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伊朗国王巴列维被逼离开伊朗。2月，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经历15年流亡后乘坐航机抵达首都德黑兰。随行记者问霍梅尼结束流亡的感觉是甚么，霍梅尼轻描淡写地用波 斯语回答「没有」（Hichi），有人认为这是代表他对伊朗实际上漠不关心，有人解释这是将宗教 信仰置于个人情感前面。不管怎样解读，霍梅尼没有展露出人们期许的兴奋，取而代之的，是即将表露无遗的教条原则主义。
不少人大概看过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发生前的图片和片段，并对于当时西化开放的社会、 熙来攘往的街道、不戴头巾的女性等等景象感到惊讶。这些令人几乎认不出是伊朗的画面，是巴列维推行「白色革命」的结果，变革内容包括提高识字率以至给予女性投票权。当然，巴列维 的现代化并非毫无争议，推行土地改革、设立秘密警察和与英美之间过从甚密等都受到批评， 但最大推力仍是伊斯兰教士本身。有别于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和反对修例的时代革命，伊朗 伊斯兰革命废除了君主立宪，将时钟拨回数个世纪前。
彭定康十年前已预测香港奉行伊朗选举模式
前港督彭定康十年前曾经表示香港打算奉行像伊朗般的民主制度，意思是指没有人能预期北京所承诺给予香港的民主，会采用伊朗一样的筛选机制。伊朗革命后政教合一，将伊斯兰教条 推行到底并反对世俗化。选民可以透过间选选出最高领袖，但中间经过的专家会议候选人，需要宪法监督委员会事先审批，而当中的一半委员其实又是由最高领袖任命的伊斯兰法学家。 而最高领袖也透过国家利益委员会监督国家行政。十年后的今日，香港拥有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完全没有实现一人一票真普选，甚至47名民主派初选候选人大肆拘捕，政治审查绝不比伊朗逊色。
伊朗伊斯兰革命后所奉行的制度被形容为Mullocracy，意思是由伊斯兰教士所管治。香港也正奉行另类的教条主义，不过却比伊斯兰教法更加虚无缥缈。香港政府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举行精神宣讲会，将中国领导人往往语义欠奉的一字一句用放大镜逐格解读后上行下效。
一国指令本无一物，两制变成代罪羔羊
伊朗有被称作「法基赫监护」的制度，代表伊斯兰法学家成为管治的一部分并对社会方向有重要的话语权。香港未来走向其中一个最大问题不单是需要跟随三中全会或是北京的指令，而是这些指令本身过度空泛，导致香港过渡到新的「后法治社会」。香港可能仍然以解读条文的西方思维套用到刻意含糊的中国官场文化上。假如政策实施后效果不尽人意，可以是指令未被执行得彻底或被准确贯彻。一国指令本无一物，两制变成代罪羔羊，管治责任最终在本地建制互相推搪和指骂中被彻底消耗。
1979 年后，伊朗政府一度视西化和开放是糜烂和堕落的象征，肆意禁止娱乐场所和欧美文化，也全面推行政治教育，并在两年后强制所有伊朗女性在公共场合必须佩戴头巾。不过，随著霍梅尼离世，哈梅内伊继任最高领袖初期，伊朗亦逐渐容许开明派参政，与自由社会的接触亦因经济需要和互联网出现等因素而被默许和受年轻人追捧。
在任何地方，由收紧到局部开放，可以是一种暂时妥协的管治手段，并不代表政权有所改变。2018年，特朗普政府退出三年前 签订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JCPOA）并重启制裁，理由是协议并未足以应对伊朗导弹及核计划带来的区域风险，高踞不下的失业率和急剧下挫的汇率接踵而来。2022年，22岁伊朗女子阿米尼因头巾问题被警方以暴力执法致死，触发大规模示威，伊朗政府封锁互联网及镇压示威者。伊朗新任总统最近才承诺道德警察不会再打扰女性，但实际情况备受质疑，亦反映宪法可根据政治现实而任意解读的问题。
香港未来外交政策与伊朗接轨
未来，香港其中一个政治现实，便是如何调整外交策略。伊朗的外交政策在亲西方的巴列维王朝后，曾经加入不结盟运动及采取既非东方、亦非西方（neither East nor West）的消极平衡手段，力求保持外交自主，但这种办法被证实不可行后，伊朗走向「东望政策」（Look East），意味与俄罗斯及中国加强关系。
近来的例子除了禁运下低价出售石油到俗称「茶壶」的中国迷你炼油厂，也包括透过香港采购导弹和无人机所需零件。不幸地这亦是香港目前的外交政策轨迹，在2019年后连续数年无法摆脱西方制裁及企业撤资潮，现在正式提出要与中东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这亦包括价值观上的选择，当香港与其他专制社会加深交往，经济结构和文化上亦可能逐渐跌入被同化的漩涡，与自由社会渐行渐远。
1979年2月，表现麻木的霍梅尼在德黑兰落机，象征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开始。到了3月，港督麦理浩却上机前赴北京作首次官式访问，当时中国的领导人首次明确提出要收回香港，港督除向英方汇报外不打算公开北京的意图，只转达邓小平的一句「香港的投资者可以放心」。也许在他们眼中，香港从来就只有投资者，这也可算是另一种麻木。历史的航线纵然交错，但我想像飞机再次著地的一刻，必不自觉地与你喜极而泣。
- 张昆阳（詹姆斯敦基金会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RFA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注意：只有此博客的成员才能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