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3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李净、洪宁采访报导）广州居民高飞近日向中共五部委寄送公开倡议书，要求立即全面暂停人体器官移植业务，并发起公民联署，目前有近450人连署，引发广泛关注。高飞在倡议书中表示：“每一个生命都是神圣且唯一的整体，绝非国家机器或利益集团可以拆解、流通的生物零件。”
倡议发起人高飞接受大纪元专访表示，目前自己微信被封禁，被迫迁离，陷入无处落脚的困境，并担心自己会被“失踪”；但是他说，生命议题不容让步，“这绝不是一场向官方的恳求，而是与漠视甚至吞噬生命的邪恶力量的长期博弈。”
高飞发起联署：审查及暂停器官移植 微信被封禁 迁离住所
高飞于2026年3月8日向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国家监察委、国家卫健委五部委寄出《紧急倡议书》。相关邮件于3月11日至12日被签收。
该倡议书题名为“守卫生命底线：关于全面审查并暂停人体器官移植业务的紧急倡议书”，并在网络发起联署行动，截至3月19日，联名签署已达到440人次。
倡议书指出，中共自从强制推行器官移植“合法化”以来，社会的恐慌情绪不断上升。大量涉及“脑死亡”的案例精准地集中在年轻群体，分配过程为暗箱操作，“隐秘犯罪”、“器官黑市”的说法不断涌现，社会信任与安全感受到强烈冲击。倡议书呼吁全面审查并暂停人体器官移植业务。
广州市白云区公安分局3月12日来电告知高飞，中共公安部已收到该倡议书。然而，来电人员询问的是高飞是否掌握“某一例器官移植涉嫌非法的具体线索”，而非正面回应倡议书中提出的制度性问题。
与此同时，高飞的微信朋友圈内容遭到全面屏蔽，公民联署网页链接被停止访问，其微信公众号在使用数日后被永久封禁。
在发起倡议的过程中，高飞本人面临持续压力：凌晨接到警方电话，被要求“到派出所了解情况”，住所因房东“改造”而被迫迁离，陷入无处落脚的困境。
尽管如此，他仍坚持公开所有与官方的沟通内容，并明确表示：“如果政府什么都见不得光，我们都不用活了。”
高飞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我要求的不是一个个案的问题，而是一个制度性的政策问题。这个问题带给整个社会的威胁和恐慌是真实具体的，政府部门无视民间社会的恐慌和焦虑，本身就是政府的失位。”
他指出，中共官方此前曾披露，2016年至2020年间每年失踪人口均不低于100万人次，其中2016年高达326万，而2021年之后相关数据全面消失，器官移植数据同样陷入“信息黑洞”。（延伸阅读：提议器官捐献率纳入城市考核 人大代表挨轰）
他说：“你没办法去说清楚它到底为什么这样，因为整个系统的信息是完全不透明的，老百姓是没办法知道的。”
高飞强调，信息公开是政府对生命最基本的尊重，不应等到公民反复申请才被动回应。他认为，在关键数据持续缺失、公众无从核查的情况下，继续推进器官移植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对生命进行不可逆处置的高风险行为”。
高飞要求正面书面答复 担心自己被“失踪”
高飞明确要求五部委就“是否同意立即推动暂停器官移植业务”给出正面书面答复，而非以个案询问方式敷衍回应。
高飞指出，在现有医疗保障体系尚存重大短板、大量民众因病返贫的背景下，官方却不断向公众推动器官捐献动员，这种“一边保障缺失，一边索取器官”的逻辑，令民众感到极度不安。
不过，高飞告诉记者，警方已通过非常规手段追踪到与他有过接触但未有通讯记录的朋友，并联系其湖北老家村委了解情况。他担心自己会被“失踪”。
海外人权律师：法律漏洞与监督真空并存
联署者认为，社会焦虑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中国每年存在大量人口失踪，且相关数据在2021年后突然中断；二是器官移植数量增长与常规供需逻辑不符。
现行《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规定，活体移植仅限近亲之间进行，但部分公开案例与该规定存在明显出入。
更关键的争议在于死亡标准。中国法律以“心脏停止”为唯一死亡认定，而器官移植实践普遍依赖“脑死亡”判定，两者之间存在制度性冲突。（延伸阅读：中共活摘黑幕曝光：活人被圈养 器官待摘）
海外人权律师联盟负责人吴绍平对大纪元表示，中国器官移植规范目前仅以国务院条例形式存在，立法层级较低，且与上位法存在明显冲突。
“脑死亡在法律意义上并不成立，但中国绝大多数器官移植都需要在心脏仍在跳动时进行——这意味着，在法律层面，摘取器官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在杀人。”他说。
吴绍平进一步指出，现行法规虽设有“移植伦理委员会”，但本质上属于“内部审查”，而中国红十字会长期存在的腐败问题，难以保证公正性。
海外人权律师许思龙则在采访中对高飞的行动予以肯定，同时对实际效果持审慎态度。他对大纪元表示，高飞的倡议至少具有三重意义：让器官移植与失踪人口这一议题持续发酵；推动更多人正视两者之间的关联；并向中共高层传递民间反对声音。
他认为，器官移植本身并不必然违背人道原则，问题在于制度设计与执行的根本差异：“民主国家的器官捐献是公益性的，排期公正。但中共把器官移植做成了产业，这已经违反了最基本的人伦原则。”
许思龙还指出，在缺乏透明机制的条件下，巨大的市场需求与利润空间，为非法摘取器官提供了持续的驱动力。
来自国内的证词：从个体恐惧到制度性指控
当社会层面的担忧与焦虑在网络上蔓延时，部分来自中国体制内部的声音，为外界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观察视角。
大陆人权律师沈国梁在采访中直接将器官摘取定性为“已经成了一个产业”，并警告称：“活摘相当普遍，所有人都没有安全。”
他呼吁海外各国政府和民众不要将这一问题视为中国内部事务，“它正在不断蔓延”，并认为这是“这个星球上最血腥的反人类罪恶”，应当立即采取行动加以揭露和制止。
一名自称曾亲身参与执行死刑的大陆警察蒋承平，则向大纪元记者讲述了一段令人震惊的亲历证词。他描述，大约在十五六年前，他曾执行枪决，死刑犯倒地后仍在抽搐，随即被送上旁边停靠的解剖车，就地摘取器官，再直接将尸体拉往火化车销毁。
“当时我打第一枪，他还在抽搐。我想翻过来再补一枪的时候，已经不让了，必须马上摘。”蒋承平表示，彼时他知道的“90%以上的器官提供者都是死刑犯”，且优先选择已与家人断绝关系、无人收尸者。他坦言：“这违不违法？人家说了算。”（延伸阅读：知情人曝中共军医院活摘囚犯器官的恐怖黑幕）
普通民众的感受同样触目惊心。
大陆民众赵子锐表示：“‘活摘’已激起广泛民愤，人心惶惶，晚上都不太敢出门。”
山东省民众陈雅惠则描述了当地日趋紧张的社会氛围：“失踪人口特别多，街上来往的人越来越少，家长都不让孩子出门，连上学都不放心。”她表示，这种恐惧已从南方扩散至北方省份。（延伸阅读：“越来越离谱了”视频爆中国器官捐赠诡异现象）
高飞：生命议题不容止步 与吞噬生命的邪恶长期博弈
高飞告诉记者，他对五部委的等待并非无限期的。他透露，若在规定期限内未收到正面回复，将把所有公民联署名单作为民意证明提交有关部门，并视情况启动第二阶段行动，包括准备提交游行示威申请。
他强调：“这绝不是一场向官方的恳求，而是与漠视甚至吞噬生命的邪恶力量的长期博弈。”
实际上，中国的器官移植黑产业链，很早就被爆光。2006年大纪元最早揭露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之后多个国际独立调查显示，中共在系统性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形成黑色产业链。独立人民法庭“中国法庭”曾于 2020年3月作出判决指出，法轮功学员曾经或正在整个中国被活摘器官。目前，这个器官供体已经从法轮功学员扩展到全社会。
吴绍平认为，从根本上看，现有体制框架内的改革空间极为有限，因为器官移植所形成的利益链条已深度嵌入权力结构之中。他说：“法律上有名义，总比没有名义要好用——他们不会主动关上这扇方便之门。”
他还指出，中共将庞大的器官资源作为笼络和影响他国权贵的筹码，这使得这一问题已超出单纯医疗伦理范畴，而具有更深层的地缘政治含义。
许思龙则将倡议的意义落脚于公民责任层面：“做事之前不要考虑有没有用，必须要发出这个反对的声音，想方设法来。”
他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对中国器官移植问题展开独立调查，收集可供法律定案的证据，并通过国际法律机制追究责任。
高飞在倡议书中写道：“每一个生命都是神圣且唯一的整体，绝非国家机器或利益集团可以拆解、流通的生物零件。”
（出于安全考虑，上述受访者沈国梁、蒋承平、赵子锐和陈雅惠均为化名。）
责任编辑：孙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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