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2014年，香港爆發一場史無前例、歷時79天的佔領運動。十年過去，《獨媒》製作一系列報導，與讀者回顧雨傘運動的重要時刻，追蹤當中的關鍵人物今日處境為何，以及官方、民間分別如何述說這場影響深遠的社會運動。）
【獨媒報導】2019年6月，正在美國修讀博士的周永康，短暫返港，剛好目睹反修例運動爆發。在雨傘運動時擔任學聯秘書長、與黃之鋒和岑敖暉被合稱為「雙學三子」的他，下意識地想，運動怎樣協調？能夠迴避2014年的矛盾嗎？
但事情比誰想像中也發展得快。周永康返美後，運動演化為「無大台」、「和勇不分」，再後來《國安法》通過，香港社會巨變。周永康沒想過，那是他最後一次回港。
遙遙看着昔日同伴因初選案被捕，他陷入巨大的內疚和自責，甚至衝動想返港一同受苦，但回想當初，他正是想貢獻香港才赴外地讀書——當政治環境改變，他仍想嘗試，在異地繼續回饋香港。
傘運之後，周永康對人的情緒更加覺察、也開始思考如何在困境保持韌性。在成長階段受到政治運動的洗禮，「你好難同呢個政治運動脫勾⋯⋯嗰種好 intense 嘅經歷，對一個人嚟講，有佢終身受用嘅地方。」
十年過去，自言已由24歲的青年，長成34歲的中年，也長出不少白髮，周永康說他有耐性了、也「wise 咗少少」，學懂好好面對和安放自己的情緒。未來多變，不知道有生之年可否返港，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做好眼前的事，持續書寫香港故事，「在最壞的時代，做最好的自己」。
2024年4月，溫哥華。
無法安放的情緒
關於雨傘，還有此前醞釀一年的佔中，周永康腦海裡浮起很多畫面，混雜而紛陳。他記得戴耀廷發起「佔領中環」後，港大學生會在校園內辦「商討日」，看到數百名學生不為學業，單純地討論政治實踐和理念，讓他感覺「置身喺一個歷史洪流裡面」；也記得七一「預演佔中」，頭一次直面被捕風險，覺得有愧於父母，在後台接受記者訪問時，他忍不住哭起上來。
後來學聯發起罷課、眾人衝入公民廣場再被捕，周永康至今仍記得，9月28日晚獲釋後，看到夏慤道萬人空巷，人潮沒有盡頭的震撼：「係一種好有希望嘅感覺，事情可能充滿住變數，可能真係可以改變到歷史嘅軌跡、社會嘅未來」，「會覺得雨傘運動或者佔領，可能會 lead us to somewhere。」
「但其實 turn out 係冇嘢會發生。」
憶起傘運中後期的情況，作為學生領袖之一，周永康坦言很手足無措、很徬徨。「雨傘嘅 conflict 係好大，大家好多撕裂，無論左、中、右咩派別，大家其實都冇辦法 come into consensus。」不同政治組織各有其受眾和考量，餘下學生組織勉強處理佔領者，但即使嘗試辦討論會，將各人的關注納入決策過程，在龐大而流動的佔領區，今晚與佔領者討論完，第二天又可能換過一批人：「冇一個方法係可以 accommodate 到唔同人嘅情緒。」
更甚的是，當不論萬人空巷佔領、持續動員、與政府對話也無果，運動陷入樽頸位。撤還是不撤？還是要改變政治策略？政治領袖無法達成共識，運動持續丟淡，人也越來越少和沮喪；強大的政治情緒無法安放，導致運動結束後，社會長達數年的內耗和撕裂。「你會覺得要清算一啲令自己感受上咁沮喪嘅人，你必須要搵一啲人為個運動負責」，多年後，周永康這樣理解當時參與者的情緒。
對運動「徒勞無功」的犬儒感，還有隨之而來的憤怒、仇恨、不安，如何可以重新轉化為比較有韌性（resilience）的政治能量？傘後數年，這個一直難解的問題，在2019年似乎迎刅而解：「最直接嘅方法就係 OK，其實有啲嘢係冇辦法 reconcile（調和）到嘅」——當大家有不同的政治考量、可承受不同的代價，就採取不同的政治策略，「兄弟爬山」、「和勇不分」，以一種相對包容（inclusive）的理念，令各自的政治情緒得以安放。
2014年10月4日，黃之鋒、周永康和岑敖暉在大台上講話。（資料圖片）
尋找答案
當然，在2019年前的時空，這一切還是周永康苦苦思索的課題。那年學聯11月30日行動升級失敗，事後有線電視播出周永康訪問，旁白指學聯呼籲該行動「原來是想證明激進未必有用」，惹來猛烈批評；連同累積下來對學聯決策的不滿，觸發及後的退聯潮。周永康曾受訪說過，那段時間不想見人，甚至在街上改戴隱形眼鏡，怕被認得。
那時為尋找政治情緒的出口，他轉向佛學，數年來每周上佛學班，研讀經典。佛學強調「凡事有果必有因」、向內尋索，生命課題的重心，是認識和了解自己。「如果你話情緒係一種果，咁你要追溯佢嘅因喺邊度嚟」，周永康說，透過觀察自己的狀態，追溯背後的根源，他學習如何與內在的情緒共存，「be mindful，唔好畀你自己嘅情緒吞噬你自己」。而理解和照顧好自己的終極目標，是在面對各種政治壓力時，「你可以令到自己更加 politically resilient（有政治韌性）。」
2017年11月7日，終審法院批出重奪公民廣場案的上訴許可，入獄近3個月的周永康獲准保釋後見記者。（資料圖片）
雨傘運動後，不少學生領袖選擇留港從政，但周永康走的路有點不一樣。2016年，他赴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修讀城市設計及社會科學碩士；2017年因公民廣場案律政司刑期上訴得直，一度入獄近3個月；後來他終極上訴得直，再於2018年赴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修讀地理學博士。
其實2016年立法會選舉前，周永康也有想過，要不要去參選。「但我覺得自己唔夠 wise，我覺得我冇足夠嘅政治智慧去帶領群眾。」加上一旦參選，無可避免要「砌低其他人」、吸引自己的目標受眾，「deprioritise 其他人嘅感受，prioritise 自己支持者嘅感受」，周永康覺得，那不能回應他當時有關怎樣處理不同群體政治情緒的思考。
「不如我都係去咗讀書先，幫自己 buy time。」去讀碩士、博士，周永康坦言想處理自己的情緒，也想獲取更多知識和分析技術，對世界理解多一些。香港問題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問題？香港對中國扮演怎樣的經濟角色？如何處理傘運後反對陣營的矛盾和情緒後遺？⋯⋯
「呢啲問題，我都想要一個答案。」
2024年9月，美國華盛頓。
從內疚到行動
離港讀書裝備自己，對周永康而言，「當然都有 trade-off」。例如是，當反修例運動爆發，到後來香港社會天翻地覆地改變，他也無可避免地缺席。
起初，他也會安慰自己，以往像2016、2017年香港有事發生時，他也身處外地：「嗰啲 moment 我都會覺得，大家揀咗唔同嘅 path，有唔同嘅經歷、事業同歷程，OK 嘅，at one point 會converge（交會）嘅。」他需要做的，只是好好讀書、研究，待他日返港為民主運動作貢獻。
但他說，《國安法》通過、以及其後的初選47人案後，「你發覺呢個故仔係寫唔到落去，你發覺係 converge 唔到，你返唔到去、或者你冇辦法 safely 咁返到去，你返到去其實冇辦法 make 到你本身想要嘅嗰種 contribution。」
47人案提堂後，有好幾個月時間，周永康一起床看到新聞就會哭，全日「function 唔到」，晚上也無法入睡，一年下來，瘦了整整7公斤。那是一種巨大的內疚感和自我質疑：「不斷怪責自己，冇同啲同伴一齊坐監」，也是一種強烈而龐大的孤獨感：「你望一望窗外面，係一個多元種族嘅美國社會，如果你出去無啦啦喊，其實冇人明白發生咩事。」他甚至很不理性地想過，不如就此返香港坐監，至少之後可在香港活、在香港死：「反正你都要付出呢個 cost，你喺出面長期被分隔，定係你返到香港坐監，你都要受呢啲苦難。」
但周永康也深知道，現時的處境與傘運後的低潮性質上有別——當年他因公民廣場案入獄，尚會知道刑期，現在卻是面對一片未知。事實上，47人案那段時間，他認真地想過返港的可能性，還請教內地民運人士，獲得的意見是，或許保持低調一至兩年就可安全回港。「但你個感受就係，咁你香港已經死咗啦，咁你等嚟做咩」，他苦笑。「我好需要依家當刻去做一啲嘢，我覺得我自己係幫緊香港、或者係幫緊我身邊嘅人」，他的 emotional need 需要被滿足。
也因為如此，他最終下定決心：「既然都決定唔返去，咁你就去到最盡，如果唔係就冇嗰個意義。」
自救的法門
一旦做了這個決定，隨之而來的，就是一種非自願的、與自己熟悉的家園的切割，並要接受自己，或者終其一生也只能在陌生的國度生活。
怎樣可以在這片土地，重新建立自己的生命節奏？離港後疏遠了佛學練習的周永康，再次向佛學尋索，說的其實也是因果關係、自我照顧（self-care）——「你冇辦法適應到而家呢刻嘅挑戰，可能因為昔日嘅準備功夫係唔夠⋯⋯咁如果你要改變你嘅未來，你要由你而家呢一刻去落手，種呢個因，令到你之後結嘅果，可以 fulfill 到你所期盼嘅一個政治想像。」
但面對全新的挑戰，周永康坦言「道行未夠」，無法純粹透過佛學保持自己，於是像以往一樣，他又再去找新的法門。過去兩三年來，他開始接觸心理學、腦神經科學、不同的輔導和治療方法，他會看 YouTube、各種有關精神健康的書和專頁，去了解情緒狀態與身體內的化學物質、以及外在環境的關係；也嘗試服用血清素、做運動、調整作息，並定期見治療師、參與哀悼環節（grieving session）、做藝術治療，了解自己情緒反應的根源，嘗試將負面、自我批判的自我對話（self-talk），變得更加積極、正面。
自我療癒不是一時三刻的事，也沒有所謂的100%康復，但在那些自救的嘗試之間，「你可能就會多咗啲 moment of calmness，喊得冇咁頻密。」他也有很多新的發現和學習，像是憤怒的情緒可能源自童年創傷；又如以往香港政治文化總是對彼此很批判和嚴厲，但當政治現實難以被改變，不斷自我鞭打只是陷入惡性循環。
周永康也難忘，起初參加 grieving session 時，以為自己要哀悼香港逝去的公民社會，但最終他發覺，他想哀悼的，其實是曾經那個很勇敢、革命性（revolutionary）的自己——那個在外國讀書時，因為要專注學術研究、也不再是政治領袖的身分，而被壓抑了的自己。
從覺察（aware）到接納（accept），他學會理性地面對內心的內疚和無力感——回到最初，他之所以離港，正是因為有另一種承擔，想到美國讀書和做研究，日後貢獻香港。很多時在困頓之中，人就會忘記了，每個過往的決定都是按當刻所擁有的資訊作出，「去 challenge 自己其實係好唔負責任，同埋對自己好殘酷」，「你唔需要對自己咁 critical。」
「你可以同自己和解。」
「我就係香港，香港就係我」
哀悼過後，最終也是為了重拾意志，繼續前行。意識到自己希望重建以往那種革命性的生命形態，周永康嘗試改變思考的角度：「某啲形式嘅政治參與或者生命實踐，都可以係 revolutionary。」
他將重心放回自己可以做的事上，像是保持健康的生活、做研究、與人交流，以及完成他的博士論文研究——有關戰後香港公民社會的形成。周永康說，在官方論述之外，他想透過較嚴謹的研究，書寫香港的歷史，探討二戰後不同社會運動的思潮，如何形塑之後抗爭社會主體的形成。
投身各種有關香港的事情，「去到 at one point，你會有一個意識就係，你唔會再有一種焦慮，覺得你同香港係一個 separation（分離）」，「反而我會有一種新嘅認知或者新嘅理解，其實我就係香港，香港就係我，我覺得我係 in sync with 嗰個 sense of Hong Kong。」
而當他成為這個 making of Hong Kong 的一部分，即使他不再身處香港這片土地，「其實我點樣形塑自己嘅生命」，也是在述說一個香港故事。
十年修行
十年過去，周永康自言已由24歲的青年，長成34歲的中年。他說相比十年前，覺得自己「wise 咗少少、wise 多咗」，「當然比嗰啲好 wise 嘅人唔係好 wise 啦」，他不忘補充。
回想那年入大學，因為想做文字工作而加入《學苑》，再因不欲被滲透而參選學生會，繼而接任學聯秘書長，他一路走來也是出於一腔義憤、一種大學生對自己義務和責任的期許：「覺得社會唔應該係咁」、「覺得自己應該要做相應嘅政治參與」。
起初每遇難關，他和同伴也是「頂硬上」、「迎難而上」，但雨傘運動一役，令他發覺單有政治熱情並不足夠，運動還涉及組織的運作、與他人的溝通、高昂的個人和社會成本等，「原來一個持續嘅政治參與，係需要更加 complex 嘅思考同技法」，需要很多學習和實踐。
如今反思，周永康覺得以往香港的公民社會和政治運動，忽略了如何處理政治情緒，直至傘運後的低潮，以至反修例運動後的社會創傷、和連帶的離散潮，才有更多人開始懂得正視。當現時香港人社群散落四方，而社會有一大群曾踴躍參與政治、卻變得冷漠的群體，他承認還在摸索，該如何理解當下處境、又該以怎樣的政治傳訊對應不同受眾。
但這些年來一路修行的結果，是人變得更加有耐性：「當你喺一啲政治漩渦嘅時候，你會提醒自己，其實呢種政治情緒係非常流動」，「我做唔到嘅時候，唔會咁沮喪，我會比相應嘅耐性自己去成長同進步。」
續寫香港故事
回看十年前的雨傘運動，周永康說，「抗命不應命」的呼喊，很能象徵運動的精神，讓人看到「香港人係充滿住無限嘅可能性」。如今面對全新的處境，他覺得時勢急速變化，無法預測會發生什麼事，只能「在最壞的情況，做盡各樣最好的準備」，像是盡他的能力持續書寫香港故事，寫給香港人，也寫給外地的人。
香港故事該如何寫下去？周永康坦言視乎每個人的抉擇，也是海外和本地香港人的共同創造。不少人擔心，分隔兩地的港人會失去連繫，他覺得差距是無可避免、也可預視疏離感會越來越強，但他也相信，某些共同的經歷、或者對前路的迷惘，仍可令彼此共感，「好視乎大家有冇意圖或者耐性，去嘗試發掘嗰啲面向。」何況，他想到有朋友提過，各種就去留的爭議，似乎假定香港的社群就是很單一、同質，但「呢個 assumption 本身其實係咪一個 valid 嘅假設，定其實係一個錯判同偏見？」社群內部的張力，又會否反而豐富了香港社群的多元性？
「我覺得都係好值得去思考嘅地方。」
談到仍在港的人，周永康放緩了語速，說他關心的，始終是大家的生活或者情緒，有沒有受到足夠的照料：「希望嗰啲人可以搵到一個喺自己生活或者生命處境裡面，可以好好安放自己情緒的方法，令到佢喺而家呢個人生或者生命階段，可以尋找到佢覺得釋懷嘅落腳點，從而令到佢可以再從事佢想要從事嘅工作或事業。」現在對溝通的受眾很有自覺的他，坦言對於狀態很差、不想要自救的人，這番話其實沒有用；但他仍希望，能至少「click 到」那些正嘗試找方法處理自己狀態的人，讓他們明白：「其實佢絕對唔係孤單一個。」
他續說：「我覺得自自然然其實大家都會 find out 一啲唔同嘅出路，只不過係需要啲耐性。」就像當初他的人生不經意與傘運連繫，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繼續下去的理由很簡單：「我都付出咗咁多。」
「我喺呢個地方大嘅，呢個地方嘅一草一木有份養育我嘅成長，我會想回饋返畀呢個社會曾經孕育過我嘅一切，我會希望我嘅存在係會令到呢個地方變得更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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