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允信移居台灣，差不多三個月了。適應嗎？50多年一直在一個地方生活、工作，突然離開，他笑說，太習慣一個地方，總有些人與事的羈絆，「但走得就預咗」。離開，是因為不想「浪費」過去多年建立的。那是工作，他自己呢？當然會有情緒，他說，但那不是最重要的，「離開是為了得到自由，但離開後做甚麼，才是最重要」。
做甚麼才是最重要。1997年，他跟一些電影人創辦「影意志」，20多年發行過多部獨立電影和紀錄片。2021年，藝術發展局取消對「影意志」的資助，在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JCCAC）的工作室亦不獲續約。這是50多年來，崔允信第一次萌生去意。
他只想一直做電影。沒有資助、失去工作室，甚至成為黨媒目標。2020年《國安法》實施後，雖然隱約感到電影界會有改變，但沒有想過竟是這麼快。他記得，因為藝發局取消資助，自己接受《立場新聞》訪問，訪問出了不久，《立場》就被迫關掉。其他訪問了他的媒體，報道也被立即剎停。
被黨媒狙擊：「黃絲」藝團「煽惑抗爭」
「影意志」發行過的獨立紀錄片，不計其數，《亂世備忘》、《地厚天高》、《佔領立法會》、《理大圍城》等。這條片單，足以令某些人如坐針氈。2021年3月，《大公報》頭版報道獲藝發局資助的藝術團體，指其是「『黃絲』及泛黃藝術團」，透過作品「煽惑『抗爭』」，「影意志」榜上有名。
這些獨立影片，紀錄了香港過去10年的社會運動，他笑說，「影意志」發行的電影，不是全部都跟社運有關，大概只有20至30%與社運相關，只是這些片受到較多人留意罷了。被黨媒「點名」，他搖搖頭，苦笑說：「電影怎會有煽動能力？太高估了吧」。
偏偏，在這個時代，電影被賦予這樣的能力，到底是幸或不幸。
《國安法》實施後，一切都不同了。回到10年前，他還是會發行這些「敏感」的紀錄片嘛？「根本不會去想後果，如果有想過，所有這些事也做不成了」。不用說雨傘革命那麼遠，就近年，幾齣與反修例運動相關的紀錄片，「如果我們不做，更不會有人做了」。
獨立紀錄片在這個時代，有着無法被取替的角色，導演以不同方式和角度呈現社會上的各種人物，折射社會的各種狀態。儘管紅線處處，他覺得，最艱難的地方和時代，也會有出色的作品，「獨立紀錄片和電影，還有沒有政治能量？一定有，你看《時代革命》，還有剛拿下『金馬獎最佳劇情片』的《一部未完成的電影》」。
這種能量，崔允信在離開之前，燃燒得，幾近殆盡。他在香港的三間大學有教職，還打趣只要不是電影學院，別人對自己不太認識，反而「夠膽」讓他在系內教授。那時候「影意志」已差不多沒有運作，他在大學內教書，談創作、電影，生計沒有太大問題，或者可以暫時這樣吧，甚至繼續下去，「但課堂上說甚麼、播甚麼片，也會自我審查啊！」他憶述，有學生說知道「影意志」舉辦「香港獨立電影節」，他只能回應：「已經沒有了，就不多說了」。
噤聲、停辦電影節 教書只為生計 「但我睇唔到未來仲可以做咩啊！」
然而，他記得，那時候上課放小息，拿起手機一看，往往會看到「某某被捕」、「某某被告」的新聞，「氣氛很差」。這些轉變，對他來說，實在很難適應。「真係好唔舒服」，不適、恐懼，他想，或者離開會好一點。
他不是沒有想過，要是繼續在大學內教書，不再說甚麼，不再辦電影節，不再發行「政治敏感電影」，也許就能留下來。純粹為了生計，「但我睇唔到未來仲可以做咩啊！」1988年，他從美國羅耀拉瑪利蒙特大學電影系畢業後回港，1993年開始參與獨立電影製作，1997年與許鞍華合導《去日苦多》，2001年獨自執導《憂憂愁愁的走了》，入選南韓全州電影節參賽影片。
集導演、製作人、發行人於一身，崔允信今年59歲，快將踏入花甲之年，但他還是滿腔熱忱，沒有退下來的意思。因為看見未來能做的愈趨收窄，他更不想停下來，「想搵返啲動力」。上月「金馬奬」頒獎禮很多香港朋友來台，都說他看起來開朗不少，「大家都能暢所欲言，之前在香港習慣很小心，不敢講太多」。他坦言，過去幾年甚至不敢認識新朋友，即使教書，對學生也會有戒心。那是一個他很不喜歡的狀態。
驚啊，他大方承認。「影意志」方面，他不擔心，因為堅信過去多年都是一個做電影工作的團體，不是政治團體，「所有片都獲發准映證！藝發局每年都有核數，完全無問題」。然後，他又立即補充，現時已很難判斷甚麼是政治團體甚麼不是。然而，他真正的恐懼，是人身安全。
電影人之間耳語：第一次離境感覺怎樣？
香港的政治和社會氣氛，的確令他擔憂自己的安全。疫情稍放緩，人們又出發去不同地方工作，電影人之間耳語：「第一次離境的感覺怎樣？」疫後、《國安法》後，離境尤如一場試驗，幽幽的，隱約想像自己是否在「名單」上，到底能否出境、會否在離境時被捕…… 以肉身和自由，作為試金石。「那時候，出境大堂很多便衣。就是要令你覺得不安全、要嚇你」。
在台灣第一次見他，是一個多月前的一次座談會，由台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舉辦的一個有關香港紀錄片的座談會。那時來台才一個多月的他，明顯較為拘謹。然後就是在台北華山文創區的「好友港節巿集」上，他和太太在攤位展示着「影意志」發行過的電影海報和其他售賣品。不少人特地來跟他聊天，那天風和日麗，他戴着太陽眼鏡，輕鬆地跟不同人談香港獨立電影。
「影意志」於去年正式結束，他沒有公布，直至今年10月底才公布，同時在社交媒體開設「影意志Ying E Chi」專頁，在台灣重新開始。然後又隨即宣布舉辦「影意志獨立短片獎 2025」，至今收到數十份參選作品，暫時大部分都是海外港人的作品。
他說，未來還有三件事想做，第一是繼續正在拍攝的作品，第二是辦一個「影意志」的回顧影展，第三是辦「香港獨立電影節」資料展。這些工作，讓他找回動力，也正好回應他說的「離開後，做甚麼才重要」。
但他最想做的，還是製作人。他笑說自己沒有「中年危機」，曾經拍過紀錄片，導演的路走過了，然後成為了製作人和發行人，坦言作為製作人，還是有熱誠的，「近年很多人問我意見，可以幫到其他人」。給予意見，是他的興趣，也是一直以來的工作。
有沒有想過，有天可以回去？「不知道，香港會變，我也會變，但這一刻，沒有想着要回去」。他說，目前只想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做嘢前，唔會諗住要返香港」。潛台詞該是，若時刻想着要回去，做事就捉襟見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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