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7人案，组织者及不认罪的被告皆被重判。香港倡议者邵岚认为，政权要传递「香港人不能有抗争意志」的讯息。47人案尘埃落定，戴耀廷被判囚10年。前香港大学法律系教授、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ilson Center）世界研究员戴大为（Michael C. Davis）表示，现时的判刑不是人们所害怕最极端的结果。问题是民主派初选本来就合乎《基本法》，亦不涉及暴力，以这样的背景而言，判刑是极重，震惊国际社会。未审先囚、不设陪审团亦令人质疑香港是否仍有法治。前法政汇思召集人任建峰指，47人案没有逻辑可言，研究其量刑亦没意思。
47人案除了戴耀廷被判囚10年，其他「组织者」如区诺轩、赵家贤等亦分别重判6年9个月及7年。仅在网上发表「三投三不投」行动宣言，除戴耀廷外，亦从没跟其他被告交流，亦从未提倡无差别否决预算案，亦被判囚7年3个月，是刑期最长的其中一人。前香港大学法律系教授戴大为，指判刑所传递的讯息只有一个：「就是叫所有人不要在香港参与政治。」
《国安法》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分为三级：「首要分子」可判10年以上至终身监禁，「积极参加者」可判囚3至10年、「其他参加者」可判囚3年以下。但法庭在判辞中表明，这仅作参考，仍按照本地刑事量刑原则判刑，视乎罪行情节、犯罪行为的积极程度、效果、影响性、认罪与否、求情理由、为警方提供有用证供等，最多可获减3分之1刑期。法庭亦强调，各被告在《国安法》实施前形成的串谋的行为，会用作评估罪成与否，但不作为量刑依据。
学者：初选合乎《基本法》怎判都是过重
虽然法庭仍以普通法原则量刑，但前法政汇思召集人任建峰认为，47人根本不应该被控，「根本没有逻辑可言，他喜欢怎说便怎说啦，用甚么原则都没意思的。我乱刀斩死你，还是我用好舒服的安眠药毒死你罢。」
以「首要分子」戴耀廷为例，若按《国安法》的指引，量刑起点为12至15年。现判囚10年，已获3分1刑期扣减。戴大为称，「这不是我们所害怕、最极端的判刑。瞩目的是，他们（47人）所做的合乎《基本法》，就是组织初选，却因此被判囚4至10年。从这角度看，判刑是很重。」
《国安法》才是制造宪制危机
讽刺的是，民主派初选原是为了在2020年底的立法会选举取得多数议席，但这被政权形容为「会导致宪制危机」的情况，根本没有发生，「对他们的指控纯属猜测，因为所有事都没发生。」戴大为指，《基本法》承诺香港会实行真普选，政府迟迟不落实，本来就是推翻宪制秩序。民主派向政府施压，是维护宪制秩序。法庭的判决是颠倒是非，「这判决是把角色颠倒过来，他们（47人）是维护《基本法》的承诺，那就是普选。」反过来，中共把《国安法》加诸香港，才是制造宪制危机，「因为《国安法》的地位等同《基本法》，它是没经过修宪程序便更改了《基本法》。」
47人案违反人权判决震惊国际
戴大为表示，以国际标准，要触犯国家安全法总得涉及暴力，但47人案完全没有，国际社会对判决感到震惊，「所有人都感到震惊，我所在的美国每年、每次选举前都会搞初选。初选在任何现代民主体制都不可能是犯罪行为。」经此一役，香港的国际形象已大受打击，「被告的人权保障被剥夺，不准保释，没有陪审团。香港面对很大的麻烦，我认为这会令人对香港的法治，产生重大疑问。」
不会对投诚的人网开一面
对于47人案重判组织者，前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发言人邵岚认为，政权是要传递以儆效尤的讯息，「 他们想确保香港接下来的10年、20年、可见的将来，都不会再有任何人够胆再去发动、组织任何民主运动。」
区诺轩转做污点证人，法官称其证供为立案关键，也被判囚6年9个月。邵岚认为这刑期有两重意义：「他们对于所谓投诚的人，是不会网开一面。」邵岚指区诺轩转做污点证人时，社会上已有很多讨论，她不想再补充。区的判刑对她的另一启示，是要提醒自己毋忘初心，「一言一行，做的所有举动，也要对得住那份初心，对得住同行的人的付出和坚持。」
惩罚「不认罪以传递希望」的想法
不认罪的被告，明显比认罪的判得更重。杨雪莹、彭卓棋被视为「温和民主派」，均被判监6年半，邵岚指：「他们得到的刑期反而是比当初我们称之为抗争派的很多候选人都长。最终的目的，都是要你噤声。」
在审讯过程中表现出抗争意志的被告，也是重判的对象，「像何桂蓝、邹家成在庭上的发言，甚至乎他们如果还有社交媒体，都还在传递抗争的意志，传递一种希望。我想法庭判刑时绝对有将这一点就是纳入考量。藉著这个更加重的判刑，去警醒留意这个案件的香港人，告诉他们绝对不可以还有抗争的意志，不可以还有『不认罪以传递希望』的想法。」
邵岚希认为，香港人因今次判刑而伤心难以避免，但只要一日还有政治犯、还有人在坚持，都不应放弃。
编辑：陆南才 网编：陈家杰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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