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三民主义系列的第七集，也是民主主义的第一讲！中国适合实行民主吗？虽然在今天是争论不休！但其实这个问题早在一百年前，国父孙中山先生就已经在讨论这个问题了。在1924年，他将三民主义以系列演讲的方式，对当年民众宣讲的过程里面，就要回答这个从当时到今天，都非常重要的问题。
现在中共的领导人常会说「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的论调，认为中国人就需要强而有力的非民主政府来统治，这样才不会动乱，也才能有稳定的生活。但国父不亏是国父，当年就提出了一种中西合璧的独到方案，既要「维持强大政府」又要「让人民拥有统治的权力」，他自信这样的制度，将「优于任何西方形式的民主」。
今天让我们走进孙中山的时代，看看当时的中国环境，跟他怎么从民族主义以及中国的政治文化出发，回答中国能不能实行民主这个问题。
时代脉络：孙文所处时代的中国民权状态
1924年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当时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四分五裂，各地军阀割据，中央政府形同虚设，社会秩序越来越糟糕。孙文在这样的乱世中回到广州重新组建国民党，积极寻求苏联等外援的支持。他当时举行的「民权主义」系列演讲，不只是单纯的政治理论，而是为了整顿政局、激励民心的一种宣传战。因为他非常清楚，如果没有一个能号召全国人民的新理念，就没办法凝聚力量对抗军阀，推动国家统一。
同时我们不能忘记，在他讲学的前几年，也就是1919年有一场五四运动。当时的巴黎和会上，把山东的权益交给日本，引发全国学生跟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抗议，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取民主自由。这股反帝、反封建的浪潮直接冲击到孙文，他深刻体会到：如果想要团结中国、抵抗外国列强，就一定要激起民族的自豪感，同时也必须吸收西方现代民主的经验。孙文曾经说过：「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而中国革命是第二步。」他认为中国必须，借镜日本成功的现代化，但要走出属于自己的路。
当时的国际环境是这样的，在一战结束以后，欧洲的多个帝国相继瓦解，新生的国家接连诞生「民族自决」跟民主化的浪潮在全球兴起。1917年的俄国革命、1919年的威玛共和国，这些变化透过留学生，以及各种报刊传回中国，不禁让知识分子们，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中国需不需要学西方发展民主呢？」或者：「中国的历史、文化跟人民的素质，跟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同，我们能不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呢？」这些时代背景跟疑问，构成了中山先生在演讲里面，提出民权主义时的复杂环境。
民主与孙文的民权主义
我想在讨论「中国适不适合民主」以前，我们先要弄清楚到底什么是「民主」？在西方政治学的传统里面，多数学者认为民主至少要包含两个核心：人民主权跟公民平等。意大利民主理论家萨托里就强调，民主这个词的字根意义是「人民统治」，换句话说就是「权力属于人民」。最基本的意思是，政府或统治者必须彻底对人民负责，而且要服务人民。萨托里写道：「如果追溯『民主』一词的语源，它的意思就是权力来自人民，由人民授予，政府是为人民而设。」
另一位英国的民主理论家赫尔德则认为，现代民主主要包含两种形式：直接民主跟代议民主。代议制的特色是人民透过选举产生代表，由代表在法治之下行使权力，确保政府不能脱离民意。简单来说，西方主流对「民主」的定义，就是人民要有参与政治、影响决策的机会，同时要在宪政和法治下，保障公平、多元竞争。
那国父是怎么看「民主」的呢？他在1924年3月《民权主义》的讲演里面，先替「民权」下一个最根本的定义：「民权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他进一步解释「民」是指有组织的人民，「权」是治理国家事务的力量，把「民」跟「权」结合起来，就是「人民管理政事的力量」，这就是孙文心中的民权。
这一点跟西方「人民拥有统治权」的概念，有相似的地方，但在国父的观念里面更强调「人民亲自参与国家管理」的重要性，而不只是选出代表代替自己。不过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并不是一味照搬西方的理论。他非常清楚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像赫尔德在分析西方民主时说，自由民主是「以法治代替人治」，但在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文化里面，重视的却是「德治」的传统。举例来说，儒家思想里有一句非常有名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基稳了国家才能安定」。此外孟子曾经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说人民比国家跟君王本人更重要。他在演讲里面，大力引用这些儒家经典，像是孔子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他引用这些中国传统儒家的话来证明：其实中国古代早就有，接近民主的「民本」思想。
他觉得中国的政治文化，从来就不排斥人民参政，只是历史上一直没实现。他想结合中国古代「民本思想」跟西方「民主理论」的优点，主张要恢复中国传统的道德精神，同时学习现代国家的制度建设。他说要透过「恢复旧道德」来振兴中华民族，同时吸收西方政治文明，两者是缺一不可。
中西民主传统对比
为了更清楚理解，国父的「民权主义」跟西方民主到底有什么异同，我们先来看一下，西方的民主传统跟中国儒家「民本思想」的最大差别。西方近代所产生的民主制度，是跟民主的理念一起发展起来的。它从个人出发，强调每个人天生，就有自由跟平等的权利，而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保障个人的权利。在一个民主宪政的体制里面，人与人的关系靠法律来规范，而不是靠个人的品德。国家权力要受到立法跟司法等，这些制度的制约，确保政府不会凌驾于人民之上。所以现代西方主流的民主模式，特征就是「人人生而平等」，加上「政府权力必须受制于法律」。
相对地，中国传统儒家民本思想的内涵则跟这个完全不同。儒家从来不主张人人平等，而是认为社会应该有等级秩序，但同时强调君王必须重视人民、把人民的安危放在首位。就像孟子说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意思是老天要看的是人民的眼睛、要听的是人民的声音，也就是「天命」的判断，来自民意的满意度。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儒家所说的「民意」，其实不是指现代选票统计出来的多数意见，而是一种道德上的公理正义。如果君主失德、不得民心，那就会失去天命。所以中国传统政治的「民本」思想，虽然也提到人民的重要性，但实际上是透过君王的德行，来「为民造福」，而不是人民自己用制度去约束政府。
换句话说，西方民主强调的基础是「法治」也就是制度先于个人，至于道德则是个人自由选择的表现。相对地，儒家强调「德治」也就是要靠君王的仁政、榜样去教化人民，而不是靠明文的法律制度，来限制统治者的权力。当然国父非常清楚这些差异。他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里面，确实有「民本」的养分，能激发人民的民族自信；但要真正实现民主，还得结合西方「宪政法治」的做法。他的想法可以用「中体西用」来形容，也就是以中华文化为核心价值，但同时吸收西方的代议民主，以及宪政法治的观念，创造一种结合西方民主精神，跟中国民本传统的内涵。
孙文对「中国适合民主吗」的回答
在中山先生进行民权主义演讲的当时，很多人都曾经质疑：「中国人民的素质低落、文化落后，怎么适合发展民主呢？」但他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甚至在讲演直接回复这些质疑。像是他提到袁世凯时代，有美国教授古德诺认为中国不适合民主，主张应该恢复君主制，因为中国人民智未开、比不上欧美人民成熟，如果搞民主的话只会天下大乱。袁世凯正是抓住这种，「中国不适合民主」的理论，才有机会复辟称帝。
他进一步反问那些怀疑的人说：外国人把中国人看成跟非洲蛮夷一样，质疑中国能不能跟西方一样实行民主。这种看法其实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历史跟国情。国父明确表示，从思想进化的角度看中国的发展，其实一点不比欧美慢。他说：「依我看来，中国进化比较欧美还要在先，民权的议论在几千年以前就已经有了，当时只是见之于言论，没有形成事实。现在欧美民主已实现150年，中国古人也有这种思想。」
中国早就有「民本理念」的传统了，只是过去一直没有真正落实。如今世界各地的民主潮流正在推进，如果中国要国家长治久安、人民过得安乐就「必须用民权」。国父恳切地说：「我们希望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乐，顺乎世界潮流，非用民权不可。」当然他也坦承，要实行民权并不容易，他说：「民权发生至今还不久，世界许多国家实行民权也遭过挫折。」他并不盲目乐观地认为，中国人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而是提出了渐进的政治制度设计：要在军事跟教育的先锋队带领下，让人民一步步参与国家管理。这也就是后来国民党所说的「三阶段革命论」：军政、民政、宪政三个阶段。
这套制度反映出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需要在新旧交替中维持秩序，但最终目标还是实现「民有、民治」。可以说孙文的回答是既肯定又谨慎，他肯定中国有实现民主的文化基础和智慧能力，同时也提出配套制度来因应中国的特殊情况。总而言之，孙文认为中国绝对适合民主，但不能完全照抄西方的民主模式。他既引用了孔孟的「民本」思想，也参考西方的民主理论，试图把两者融合起来。正如他自己说过的：「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儒家）思想来发扬光大。」
一方面国父强调民族主义，跟传统伦理的重要性，他主张恢复「国族团结」跟「传统美德」，以此来激发全体人民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他也吸收了西方「民有、民治」的民主原则，强调要让人民能够透过选举，跟各种政治机构来参与国家治理，真正实现民权。我们可以说，国父这种融合中西的民权主义，直接响应了当时「中国适合民主吗」的疑问，也为后来中国的政治探索，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和西方民主经验的比较
在民权主义第一讲里面，国父详细回顾了英国、美国、法国，三次革命的历史，并比较它们在制度上的差异。他说：「近代真正出现民权，第一次是在英国」接着「一百年之后，美国爆发革命，建立了美国联邦政府」，而法国在此之后掀起大革命并处死路易十六，就像英国曾经处死查理一世一样。
他观察到美国革命八年，就成功建立了共和，法国革命却花了八十年，才彻底巩固共和体制，而英国则经过两百多年，到今天都还保留君主制度。孙文用这些例子提醒大家：虽然各国革命的形式、时间长短不同，但世界已经进入了「民权时代」，人民最终都会掌握国家政权。他把这三场革命当成，世界民主发展的阶梯，暗示中国也应该顺应这股潮流，不应该逆势而行。
关于民权跟民主的观念，孙文认为欧美各国已经建立起民主共和的体制了，如果中国想要「长治久安、人民安乐」，同样也必须走上民权的道路。他还对鲁索的《社会契约论》提出批判，认为「民权不是天生出来的，是时势和潮流所造就出来的。」在他看来近代西方的民主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但中国要实行民权的话，必须立足自己的国情，不能一味照搬西方的制度。
国父在他的时代，就非常清楚地区分了「间接民权」跟「直接民权」，这两种不同的民权制度。他认为西方的民主，大多依赖议会跟政党运作，选举只是「人民用代议士去管理政府」，属于代议政体，人民把权力交给代表，但自己没办法直接管理国家。然而他心中的「真正民权」应该是要给人民更多直接参政的机会，因此他提出了四大直接民权：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跟复决权，用这四种权利去约束政府的公权力，真正实现「主权在民」。
中山先生主张要透过考试来决定谁有资格参选，以确保能当官的人具备能力跟品德。同时他也要保留地方纠弹跟弹劾的制度，设置罢免跟弹劾的机制，让人民能有效监督官员。总而言之，国父认为西方单靠普选，并不能保证官员的贤能，应该结合中华传统的考试、纠举制度来补充选举的不足。
接着让我们来看几个国父所主张的关键制度。首先是选举跟考试。西方民主强调普选，但国父主张参选者也要透过考试来保证能力。他甚至设计出独立的「考试院」，专门负责公务员的任用跟晋升。接着是责任政治的制度。西方靠政党竞争、选举来反映民意，而国父设计了罢免权，让人民可以在政党或官员表现不佳的时候，直接撤换掉他们。此外监察院则是负责类似「弹劾」的工作，来防止官员滥权。
第三是法治观念。国父强调「宪政规范」是普遍实现民权的关键，他认为只要权力，真正掌握在人民手里，就不需要害怕中央集权。在五权宪法里面也特别设计了，中央政府的制衡机制。第四是参政权。他不只是提倡代议员选举，他还强调人民应该能主动提案，以及对政府立法或政策进行最后的表决，从制度上让人民们，能够真实的参与国家治理。
中华民国在民主化以后，透过定期对不同层级的公职人员，进行公民普选已经彻底落实了，国父民权主义里面的选举权。至于近年来，由于罢免法规的调整，降低了罢免公职人员的门坎，在台湾社会也逐渐频繁使用罢免权。
制度设计：五权宪法与三阶段革命
国父创建的五权宪法，在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以外，再加上了考试跟监察两院，来补强传统三权分立的不足。有研究指出，五权宪法并不是单纯地在三权之外「增加」权力，而是依循「事」跟「人」的双重分工模式，形成更周密的制衡机制。在这一个体制之下，考试院负责公务人员的考核跟晋升，保障政府任用贤能。监察院则类似检举、纠举机关，专门弹劾不适任的官员、纠正错误的政策，掌管官员罢免的「汰出」途径。
换言之，西方重视三权分立之下的法治运作，而国父则是依据中国传统「考察、纠弹」的精神，透过考试权跟监察权，来制衡国家公务人员的人事权。这种设计具有创造性转化的意义，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五院系统彼此协作，一方面沿袭西方，三权分立的法治架构，另一方面以考试跟监察保障政府的清廉跟效率。为了契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国父也在《建国大纲》里面提出了三阶段革命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他指出：军政时期是「以党建国」的阶段必须动用革命武力，扫除内部的军阀势力跟各种障碍，来实现全国统一。训政时期是「以党治国」的过渡，强调由国民党作为民主政党来指导国政，并推动地方自治跟制定临时约法，以培养人民参政的能力。
到了宪政时期，则是「还政于民」的最终阶段，要恢复宪法体制，真正落实民权。国父警告如果跳过训政，直接进入宪政将会「既不给革命政府训练人民之时间，又不给人民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最终只会导致「真民主实现不了、假民主名存实亡」的弊端。因此他主张先从县，这个行政基层开始实行自治，让人民在基层掌握「自治之权」，以此为基础逐步推展到中央政治。三个阶段终极的目标都是「还政于民」，确保在共和体制下，人民主权能够真正确立。
孙文民权主义给当代的思考与启发
从当代的角度来看，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跟中共实行的一党专政的制度，其实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正如同国父所说的一样：「专制国愈强，其民愈苦」，因为专制统治越巩固，人民的民权就越弱。而实际上呢？在中共建政以后，不论是在民权、民生等的作为，处处都是跟孙中山先生的理念背道而驰。即使当前中共的习进平总书记，他提出所谓的「全过程民主」等，带有民主的词汇在内的制度主张，但这样的制度，如果缺乏统治者向人民负责的制度，以及有效的人民参与制度，人民主权还是会受到高度的限制，这跟孙中山所提倡的民权精神背道而驰。
相比之下，中华民国自从1996年总统直选以来，民主发展逐步实现了，孙中山「主权在民」的理念。在台湾民主化发展至今，已经超过30多年的历程了，中华民国的民主制度，透过一次次的选举实践，不断深化这个制度，也强化了公民的素质。近年来，中华民国在国际上，主要的民主评比指标里面，像是：美国的自由之家，在全球民主国家的排名里面都有相当优异的表现。中华民国的民主经验，实践了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当中的许多核心设计。即便五权宪法在当代的存废以及它的可适用性，还有待社会深入讨论，但中华民国的民主经验具体回答了「中国适合实行民主吗？」的这个问题。台湾的民主经验给出了正面的回答：中国人绝对可以实行民主，而且还可以实行得非常好。
参考数据：
孙文，1924，《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一讲》，维基文库中文版https://zh.wikisource.org/wiki/%E4%B8%89%E6%B0%91%E4%B8%BB%E7%BE%A9/%E
Held, David. 2006. Models of Democracy. Polity Press.
Sartori, Giovanni. 1987.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 Part One -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Wells, Audrey. 2001.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Sun Yat-sen: Development and Impact. Palgrave.
文章来源：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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