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克坚：《零八宪章》和中共统战

2008年12月份《零八宪章》发表后，通过互联网和国际媒体，引发了强烈的舆论冲击波，对中国的政治生态输入了很多变化因子。路透社在其2008年12月18日的相关通讯里提到：新年还没到，中国政府和不同政见者就已经在为如何标记2009年而展开斗争了。时光飞逝，《零八宪章》颁布已快届满一周年，而刘晓波博士的命运依旧未卜。当我们回望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如何解读民间和官方为了标记2009年而展开的斗争呢？

让我们先做一些宏观层面的描绘。

从经济层面来看，中共领导层看上去颇有自得之意。通过庞大的财政刺激计划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投资来强行拉动经济的增长，从一些宏观数据来看，中国经济已经疑似复苏。而根据一些国际机构的分析预测，西方主要经济大国经济也开始见底回暖，如果上帝保佑，也许2010年全球经济开始恢复增长，那么中国的出口引擎可以再次发威，承担起经济发展的重担。

从政治领域来看，通过年初以来大规模对《零八宪章》的打压，通过对64事件20周年和10.1六十周年等重大敏感时段的严防死守，以及对最近奥巴马总统访华行程的周密控制，中共以不惜血本的形式，走过了一些关键的政治雷区。

而从社会领域来看，2009年固然发生了像邓玉娇，石首，新疆75事件等触目惊心的群体性事件，不过这些事件多大程度上冲击了中共的控制系统，对中共内部将带来哪种政治后果，迄今为止，人们还不得而知。总的看来，这些事件形成的冲击，对中共来说基本是有惊无险，中共统治似乎并没有显著的可见的危机，流行的公众预期似乎也并不认为中共的统治在短时期内就难以维系。（当然，政治转型有一定的不可预测性，流行的公众预期本身是不靠谱的，据说1988年西德民调的时候，只有3%的公民认为在他们能够活着见到柏林墙的倒塌）。

而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在2009年，中共基本交了白卷，没有推出任何实质性的政治举措。党内民主依旧是空谈，官员财产公开的动议无疾而终，甚至连中共人事的交接班安排也没有在17届四种全会上有任何公开交代。因此，如果要给2009年的政治生态下个断语的话，那就是政治僵局依旧。

不过，当我们把视角拉近到特定事件的时候，我们发现，虽然政治僵局依旧，但是在局部领域，中共依旧积极进取，试图化解以《零八宪章》为代表的反对运动的压力，有效控制社会发展过程，维护其权力垄断格局。这些动作体现在中共的组织建设，舆论控制等等领域，一些论者已经撰写了大量的评论。本文拟结合《零八宪章》来分析中共在统战层面的一些新动作。

在2006年的一篇短文中，我曾经试图对中国统战部门运作模式和其隐蔽功能做出简单分析（《面纱背后——话说中共统战（上，下》），我的简单结论是，中共统战系统是中共政治机器中不多的一个积极进取的部门，中共试图通过统战，来绑架社会发展中不断生成的新的精英阶层，使新的社会精英群体形成一个偏向体制的生态结构，预先消解社会结构变化对中共带来的潜在挑战。统战工具原来主要以利益输送，社会荣誉符号的颁发以及有限的政治参与机会为主。但是由于利益输送的边际效用下降，原来社会荣誉符号的被颠覆和对政治参与机会的幻灭，这些统战工具逐渐都失灵了。最近这些年，统战工具出现一个重大的变迁，那就是直接以隐性恐惧为主要工具，阻遏和瓦解社会中新的精英群体构成的挑战。

发端于江苏，进而向全国蔓延，并且最终由中组部接盘的中共培训民企富二代事业，是符合这个逻辑的一个显著案例。根据媒体的报道，中共统战部组织全国私企老板入京接受政治培训，培训课目以政治思想和经济为主，5天培训费5000多元，均由学员自行支付。重庆统战部有关人士透露，这一万人培训计划旨在落实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此前颁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做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目前，不仅是重庆，广东、安徽、贵州等各省市都掀起了培训民营企业家政治思想的旋风。这些相关新闻曝光后，一些敢言媒体从技术层面进行了质疑，不过换来的是党国体制的置若罔闻和我行我素。有意思的是，与当初江苏省委组织部门羞羞答答的表态不同，这次中组部公然承认了培训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对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思想管理。那么中共体制要给民营企业家们什么样的政治思想呢？可以想象，绝对不会是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观念，某种意义上，也许正是《零八宪章》带来的穿透力激发了党国控制民营企业家思想的动力。通过5天的培训，怎么可能有效的管理民营企业家的思想？除非这些思想和这些民营企业家的生活经验高度相关。现在商业舞台上的大部分民营企业家，都是所谓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以他们的精明和智力，他们不会把他们的成功归因于党的好政策，那么最有效的手段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某种心理震慑。一言以概之，就是以某种方式向经济精英阶层输送恐惧，强化对党的敬畏，让新的精英群体自觉不自觉的臣服于中共的统治秩序。当然，这个过程中，对于组织部门或者其利益代理人来说，政治目的和利益攫取可以同时进行，这种培训是一石二鸟，洗脑敛财可以兼得。

电影《建国大业》可以提供另外一个佐证。这里不去评析这部电影的艺术水准，只是追问一个现象，那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成名人物，都心甘情愿的在这么一部政治色彩浓厚的影片中免费扮演一些可以被忽略的小角色？从演员们的情感，偏好和面临的票房压力都不足以解释这种群体自我矮化的行为，因为文艺界人士的生活方式本来就追求本真和异质性的。但是当献礼大片背后有国家权力作为后盾的时候，人们很容易感受到背后国家机器的隐性威胁，对于娱乐明星来说，这个时候选择说不是困难的。可以说，《建国大业》是权力机器精心布置的对文艺明星们的捆绑和亵渎，逼迫他们在特定的舞台上进行政治站位。类似的现象还发生在更多的领域。像郭敬明或者释永信这样来自不同领域的社会精英，都没有逃脱国家权力精心铺设的吸纳渠道。在一个没有公民教育传统的社会中，他们并没有充分的对制度，尤其是政治体系运作的知识和经验，他们的认知模式被体制深度的塑造，因此他们对政治结构的感受很容易被舆论机构所俘获。作为一个自然结果就是，他们很容易对中共的隐性威胁买账，把中共体系的威能神话，心甘情愿的被摆布。

党国体制通过统战系统密密麻麻的网状结构，吸纳各种各样精英，客观上瓦解了这些精英人士形成挑战性结构的概率。不过对于党国体制来说，这个过程也有一定的副作用，吸纳过快过多，容易造成消化不良，被吸纳的精英群体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被有效的驯化。另外在一个有一定自由的社会，精英的产生机制已经迥然不同，这已经不是党国机器可以按照一定的程序，按照一定的配额机制生产出来的。多年经济发展的成果，就是经济精英已经大量存在，按照财富多寡来排列，进而形成向党倾斜的结构，事实上已经不可能。而党国的吸纳机制受制于其自上而下权力结构的特点，其能吸纳的总量总是有限的，总是不能充分吸取社会不断生成的精英人士的。

而很多精英一旦完成被吸附，同时也会对党国体制形成累赘。而党国体制的吸附机制既然是一种粗糙的网状结构，自然缺乏辨别能力，也无力及时清理被吸纳的过时精英。余秋雨先生大概是这样的一种例子。由于他落伍于社会偏好的变化，一味献媚过度，给党国体制造成很多难堪，客观上成为了党国体制形象工程的负资产。但是考虑到余秋雨们的历史贡献，也怕让更多的余秋雨们寒心，党国体制迄今也没有清理门户，这表现出了中共某种前现代社会的江湖义气。当然，类似这种不断腐蚀党国形象的被吸纳的精英人士，其实数不胜数。少林寺的释永信大和尚大概也算一个吧。那份最近被黑客攻击而张贴到少林寺官方网站的悔过书，不知道让多少人心底窃笑。

上面的简单分析，大致可以帮助我们对中共统战机器做出一个简单的结论，那就是中共统战机器虽然庞大，甚至不乏进取动力，但是由于统战的基本逻辑并不是顺应潮流而动，而是试图掌控社会演变进程，那么其最终溃败的命运是注定的。而导致这个溃败的最关键因素就是统战机器的阿克琉斯之踵：中共意识形态的破产。作为一个不需要讨论的事实是，对于中国大众来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破产。在意识形态的再造努力中，中共试图借助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包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诸多话语符合来整合民众的精神认同，但是这种生硬的，缺乏逻辑的，违背常识的话语体系被国家权力整合在一起，激起的反感和反对肯定比认同更多，对于中国精英阶层的打动能力已经趋向于零。在这种基本背景下，试图通过利益收买，通过威胁震慑来控制一个日益多元和分立的社会，那是无法持续的。人类归根到底是通过某些重叠共识的价值体系关联在一起的，正是这些基本的价值使得人们共享某些心理定式和行为模式，从而形成对特定政治秩序的认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管中共统战功能多么强大，多么进取，但是如果中共决策层对《零八宪章》所宣示的普世价值体系没有足够的开放性，甚至试图封杀和对抗《零八宪章》的一些核心观念，那么中共就失去了更新其意识形态的空间，中共作为一个组织就失去了其精神动力，所谓的统战努力不可能承担中共预定的政治企图。从这个角度来看，《零八宪章》所彰显的精神力量是中共无法绕开的门槛，如何应对这种力量不仅影响中国未来的政治格局，也影响中共自身未来的政治空间。

2009-11-26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