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4日，北京。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临时加会，提前放风：要“审查个别代表资格”。
在中国政治里，这种信号通常只意味着一件事——人已经定了。
结果，却什么都没发生。
张又侠、刘振立的人大代表资格没动，
国家军委副主席、军委委员职务纹丝不动。
靴子没有落地，雷声却已经滚过。
于无声处听惊雷。
这并不是一场“虚惊”，也不是外界捕风捉影。相反，这种“放风—停顿—收回”的反常，恰恰暴露出一个更深层的现实：中共这台极权机器正在进入一种结构性迟滞与不可逆衰败的阶段。
它未必马上崩塌，但正在不断接近临界点。
-经济：增长合法性正在枯竭，财政国家走向空心化
中共统治的核心合法性，从来不是选票，不是宪政，更不是所谓意识形态信仰，而是改革开放以来那套隐秘交换：
经济增长换取政治服从。
然而今天，这台增长机器正在停摆。
房地产泡沫破裂，土地财政枯竭；
青年失业常态化，中产信心崩塌；
民企被系统性压制，外资持续撤离；
居民不消费，企业不投资，富人不敢把资产留在国内。
中国经济的问题早已不是周期下行，而是结构性终结：人口红利耗尽，全球化红利退潮，国家信用被高压政治透支。
更致命的是财政危机。
地方政府债务滚雪球，基层财政僵尸化，公共服务缩水，工资拖欠频发。政府不再是发展者，而越来越像掠夺者：罚款化执法、收费式治理、对社会的抽血维持自身运转。
当国家主要功能从“创造财富”转向“汲取财富”，极权的经济基础就开始腐烂。
这是一条不可逆的趋势线。
社会：原子化与犬儒化正在吞噬国家未来
很多人误以为极权的终结来自革命。事实上，更常见的终结方式是：社会退出。
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种深刻的“去未来化”。
年轻人不再相信奋斗改变命运，转向躺平；
不再相信婚姻与生育值得，转向拒绝；
不再相信公共生活存在意义，转向沉默；
不再相信国家会变好，转向润学。
这不是简单的情绪问题，而是文明预期的崩塌。
当一个社会普遍失去未来感，它不会立刻爆炸，但会慢性失血：人口断崖，税基萎缩，创新枯竭，国家活力消散。
更深层的危机是信任瓦解。
高压统治摧毁公共空间，摧毁结社能力，摧毁人与人之间的互信。社会原子化，看似稳定，实则脆弱——因为没有共同体，就没有修复能力。
犬儒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人们不再反抗，也不再相信，只求自保。
极权最怕的不是敌人，而是无人再真心支持它。
-政治：高度集权的自我吞噬正在加速
经济与社会的衰败削弱政权，但真正致命的，是极权政治自身的逻辑。
习近平时代的核心变化，是权力的高度个人化。
制度化继承被破坏，集体领导成为空壳；
官僚体系只剩表忠，纠错机制消失；
信息只能向上过滤，风险只能向下转嫁。
高度集权必然导致决策失灵。
与此同时，清洗常态化正在摧毁统治集团的互信。
反腐早已不只是治理工具，而是权斗机制。军队高层频繁落马，政治安全凌驾专业能力，军队越来越政治化而非战斗化。
当统治集团内部互不信任时，极权的稳定基础就开始腐烂。
这正是2月4日那场“雷声大、雨点无”的意义所在：放风本身是一种武器，但停顿说明权力机器并非铁板一块，清洗成本正在上升，系统正在迟滞。
极权进入“猜疑社会”：上面不信下面，下面揣摩上面。
这不是强盛的标志，而是衰败的征兆。
临界点不是某一天，而是一种不可逆状态
所谓“系统性崩溃前夜”，并不一定意味着明天政权倒台。
真正的临界点，是政权进入一种状态：
经济无法再提供合法性；
社会不再投入未来；
精英不再互信；
统治只能靠恐惧续命。
此时政权看似强大，实则空心化。
历史上的许多极权终结都不是被推翻，而是被自身耗尽：外壳坚硬，内部腐烂。
中共今天正在逼近的，不是一个“崩盘时刻”，而是一条不可逆的衰败曲线。
无声的惊雷，才是最危险的信号
2月4日，北京。
人大临时加会，审查资格的风声放出，却又收回。
什么都没发生。
但正因为什么都没发生，我们才听见了真正的雷声。
一个极权体制最危险的阶段，不是它镇压无力，而是它只能不断镇压；不是它突然倒塌，而是它失去修复能力；不是它外表崩裂，而是内部迟滞、腐烂、互疑。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然而僵而不死，本身就是衰亡的开始。
极权中国正在逼近临界点，并且不可逆。
文章来源：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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