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记者刘虎获罪被捕，公权封杀民间监督引热议

1月29日，中国著名调查记者刘虎与合作者巫英蛟在“法与情”公众号发布文章：《曾逼死教授的四川县委书记，如今又把招商企业逼向破产？》；文章依据当事人陈述与相关证据，还原了一位教授疑因强拆自杀、一家企业被逼至绝境的悲剧。三日后，刘虎被成都警方带走，巫英蛟在河北邯郸遭跨省拘捕。

刘虎是当下中国所剩无几的独立调查记者，曾多次因言获罪，他的职业生涯被视为近十几年来中国新闻生态变迁的一个活生生的缩影：从传统媒体时代相对宽松的反腐窗口；到实名举报被“寻衅滋事/诽谤”抓捕；到自媒体时代最后的孤军奋战 ；到2026年再次因一篇报道被刑拘。有网友惊呼“中国新闻已死！”。

一篇发表在议报上的题为刘虎案欲盖弥彰：警惕权力失衡中的极权主义幽灵>的文章这样写道：《国语·周语上》记载，周厉王暴虐，国人议论纷纷。他派卫巫监视言论，发现谤议者即杀无赦。召公进谏：“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口雍塞，国必随之而亡。”厉王不听，禁言愈严，国人道路以目。三年后，国人起义，王朝倾覆。此事距今两千余年，仍如警钟长鸣：以暴力堵塞言路，非但不能巩固权力，反而自掘坟墓。今日刘虎案，仿佛古之“止谤”重现，却带有更深重的极权阴影。近十年，我们目睹公权力对异议声音的系统性围剿。律师群体最先遭受重创，2015年“709大抓捕”之后，维权律师，或被重判，或被吊销执照，或被软禁监视，仅因他们为弱势群体辩护、为冤假错案鸣冤。记者处境更为艰难，深度调查报道几近绝迹，那些曾敢于触及权力的媒体人，或被迫转行，或选择缄默，或如刘虎般反复入狱。企业家亦难幸免，孙大午因批评土地政策被判十八年，马云因直言金融监管而企业遭拆解，无数民营企业家在“国进民退”浪潮中，或远走海外，或低调蛰伏。大学教授亦未能独善其身，许章润因时评文章被清华大学免职，贺卫方、资中筠等多位学者因学术言论遭约谈、边缘化，甚至被迫退休。这些打压，往往披着“依法治国”“维护稳定”的外衣，实则以法律为工具，系统性扼杀社会思想活力与创新源泉。

一个健全的社会，离不开多元声音的交锋，离不开权力间的相互制衡，更离不开民间对公权的监督。若所有尖锐批评皆被贴上“诬告”“寻衅”“非法经营”等标签而遭清除，社会便陷入死寂。公权力独大，表面看似铁板一块，实则在自毁长城。从更深层次而言，这种以法律为私器的全面压制，正在动摇国家根基。因为国家之存续，不在于短期表面的安定，而在于民心向背、人才辈出、创新不竭。当律师不敢伸张正义，记者不敢追问真相，企业家不敢大胆创业，教授不敢自由思想，这个社会还将剩下什么？剩下一片道路以目的沉默，剩下一群战战兢兢的顺民，剩下一场迟早爆发的更大危机。这种局面，非但不是有效治理，而是权力对社会的自我戕害，是对未来的系统性破坏。

回溯历史，胡锦涛、温家宝执政时期（2003-2013年），虽非完美，却相对开明，媒体监督发挥了积极作用。即使重大灾难发生，报道也较为透明。2008年汶川地震，媒体第一时间深入灾区，曝光豆腐渣工程、救援不力等问题，推动政府改进救灾机制。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媒体持续追踪调查，揭露信号系统缺陷与责任推诿，最终促使铁道部改革。南方系媒体更以深度报道闻名，监督官员腐败、推动社会公正。例如，废除罪恶的收容遣送制度（2003年），离不开孙志刚案的媒体曝光；山西疫苗事件、黑砖窑事件等，也因媒体揭丑而得到纠正。这些“揭丑”非但未损害稳定，反而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人们看到问题能被公开讨论、纠正，相信明天会更好。那时，社会充满期盼，民众对制度的信心源于透明与回应，而非封杀。

对比今日，司法日益“私有化”，已成为特定利益集团的工具，法律本应是社会公器，维护公平正义；如今却常被用于打击异议、保护权势。刘虎案中，一篇基于证据的监督文章，竟被定性为犯罪，这让民众如何相信司法？公权力膨胀、司法私有的后果，远比表面拘捕更为严峻。它首先摧毁社会信任：民众不再相信法院、公安及官方说法。其次导致社会活力枯竭：企业家不敢投资，年轻人不愿创业，知识分子不敢发声，整个社会逐步丧失生机。独立调查记者在社会健康发展中的作用，不可或缺。他们如同社会的免疫系统，及时发现腐败、冤案与不公，推动纠错与进步。没有他们，腐败将肆无忌惮，弱者无处申冤，社会将陷入僵化与腐朽。

文章来源：R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