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庆 | 郭沫若在政治运动中“从没整过人”？

来源：作者微信公号 伊甸牧笛

最近有个爆款的视频流传甚广，称文坛泰斗郭沫若虽然个人生活不够检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也常常见风使舵，但作为当代学术开创者，郭沫若清醒守住了“从不整人”的底线，这种克制的风骨，恰是权力面前最稀缺的品质。

“不整人”原本就是做人的起码品格，正常社会没有什么可称道的，郭之所以被冠以“稀缺的品质”，可见在那个人人自危，人人都必须划线站队的极端年代里，雷霆万钧的社会运动对人性的异化到了何等的程度？

然而，历史是彷徨者的向导。当我们拂去岁月的尘埃，翻开那些官方早已公开、静静躺在档案馆里的史料，去审视这位“江湖中人”那“身不由己”的历史足迹时，我们遗憾地发现，那道所谓“稀缺品质”的光环，纯属是历史滤镜下的美颜。真相，往往比传说更复杂，也更沉重。

1954年，那场批判胡风的帷幕，正是在郭沫若与周扬、茅盾等文艺界巨擘的共同推动下缓缓拉开的。他们将胡风基于文艺思考的“三十万言书”，放大解读后，刻意扭曲为“反社会主义纲领”，将胡风及其同情者打入另册，为随后席卷全国的大清查提供了最初、也是最权威的舆论依据 。

1955 年5月25 日，北京的天空似乎格外凝重。作为胡风案的关键定性者、背书者和推动者，郭沫若更是以中国文联主席身份，主持中国文联、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面对台下近千名文艺界精英，他那句“胡风不只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还是我们政治上的敌人”的判语，掷地有声，直接将一场文艺思想的论争，升级为“反革命政治案件”。

郭沫若关于胡风的讲话和文章，很快就化作政治风暴的依据，最终导致全国两千多人卷入了时代的惊涛骇浪……虽然三十年后他们都被平反昭雪，但时代走过的一段弯路，却让他们付出了一生的代价。

1957年夏，反右运动大潮乍起。郭沫若再次站到了历史潮头。他在公开谈话中创造性地阐释政策：“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并称右派分子的言论“动摇了国家的根本”，主张铲除一切“毒草”。他还发挥诗人的创意，将右派分子比作乌云，将国家形容为太阳，强调“乌云消散，太阳更加光芒万丈”。

这年秋，随着反右运动席卷全国，郭沫若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对丁玲、艾青等人的批判，更是字字诛心——称他们枉为“二三十年的老党员”，“思想、言论和行动竟那样见不得天日”，指责他们的作品脱离时代、脱离人民，压根没有教育意义，不配做灵魂的工程师。

节外生枝的是，借着反右运动之机，被鲁迅遗孀许广平称为“鲁迅当之无愧的通人”的冯雪峰，也被郭沫若拎出来重点批判。郭沫若指责冯雪峰大言不惭，经常把鲁迅对革命事业的贡献，说成是由于他的启发……事实上，鲁迅眼中的冯雪峰的确是个正直、执着、亦师亦友的思想战友。但经郭沫若这番痛打“落水狗”，受时局裹挟的许广平，也不得不亲自出面责备冯雪峰：鲁迅死了还吃鲁迅……

更令人扼腕的是，国歌作者、中国现代戏剧奠基人田汉，是郭沫若早年挚友，本来彼此敬重，情同兄弟。但在六十年代阶级斗争的烈焰下，郭沫若怕引火烧身，公开疏远并批判田汉，指责其作品“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脱离革命斗争精神”，将田汉的历史剧与文艺创作，定性为“毒草”，为田汉后来的人生悲剧，埋下了关键的伏笔。

对吴晗的攻击，则充分显示出郭沫若敏锐的政治洞察力——1965年的中国政治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为了配合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郭沫若在公开场合与文章中，将吴晗的历史剧研究，上纲为“借古讽今、反党反社会主义”，随后吴晗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这成为文革序幕的重要一环。

文革狂飙骤起，郭沫若又一次率先“向工农兵群众认罪”，将自己过往的作品与思想全盘否定，紧随“中央文革”的步伐，上批“刘邓路线”，下挞翦伯赞、冯友兰等学者 。他的每一次公开表态，仿佛都在为那些狂热的造反派们提供了一份权威的“背书”，间接助长了冤假错案的蔓延。

纵观郭沫若在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轨迹，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文坛领袖的身影，更是一面映照出时代复杂性的多棱镜。他一次次将文艺争鸣引向政治审判，摧毁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与文艺界的基本伦理，加剧了群体恐惧与相互倾轧，为极左思潮和文革的文化破坏提供了舆论导向，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生态与知识分子精神造成了深远而沉重的伤害。

郭沫若的背影，在历史的烟尘中渐行渐远，模糊不清。但他留下的命题，关于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关于权力与学术的边界，关于在非常时代如何守住平凡的良知，却如同一块块沉重的碑石，依然矗立在我们前行的路上，等待着后人去思考，去回答。

文章来源：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