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男人怎么了?!今年下半年,中国男人弑杀、残害外国幼童的事件接二连三发生。六月, 周某企图杀戮苏州日本学校的三岁幼童,幸而被女英雄胡友平以牺牲自己生命相救。两个月后,在澳洲布里斯本的一个公园内,一名中国男人向一个婴儿泼洒滚烫的咖啡,在小小肉体上留下大面积烫伤,以至于刚经历九个月生命的孩子竟然要遭受数次手术,才能带着永久伤残终其一生。九月十八日,一名中国男人在深圳刺杀中日混血男童沈航平,导致幼小受害人伤势过重,救治无效而结束了他不到十岁的短暂一生。十月一日,一名在瑞士苏黎世留学的中国男青年向三名瑞士孩子下毒手,其中一个五岁男孩刀伤严重,经过一天一夜抢救,体征才回复稳定。数数今年的月份牌,从五月四名美国教师在中国吉林遇刺,到十月瑞士孩童遭袭,除了七月无战事,每月都有外国人和外国孩童倒在中国男人刀下。我不禁在心里一再、再三诘问:中国男人们,你们怎么了?!
对于这一系列弑杀日本儿童事件,中国社交网络上居然喝彩声潮起,这还是曾经以“勤劳善良的中华民族”为傲的我的同胞们吗?而政府代言人机器人般的回应声称,每月发生一起的恶性案件是“个案“,是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发生的”偶发事件”。“机器人”发声也就罢了,但不可能也长了颗机器心吧?对人类失去如此稚嫩生命而如此无感?对杀灭稚嫩生命的凶手无感?把如此频密的惨剧淡化为“偶发”?哪个国家的公民如此仇视外国幼童至此,以手起刀落杀灭为快?!尤其苏黎世这个二十四岁的中国杀手梵宇豪,在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十五个生日当天,在《解放军骑兵进行曲》的伴奏中,发出了对他心爱“女支书”秽语差评后出门,来到接受他学习深造的最不愿介入世界任何战事纠纷的瑞士国人中,巡猎小猎物,最终如愿让三个孩童鲜血奔流,惨叫倒地。他获得满足感了吗?他那黑洞洞的心底,真的认为他是拿这三个小小牺牲品祭旗,为共和国75岁大寿献礼了吗?
我发现从五月到十月的所有凶案肇事者,都是中国男性。多悲哀呀,男人在任何人类社会都该是女人和孩子的依靠,为女人和孩子们挡枪,是孩子们在战争中的血肉长城。自古至今,从大卫到巴黎恐袭中变自己肉身为女友防弹衣的法国男子,各民族有多少为女人和孩子们战死的男人,从而在女人和孩子们心中步上神的基座?而这四个月来,造成死伤儿童的母亲们,将怎样带着至死不渝的伤痛来重新定义“男人”?中国男杀手们,你们彻底污化了自己,污化到不及禽兽、类比鬼魅的存在。你们也污化了整个中华民族,代价是胡友平女士这样的生命献祭为你们赎罪,但胡友平的牺牲让你们良心有过一丝痛意吗?她如同耶稣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献祭又能救赎多少个你们?!再来看看这类比禽兽低级的男人们,他们不光弑杀异族孩子,也不放过自己同胞的婴幼,这几年他们屡次冲入幼儿园,砍倒一片幼小无辜生命……中国男人们,你们就是这样来清算你们半生的不如意,一生的不如人吗?!
我小时看到同龄人虐待小动物,便会上前弱弱地阻止,甚至拿出可怜的零花钱,为一只小猫买下性命。有时邻家的大人们捉到偷鸡的黄鼬,将其倒吊在院子里的大柳树下,任孩子们去给它实施各种酷刑。此时我定是不敢出门的。我躲在家里哆嗦着想,为鸡报仇固然没错,处死偷鸡贼黄鼬是正义的,但折磨它致死是惨无人道的。那是文革期间,大人们过着人折磨人致死的日常生活,孩子们把人折磨人当娱乐消遣。孩子们似乎悟到,不参与折磨人,便有可能被人折磨。孩子们从来有样学样,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残酷的程度往往超过父辈。当时以施虐而获得快感的孩子们,正是多年后为人父母而养育了现在弑杀儿童的儿辈或孙辈。文革是最能图说“他人即地狱”的萨特理论的时代,每一个他人都是自己潜在的告密者,背叛者,而预防被揭发背叛的手段,是以守为攻地先下手搜集他人的“黑材料”,以备不测时做杀手锏。没有一个同事、邻居,甚至爱人、亲人、友人在被提防戒备的界限之外。看看东德堆积如山的解密档案,多少告发者是自己的枕边人?人在最不安全的时候,才会对他人的安全窥探、暗算,一旦发现了他人的安全突破口便犹如天降暗器一般,立即掌握手中,假如感到那人威胁自己安全时,自己可先下手为强地颠覆他人安全。这正是文革期间,人们以害他而自保的生存手段。那是人们过得最不顺心,最不安全的十年。那种防害和施害的毒素,使得我们整个民族害了一场精神心理的疾病。文革的仇恨教育,近几年来又悄悄还魂,得不到爱之温暖,至少仇恨能给人一种貌似力量的亢奋,集体亢奋起来,便又形成貌似民族凝聚力的相互借胆、彼此拱火的民风。
文革的精神流行病又变异成当代毒株了吗?我看是的。近年来仇外、仇日的言论无论怎样过激,都是安全的。仇日仇外的行为,无论怎样为人类文明不齿,都会引来大群同胞喝彩。正因为何种程度的仇言仇行都有安全之后果,于是仇言仇行可以不断加大尺度。加上官方从不追究责任和原因,从不公开追究的过程和结果,那么仇恨的尺度终于加大到滥杀无辜。因他国孩童与己更是无缘无故,滥杀的目标便更是无辜中的无辜。似乎牺牲者一定得是双倍的无辜,否则不能体现他的仇恨的强烈和纯粹。细看这些滥杀者,一个个的存在与人与己与社会都那么无关紧要,典型的“赖活着”,他们自己都提供不出自己存在的证明,若不是总有仇恨把自己与同仇敌忾的群体相连,从而放大自己的存在,那么他们只能人生一场,迹象全无。
弗洛伊德认为,人性向幼稚退化有一百多种症状,暴力攻击是其中之一。换句话说,动辄诉诸暴力的人,都是巨婴。这种可能造成巨大杀伤力的行为跟挖鼻孔,啃咬指甲,乱发脾气,期期哀怨,赖在娘家不归自家等等行为同为退化的症状。假如弗洛伊德的推断有道理,那么弑童的中国男人们不过是逆人性进化的人格障碍患者。疫情四年,国家和个人经济都经历了挫折,失败者人口剧增,失败便是弱化,于是弱者成群而至。能将自身失败孱弱投射到于他者的手法是制造更多失败者、弱者,加害体积体力多倍小于自身的他者,就制造了一场失败,一场弱化;以他者生命消失而体现的失败,这个投射便如是成功。
我旅居过好几个国家,涉足了五洲四海,除了非洲的尼日利亚,中国民众对心理精神疾病是缺乏认识的。我对心理学、行为学的一点粗浅书本知识让我怀疑,中国男人在这几年的就业、挣钱方面经历的艰难和压力,以及粥少僧多的生态竞争,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濒临精神危机,或轻或重地患着精神心理疾病。如何转嫁精神危机,除了靠医药,还有就是寄托于宗教。可悲的是我们民族是如此世俗,如此玩世不恭,如此“临时抱佛脚“的现实,宗教也就无法给于其精神关怀。再来看医药,中国人“硬件”(脏腑、躯体)得病,看不起病的人们举目皆是,慢说是“软件”(精神、心理)得病了。
写完本文,我对弑杀异族、本族孩童的男人(或潜伏的此类弑杀者)的诘问似乎有了答案:中国男人们,你们病了。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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