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政治剧烈震荡的时代。民主国家内部的撕裂、民粹主义的崛起、权力争夺的加剧，使得许多人开始怀疑传统民主制度的稳固性。美国也不例外。近年来，美国政治极化不断加深，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尤其是特朗普现象的出现，个人威权彰显，行政权膨胀，让不少观察者担忧美国民主是否正在走向衰败。
然而，在这些表象之下，我对美国民主的信心始终未有动摇，其支撑点恰在于美国政治体系的 宪政传统——一种深植于制度、文化与社会结构中的基础力量。本文将自宪政的核心理论出发，分析特朗普上位以来所受到的权力制约，以证明美国宪政民主的坚固性。
一、宪法与宪政
提起宪政，人们往往会立即想到宪法，但宪法与宪政二者并不等同。成文宪法是宪政的文本形式，而宪政是该文本的实践形态；宪法是限制政府权力的架构原则，而宪政则又是政治文化，意识观念，是架构原则的原则；宪法可以被制定、修改，但宪政必须被长期维护。由于宪法是宪政原则的表现形式，因此了解宪政，可以先从宪法入手。
1．自愿与平等：宪法的契约性
从本质上说，宪法是不同政治势力就国家基本构架所达成的契约。既为契约就意味着两个前提：自愿与身份平等。只有在这两个前提成立的情况下，宪法才具有正当性。（王建勋）宪法不是统治者赐予人民的恩典，也不是强权集团的政治包装，而是国家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共同约定。因此，宪法必须是共同体的共识，而不是某一派别的意志。缺乏共识的宪法，只是纸面文件，无法构成政治秩序的基础。
2．高修宪门槛：共识的制度化保障
正因为宪法必须体现共同体成员的共识，民主国家普遍设定极高的修宪门槛，以确保宪法不会被少数人或短期政治利益所左右。
美国的修宪程序堪称世界上最严格之一：
- 修宪提案须由 三分之二以上的两院议员 或 三分之二以上的州议会 提出；
- 并须由 四分之三的州议会批准 才能生效。
这意味着任何想通过修宪来扩大或巩固个人权力的政治人物，几乎没有可能成功，以致建国两百多年来只通过了27条修正案。特朗普若有意愿终身担任总统，面对美国的宪法设计，他也只能“望而却步”。
3．宪法的司法化：母法的效力标志
宪法若要获得实际的法律效力，必需司法化，即可以在司法实践中直接作为判定公权力行为合法与否的法律依据。如此，宪法方可称作一切法律的母法，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密切的关系，获得人民的尊重而 “刻在人民的心中”（卢梭）。如果人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而无法获得宪法的有效保护，宪法将会失去它该有的法律效力，形同虚设。
宪法的司法化是司法审查的程序保障，为司法权对立法权、行政权的监督提供了可操作性。这也是特朗普政府的许多决策有可能被屡屡提送到法官面前审理，以维护宪法权威的理由。
宪政的关键在于限制权力，美国宪法的契约性、高修宪门槛及司法化正是基于对权力限制的宪政理念而设计的。宪法既受制于宪政的原则，又使后者具有执行力而进入现实政治。
二、宪政的制度结构与观念形态
宪政不仅是一套制度安排，更是一种政治观念。
1．制度层面：分权制衡的逻辑
宪政关注对权力的限制，而权力分立则是限权的前提。
美国的横向三权分立体系：立法、行政、司法，并不是简单的权力分工，而是相互制衡、相互牵制的有机结构。国会 掌握立法权；总统 掌握行政权；法院 掌握司法审查权。任何一方似乎独占划与它的那部分权力，但它无法绕过其它权力的监督。在集权国家，也有形式上的权力分立，也有相对独立的三种机构各司其职，但是，它们只是握有更高权力的个人、政党或其它势力集团的代理机构，不具有分权制衡的逻辑结构。
同时，美国的 联邦制 进一步纵向分散权力。州政府拥有大量自治权，联邦政府无法轻易干预。这种多层级的权力结构，使得任何政治人物都难以通过中央集权来控制整个国家。大大降低了权力滥用的可能性。这一美国式的制度创新被托克维尔称为“伟大的试验”。
横向的分权是不同性质权力间的相互牵制；纵向的分权则又是不同政府间的相互掣肘。这种双重的分权制衡不仅有效地约束了权力的行使，且为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的保障提供了一种“双重的安全阀”。（麦迪逊）美国民主的根基正是它的联邦制所形成的地方自治传统。（托克维尔）
2．观念形态：宪政的软力量
制度毕竟是人建立的，本身并非不变，宪政还需要一种文化——一种对权力保持怀疑、对自由保持珍视、对政府保持警惕的文化。从而使制度获得更坚实、深厚的根基。
美国的政治文化深受古典共和主义与英国普通法传统影响。法治、议会制度、权力的分立与限制，为美国宪政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及思想基础；殖民地时期的自治经验，使美国社会在建国前就已经具备了联邦主义的土壤；公民的自由与权利、法治优先、权力分散、对政府的天然不信任等等价值观，更赋予了美国宪政民主的底色。
分权制衡的机理在于以权力制约权力，“用野心对抗野心”。（麦迪逊）没有任何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凡权力皆有边界。
权力来源于社会共同体的授权，因而，其唯一目的就是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政治自由是实现和保障个人自由的制度保障，两者相辅相成。主权在民即意味着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权，对于政府制定的法律、政策和管理所拥有的监督、批评和反对的权利。人的“基本权利”，诸如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财产权等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对人存在的价值与尊严极为重要；也因为承担保护它们的主要义务主体是政府或公权力机关，对规制政府权力具有重要的结构性作用。这正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宪政意义。
更广泛地解析，宪政是一种政治生活方式，它浸透在与公权力有牵连的各个方面，是美国社会的政治基因。正是这一基因，催生了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联邦制、司法审查制度和现代意义上的三权分立。这些创新使美国成为世界各国宪政实践的典范。
三、特朗普时代的宪政韧性
美国宪政体系的真正力量，不在于它是否能避免政治冲突，而在于它是否能在冲突中保持结构稳定。近年来，美国政治极化加剧，社会撕裂不断。特朗普在任期间的行政举措多次超越以往政治人物所遵循的行为规范，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政治体系的紧张局势，使宪政体制面临自建国以来极为严峻的考验。
然而，正是在这种压力之下，美国宪政体系展现出惊人的韧性。制度的各个环节——法院、州政府、国会——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制衡作用，使得行政权的冲击未能突破宪政底线。这种韧性不是偶然的，而是制度设计与政治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1．司法体系：宪政的最后防线
美国司法体系在特朗普任内多次成为限制行政权的关键力量。法治与司法独立并非抽象原则，而是在具体案件中体现出来的制度实践。例如：
- DACA 案：
2017年特朗普首届政府试图终止“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DACA）计划，影响数十万“梦想生”。最高法院在 2020 年裁定政府的终止程序“武断且反复无常”，违反行政程序法，因此无效。截至目前为止，DACA计划的部分执行细节仍在地区法院继续接受审理，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仍将继续受理并处理DACA身份续期以及根据DACA相关规定提交的就业许可申请。（congress.gov）
这一判决表明，即便最高法院部分大法官由总统任命，司法权仍有能力保持其独立性。
- 强制拘留政策案：
截止2026年1月，超過308位法官在1600多個案件中推翻或重審特朗普政府的扩大所谓“强制拘留”政策的努力。这些法官认为这些政策非法或违宪，已经下令释放在该政策下拘留的移民；或为他们提供保释听证的机会。（Politico）在法院的压力下，特朗普政府在其核心支持者要求大规模遣返无证移民，与温和派共和党人主张聚焦暴力犯罪之间，持续陷入政策拉锯。
- 80亿美元能源项目拨款案：
2026年1月12日，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终止近 80亿美元能源项目拨款的举措因主要针对“亲民主党州”而违反宪法。（New York Times）
- “对等关税”案
2026年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总统不得援引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中的“国家紧急状态”条款，在未经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单方面实施大规模“对等关税”，总统特朗普所实施的广泛全球性关税已超越其权限。这项裁决被视为对行政权在贸易领域的一次重要限制。（法新社）
美国司法体系的表现正如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朗吉（Bernd Lange）在“对等关税案”裁决之后所言：“法官已表明，即便是美国总统也不是在法律真空下行事”。
在裁定特朗普政府行政行为违法的法官中，也同样不乏特朗普自己所任命者。司法体系的表现说明，宪政的核心不是谁掌权，而是权力是否受到法律的约束。
2．州政府：联邦结构下的制度抵抗
美国联邦制赋予州政府高度自治权，使其在关键时刻成为抵御中央行政压力的重要力量。
例如，近期在明尼亚波利斯发生的两起美国公民遭联邦执法人员枪杀事件导致当地紧张局势持续升温，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分歧进一步加剧。美国明尼苏达州州务卿史蒂夫·西蒙2026年1月25日发布声明，拒绝美司法部长帕姆·邦迪提出的从该州撤出联邦机构执法人员的条件，称后者在“勒索”。西蒙在声明中详细阐述了州政府无法满足邦迪相关要求的法律依据，并指出明尼苏达州并非唯一拒绝配合特朗普政府在相关事务上的州。（eeo.news ）
又如，在 2020 年大选后，特朗普拒绝接受败选，在亚利桑那、密歇根、宾夕法尼亚等关键州，提出大量诉讼与政治压力，要求州议会“改派选举人”，但这些州的官员——包括共和党籍官员——均坚持法律程序，拒绝改变选举结果。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和50个州的官员均未能找到有关选举舞弊或者不法行为传言的证据。负责监督选举安全的各州政府均称这次大选是美国历史上选举结果最安全可靠的一次选举。（Axios）
州政府在与特朗普冲突中的表现说明：联邦制所建立的是一个有效对抗中央集权的多中心、双重分权制衡机制。
3．国会：立法权的制衡
国会作为立法机关，在特朗普任内多次对行政权进行制衡，例如：
- 两次弹劾程序的启动
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唯一被众议院两次弹劾的总统。2019年的第一次弹劾涉及滥用职权与妨碍国会调查；2021年的第二次弹劾则与 1 月 6 日国会山事件有关。
虽然参议院在这两次弹劾中最终未达到罢免所需的三分之二票数，但弹劾本身就是宪法规定的对总统权力正式制衡机制的启动，具有重大象征意义。
- 众议院表决终止对加拿大加征的关税
2026年2月12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反对特朗普总统于2025年2月依据“国家紧急状态”所启动的关税权力而对加拿大商品征收关税的决议，就美国政府对其北方邻国发动贸易战进行了严厉谴责。尽管该决议也在参议院以简单多数通过，特朗普仍保留否决权，以维持紧急状态和关税。然而，失去众议院的投票对总统来说在政治上仍然是一个象征性的打击，因为特朗普已将关税作为其第二任期的基石性经济政策。（cbc.ca.news）
需要注意的是，行政权被制衡并不只是针对特朗普现象，或特殊时期的应急措施，而是美国的宪政传统，是美国自 1803年马伯里案（Marbury v. Madison）确立司法审查制度以来对政府权力违宪的常规做法。同样，在美国历史中，也早已多次出现过州政府对联邦行政权的公开抵制：1957 年阿肯色州州长福布斯动用州国民警卫队阻止黑人学生进入小石城公立高中，直接对抗联邦司法部与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执行命令，最终迫使联邦政府出动军队强制落实废除种族隔离政策；2005 年《REAL ID 法》要求各州统一身份证标准，由国土安全部（DHS）监督执行，蒙大拿、缅因、南卡罗来纳等十余州以联邦政府越权为由公开拒绝配合（DHS）的行政要求，蒙大拿州甚至立法禁止州政府执行联邦指令。在国会对行政权的制约关系中，1973 年《战争权力法》是国会对当时的总统尼克松发动战争权的一次强硬的制度性限制；特朗普也并非唯一被众议院弹劾的总统，他之前的总统安德魯·詹森、尼克森，柯林頓也都曾遭到众议院提案弹劾。这些历史事实共同证明，权力制衡是美国宪政体系的常态与底色，而非偶发现象。
对特朗普的行政权而言，每一次司法判决、州政府的反抗或国会决议都可能使执政行为招致挫败，但对以制衡权力为核心功能的宪政体制而言，则可能是又一次胜利。正是在此类权力的冲突与制衡中，宪政的制度构造和意识观念才会不断得到改进和趋于成熟。民主的最大敌人是权力专断，当权力被制衡，民主自会强大。
四．宪政与民主
民主即人民管理国家，但其前提必须是每个个体是独立和自由的，能够自由表达，参与社会活动。正如托克维尔所认为的，民主意味着自治，意味着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主人。保障人的独立和自由这些基本权利，恰恰是宪政限制国家权力的最终目的。正是在此意义上，宪政是民主社会的基石。民主社会的盛衰依赖于宪政制度的强弱。
宪政与民主又是高度重合的，这是因为两者都具有同样的基本功能——抗衡专制。专制是它们共同的敌人。宪政以“权力”制衡权力；民主则以“权利”反抗权力专制。前者具有强制力，后者是一种“软性抗衡”，两者相辅相成。所以美国社会也常常被称作宪政民主社会。
民主通常被理解为投票、选举或者多数决，这种形式的民主自然在宪政民主所要保障的范畴之内，但是宪政民主更要首先保障每一个人的自治权，以防止发生托克维尔所担忧的“多数的暴政”。媒体与公民社会则是宪政民主运作的必要场所，在这里有大量的例证可以显示少数人甚至个体人都有机会行使“自治权”——抗衡专制。
在特朗普任内，从“通俄门”调查，到对疫情应对的持续监督，再到最近不断发酵沸腾的爱泼斯坦案等无数事件，媒体在多个关键议题上充分利用了舆论空间，提高了在国家权力结构内无法达到的信息公开透明度，使行政权在公众舆论的监督下大大缩减了滥用和舞弊的机会。
2025年6月，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在洛杉矶发起清查非法移民行动，触发大规模示威。特朗普下令向洛杉矶部署2000名国民兵员，执法人员一度发射催泪弹驱散人群。加州州长加文·纽森要求特朗普政府撤回向洛杉矶地区部署国民兵的命令，将加州国民兵指挥权交还给州政府。2025年12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以“政府未能找到任何授权来源允许军方在伊利诺伊州执行法律”，驳回特朗普政府向伊利诺伊州派遣国民兵的决定，特朗普不得不逐渐在芝加哥、洛杉矶和波特兰等主要城市撤离国民兵。（美联社）
2025年6月和10月，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参加“反对国王”（No Kings）的活动。抗议对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的严格执法和反民主倾向。该抗议活动甚至蔓延到国际上。据活动的组织者们估计，参加人数达五百多万，遍及2100多个城镇。（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媒体和公民社会的活跃表现是美国民主成为世界民主表率的标志之一。如若某一天，美国的媒体千篇一律地为政府唱赞歌；街头不再有抗议的人群集会和游行，那才是值得恐怖的民主的衰落。
“倘若政府在人民当中，政府就不可能是专制的。”（克雷格）媒体与公民社会的表现体现了宪政民主的深层韧性。宪政依靠民主获得存在理由，并在民主中获得动力；而民主則以宪政为基石，获得支撑和保障。
结论
宪政的力量不在于避免冲突，而在于在冲突中保持结构稳定。特朗普时代的政治动荡确实给美国宪政体系带来了巨大压力，但正是在这种压力下，这一体系展现出强大的抗衡能力：司法体系保持独立；州政府坚持自治；国会履行制衡职责。同时，展示民主力量的媒体与公民社会持续活跃。这些不同维度的力量共同构成了宪政民主体系的“多层防护网”，使得行政权无法突破制度底线。这一权力制衡体制形成于美国的建国之初，传承至今200多年，已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传统之一，特朗普并无能力改变这一传统。
宪政是民主的基石，美国的宪政体系依然牢固，民主灯塔不会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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