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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聯會案已進入辯方舉證階段，《法庭線》簡單回顧中段陳詞的爭議，看辯方如何成功推翻其中一個檢控基礎；亦整理獲裁表證成立的另一檢控基礎，以及法官就中國憲法在法庭如何應用的裁斷，讓讀者了解審訊的關鍵爭議與路向。
控方針對支聯會「五大綱領」當中的「結束一黨專政」，指循它的「自然合理意思」和支聯會多年來的行徑，可推論其實際意思是「結束中國共產黨領導」。（見開案陳詞）
辯方力陳「結束一黨專政」不等於「結束中共領導」，前者是國家的權力結構，後者則是某個集團實際上擁有權力，兩者在概念上不同、不可比。辯方亦指，控方的指控涉及詮釋中國憲法，但並沒有專家證供支持，法庭不應接受。
對於控方批評被告「淨係講」其認可的民主概念，鄒幸彤表示，她作為受普通法訓練的律師，只能以普通法的概念理解民主。李卓人的代表大狀沈士文則指，支聯會一直沒提過「結束中共領導」，30 多年來都是說「結束一黨專政」、達至中國民主。
控方指被告鼓吹及傳揚「結束中共領導」，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其中一個必須滿足的控罪元素是「非法手段」。控方在中段陳詞釐清了檢控基礎，循兩個進路達至被告必然是煽動他人採取「非法手段」的結論。
第一個進路，控方指基於「結束一黨專政」等於「結束中共領導」，而後者是憲法訂明的根本制度，即使全國人大修改憲法都不可改變這一點，故此，現實中不存在任何合法手段改變「中共領導」，而被告鼓吹的即使全國人大修改憲法，必然違憲，屬於「非法手段」。
但 3 名《國安法》指定法官表示，控方這個基礎牽涉重大且影響深遠的爭議，惟控方陳詞流於表面，未有提供足夠分析、典籍、亦無專家作供，故予以駁回。不過法庭裁定另一個進路的檢控基礎表證成立。
就控方第一個進路，辯方大狀沈士文強調，只要有一個合法手段結束「中共領導」，便可以推翻控方邏輯。他並解釋，中國憲法在字面上沒限制全國人大修憲的權力、沒提及不能改變國家的根本制度或中共領導，人大是有權改變整套憲法，控方說法「大逆不道」。
鄒幸彤則認為，中國憲法並不能直接在香港應用，在法律上，即使控方真的能夠證明違憲，這一點也不能構成「非法手段」的基礎。香港法庭必須以香港法律界定何謂「非法手段」。
針對控方第二個進路，即指出支聯會從來沒有提倡修憲，沈士文強調支聯會一直只是提出「結束一黨專政」的綱領，從沒提出任何具體方法。此外，支聯會的口號是向全世界發表，受眾亦包括有權提出修憲、改變「中共領導地位」的人大常委。
沈士文又質疑，控方以「沒提倡合法手段」推論出「必然是提倡非法手段」，做法是變相迴避舉證責任，因為控方在進行檢控時有舉證責任，應要證明被告採取了甚麼「非法手段」。
辯方亦提出法律上的爭議。鄒幸彤指控方案情陷入循環論證的邏輯謬誤，等於指控被告「起用違反第 22 條（顛覆罪）的手段⋯⋯去違反第 22 條」，形容是「loop 嚟 loop 去」，未能獨立證明「非法手段」的控罪元素。
沈士文指控方把控罪的「非法手段」和結果混為一談，認為控方應該首先證明被告的主張違憲，然後再引證據，證明該主張是透過甚麼「非法手段」達成。
控方案情建基於被告的綱領違反中國憲法序言及第一條，指雖然憲法的解釋權在於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法庭沒權詮釋，但仍然可循字面理解意思。而序言及第一條字面意思清晰，無需借助專家證供。
鄒幸彤與李卓人一方的反對理據不同。鄒主張，法庭連循字面理解意思也不可以，因為缺乏例如對馬列毛、習近平思想理論的背景知識，所以任何應用皆必需專家證供，但控方並沒有這方面的證據。代表李卓人的沈士文則認為，法庭可以從字面意思理解憲法，但根據字面，並沒有修憲也不能改變「中共領導」的規定，若想作進一步詮釋，則必面依賴專家證供。
法官裁定，法庭可以循憲法的上文下理及字面意思理解與本案相關的憲法條文，但不能詮釋字面以外的含意。這一裁斷將影響法庭如何處理案中其他涉及違憲的指控。
辯方另提出，被告由此至終被控方指控的只是提倡「結束一黨專政」的綱領，但沒提出具體手段，這種政治言論自由應受保障。
HCCC155/2022
文章来源：法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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