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转型来临之前：宪政训练的紧迫性

艾地生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具有历史性质的转折时期。

从晚清走向辛亥革命的剧变，到20世纪末苏联解体所引发的体制崩塌，都说明一个基本事实：

制度的终结往往早于人们的认知，而转型的到来往往快于社会的准备。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危险而关键的时间差之中。

 

一、问题的核心：不是是否转型，而是如何承接转型

 

围绕中国未来，存在着各种不同判断，但一个越来越清晰的现实是：

既有发展模式正在逼近极限

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制度弹性正在持续收缩

 

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中国逐渐接近一个历史临界点。

然而，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发生变化”，而在于：

一旦变化发生，是否存在可以承接新秩序的社会基础？

 

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制度崩溃本身并不创造秩序。

如果缺乏准备，它更可能带来混乱、分裂甚至新的专制。

 

二、历史的警示：没有训练的社会无法支撑宪政

 

1 辛亥之后的断裂

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迅速陷入军阀混战与政治失序。

原因并不只是权力斗争，更在于：

宪政理念未能深入社会

公民政治能力严重不足

制度共识缺乏

革命推翻了旧制度，但没有准备好新制度。

 

2 苏联之后的震荡

在苏联解体之后，许多国家经历了长期的不稳定：

权力结构断裂

经济秩序失衡

民主制度脆弱

这说明，制度转型如果缺乏社会基础，很容易被新的权力结构重新吞噬。

 

三、“训政”的再理解：从国家工程到社会任务

 

“训政”这一概念，最早由孙中山提出，其本意是为宪政民主进行过渡准备。

但历史证明，由权力主导的“训政”，往往会滑向长期统治，而非制度过渡。

因此，在当代语境中，必须重新界定这一概念：

 训政不再是国家行为，而应成为社会自发的政治训练过程。

 

它的核心不在于权力安排，而在于能力建设：

公民如何理解权利与责任

社会如何形成制度共识

不同群体如何在规则下合作

 

没有这样的训练，宪政只能停留在纸面。

 

四、现实紧迫性：时间窗口正在缩小

 

中国当前的局势呈现出一个典型特征：

结构性压力在积累，而制度性缓冲在减弱。

这意味着，一旦发生转折，其速度可能远超预期。

 

历史经验表明：

晚清的崩溃，在十余年内完成

苏联的解体，在数年间发生

而社会准备往往远远跟不上历史节奏。

因此，今天讨论“宪政”，已经不只是价值问题，而是时间问题。

 

五、海外民间社会：宪政训练的现实起点

 

在当前环境下，体制内部难以承担政治训练功能，因此这一任务不可避免地转移到社会，尤其是海外空间。

 

对于流亡者、知识分子与公共行动者而言，这意味着：

宪政训练不再是未来任务，而是当下责任。

 

海外社群所具备的条件，使其成为这一过程的重要起点：

相对自由的表达环境

跨制度的现实经验

可持续的公共讨论空间

如果说未来的制度需要准备，那么准备必须从可以行动的地方开始。

 

六、从理念到能力：宪政训练的四个方向

 

宪政训练不能停留在口号，而应落实为具体实践。至少包括：

 

1 概念的清晰化

将“宪政”“法治”“权力制衡”等概念，转化为清晰、可传播的公共语言。

2 历史的再认识

系统反思中国近代以来的制度失败，避免简单重复历史路径。

3 制度的预讨论

围绕未来中国的制度安排展开理性讨论，而不是在转型发生后仓促应对。

4 公民实践的积累

通过写作、讨论、组织与协作，逐步形成具备现代政治意识的群体。

 

七、未完成的传统：宪政中国的历史起点

 

在中国近代史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宪政探索，曾经开启了一条不同于专制传统的道路。

这一路径虽然中断，但并未消失。

 

今天的问题不是“是否回到过去”，而是：

是否能够在历史基础上，重新完成那场未竟的制度转型。

 

历史不会等待一个社会准备好才发生。

但历史的结果，却取决于社会是否准备好。

 

如果中国正在走向一个后党国时代，那么真正关键的问题不是：

制度何时终结，

而是：

当制度终结之时，是否已经有人准备好承接新的秩序。

 

因此，宪政训练并不是附属议题，而是核心问题；

不是长远目标，而是当下任务。

 

在转型来临之前完成准备，

这或许是这一代人无法回避的历史责任。

文章来源：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