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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丁惠民离世，他的离去引发了人们对那段历史的深刻反思。他的功绩，值得被铭记；他的精神，值得被敬仰。在这个时代，我们回顾丁惠民的一生，不仅仅是为了缅怀他个人，更是为了从那段历史中汲取力量，思考人性、勇气与抗争的意义。让我们一同走进丁惠民的世界，感受他的执着与坚守，领悟那段特殊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
感谢郭小东老师授权本平台首发本文，以飨读者。让我们借此表达对丁惠民深深的敬意与哀悼！
丁惠民远行，不再回家。
1978年，那场震惊世界，以"回家"为口号和主题的知青大请愿，引发了中国知青大逃亡。时隔46年之后，这个事件，因为丁惠民的离世，被再度提起，并以轰轰烈烈的悼念，将一位终生潦倒的平民，尊为英雄豪杰。
对于1978年而言，这是一次重大的启蒙，一次良知的觉醒。
丁惠民于9月22日傍晚6时10分心梗去世。我第一时间看到盛永唁电，即电"丁惠民千古"，随后发去悼文：
"当地火已经奔涌，却依然万马齐喑。千百万知青，都在等待日出，他却在昏暗中，提头当灯，把自己闪成一抹黎明。他就是丁惠民。
从此，西双版纳细小的溪流，开始洇润密林之外的中国大地。醒来的土地上，无数的知青，从丁惠民的声音里，看到自己的命运，看到生命的希望，为自己抗争，为一代人的青春抗争，就是为民族，为国家抗争。
他们五万人跪地，逐一刺血盟誓："我们要回家！"真正地惊天地，泣鬼神。此刻，知青们最伟大的事业，就是，回家！回家！
尽管这是一条崎岖的弯路，但是，万千知青，终于和丁惠民们，一起趟过。
是他们，改变了知青时代的方向。
回望天边一抹黎明。丁惠民千古！
甲辰秋分 晚九时 广州
人们突然意识到，"我们要回家"这件事的历史意义。在那个时代，"回家"竟然是犯天条的事。而第一个发出呐喊，带领27位知青，卧轨上京请愿的，竟是一名最底层的上海知青。他的悲剧性，开始就预示了结局。他此生潦倒，备受争议。
我的结论是，如果没有他，没有他带领27位战友殊死抗争，中国知青运动可能推迟十年、二十年结束。虽然，后来的改革开放，也许会崩溃这一运动，但可能动摇不了它的根基。正是"回家"这个口号，触动了所有人的良知，包括制定知青政策，导致知青运动的人与国家机器。
此后，冰冷地开始温暖，自救者找到生路。丁惠民就是那个带着懵懂上路，却向着明确目标前进的人。
他的一如既往，心无旁骛的秉性，从争取回家到要求国家赔偿知青，几十年间，他坚定的诉求，并没有得到时代的理解和支持。也许中国是一个缺乏记性的国度。最荒谬的话语是："时间会治愈一切创伤，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丁惠民过不去，他咬死"过去"不放。
现实的"知青"已不存在，他们早已消失在茫茫人海，无法辨认。偶尔，从跳广场舞的大妈堆里，依稀可见苍老的那一个，似乎还有一点知青的痕迹。在陈旧的痕迹里，散发着一点时髦的气息，却掩饰不住那时的躁动……
这就是丁惠民孜孜以求，永难忘怀的群体。我和丁惠民有过几次讨论，讨论时旁边总有刘晓航。他是一位热烈的中立者。老高三的阅世与老练，令他比"文革"中的初中生丁惠民，多了一些睿智与冷静，至少在表述上是如此。他是丁惠民坚决的支持者和同盟。也是后知青时代很受尊敬的老大哥。他总是在电话里，以十五年老茅台，诱惑我去参加各种知青集会。他是真有珍藏，但永远都是最后两瓶。可是我对茅台无感，因为我确信：没有真的。
丁惠民是真的，他在自认崇高的人类事业里，从未放弃伟大的赚钱宏图。他很清醒，有了钱，才能去做更崇高的事业。在赚钱这方面，他志大才疏，从未得逞。自然也招来更多非议，包括申请知青国家赔偿。他的脑子里，拥塞了太多正义的乌托邦。他的不甘世俗，也使他更深地坠入世俗的纷扰中，无产阶级，不可能不与世俗为伍。
全国各地的知青会，几乎都会邀请丁惠民，他的领袖气质，常常无端地压倒群芳。但是，安不安排他主讲，是一件颇费周章的事。既要防止他语出惊人，又不致伤了他的自尊。他可能是唯一靠集资路费赴会的知青领袖。
那年（2003年），我和湖南郭晓鸣、田瑛，北京陈冬，去重庆泸州，会几位知青作家。重庆的路和丁惠民的命运一样，高岭深谷。一间陋室，他偕妻女，一家三口，标准的无产阶级宿舍：蜂窝煤炉，锅碗瓢盆，别无长物。去过他27位战友的家，大多如此，所以并不惊讶。
郭晓鸣暗示我，出去门外，耳语："去买个电视。"
29寸电视机，在巷口让丁惠民堵住了，他坚决不收。我在心里说：丁惠民，真的很抱歉……他骨子里的傲气，受了挫伤。郭晓鸣搂过丁惠民的肩膀，拍拍，说："给女儿的！"
走了。
凡有客来重庆，他们27人，会尽量到齐，聚拢一起待客。自90年代以来，二十多年间，去过几回重庆，每回都见少几个人，各种原因吧！委婉地问了盛永。盛永说，走了四位。我说，为丁惠民做块碑吧，再做个二十八人坊。
盛永是28人中，事业有成者。在我的印象里，他始终守护着这二十多个战友。敦厚且情义。昨天问他：还做玩具吗？他说，退休了，专心做知青的事。
我去过他们中好几位家里，大多是老旧的工厂宿舍，地道的无产阶级，赤贫。他们的日常生活，沉埋在一堆难题里。所以，丁惠民呼吁国家予知青赔偿，是有道理的。或者换个说法：国家补助。
丁惠民（左图左边人物），1953年生，上海人。1970年，丁惠民作为69届中学毕业生，从上海来到当时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景洪农场)。在云南的八年中，和所有知青一样,丁惠民历尽了知青生涯的各种酸甜苦辣。
1984年，西双版纳知青作家笔会，我与修晓林同屋，他曾在版纳兵团十年。他讲了许多知青往事。我在海南岛当过多年知青，体验过许多无端的痛苦，但大多是个人性的。那种社会性的撕裂和暴烈的行为，以命相殉，提头当灯的情节，是我这个原始森林里孤单的伐木人，无法想象的。
我研究知青文学时，发现一个从没有人注意的问题：独立的知青思考，自由而开阔的行为方式，直至暴烈的英雄主义，总是发生在远离故乡的知青中间。从北京上海到云南，从上海到新疆黑龙江，知青穿越了几个气候带，纬度和温度的骤变，对血缘与性格的冲击，导致思想和行为，直接媾和出哲学的高度或低度。他们可能做出石破天惊的动作，或改变或影响一个时代的走向，摧毁性的行动常常天崩地裂。同时，也产生了不同形态的知青文学。这不是简单的南北方差异问题，而是一个文学的静止与动态力学问题。这也是从上海到云南，与从广州到海南的区别。不赘。
修晓林的讲述，促成我写作《中国知青部落》，丁惠民是原型之一。1990年，丁惠民来穗，在岗顶酒店（现在叫桔子酒店）门口，合影，然后喝酒。他老是要谈小说情节，哪儿写得真好，哪儿不真实。某人不是总指挥，某人没去卧轨……我说废话少说，这是小说，我奉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为你写传。我尊重他的偏至，他没法不偏至，这是他作为勇者的理由。而且，我非常讨厌谈论文学，讲台上课除外，那是工作，没有办法。
仓促的聚会没有不欢而散，反而在各种会议上频频举杯，直至午夜。我甚至觉得，任何没有丁惠民参加的知青集会，都是不完整的。我在写作或研究知青文学时，常会想到丁惠民，丁惠民和他的27位战友，比大多数知青作家，也许更有资格评论中国知青与知青文学。
我在多部小说里，写到丁惠民们，他们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在《风的青年时代》《红庐》《中国知青部落》《青年流放者》《暗夜舞蹈》等作品中，这些书名，是不是有非常的联想，我不知道。但我努力从中寻找他们迹近天堂之美的声音，是肯定的。同时，也一定充满着自嘲自恋的象征。
斯人已去，他临行不忘把两个储物箱捐出来，他期待人们装进去什么呢？
我不是丁惠民的战友，但他为中国知青命运所做出的历史功绩。值得刻上碑石。他比各种人为树立的知青标本，更让我们肃然起敬。
鲁迅说"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学者与老兵"的苏晨先生，看了我写丁惠民的悼文。写道："我读得老泪纵横！那运动害了中国两千万知青，包括我两个女儿，但不知道他们的重生得于伟大的自救！我知道而没看过你的大著（指《中国知青部落》），我相信它是不朽的！"
他又强调："我表示我对这位英雄的无比崇敬。"九十多岁的苏晨先生，是一位经历过解放战争的老革命，一位卓越的学者和出版人，著作无数，铁骨铮铮。他的纯真令人感怀。
盛永发来各地自发悼念丁惠民的视频，其庄严而恣肆，无与伦比。我突然想，何不让有限的生命，为自己的乌托邦，别人的理想国，做一次彻底的挥霍呢！
权把丁惠民逝世之前一小时，路人拍下的照片，送给这个躺平的时代。
2024年9月27日G6428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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