不顾国家的综合实力而强行推进误判基础上的国家战略，于是催生另一个战略失误——战略冒进。
所谓战略冒进，就是一个国家高估自己的国家实力，认定自己具备强大的国力，急于行使国际领导权导出的状态。战略冒进是国家战略制定与实施时国家丧失理性能力的必然结果：一是当国家权力当局极力鼓噪国家崛起、诱使民众陷入群情激奋的狂热状态，当局一定会不顾一切地满足公众称雄世界的愿望，去发动本无望致胜的国家行动；二是国家权力当局与社会公众都陷入斗志昂扬的激亢状态时针对国家保持理性状态发出的呼吁，就会被认为是国家的叛徒，而被权力与公众共同掐灭，结果国家行动就不管不顾地往条件允许的行为之反方向滑动，最终一边倒地采取冒失的行动，终致国家利益不保，陷入危险状态，甚至是彻底倾覆。
（本文为摘录）
文章来源：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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