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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首宗串謀勾結外力案上月判刑，黎智英被判囚 20 年，其餘 8 名認罪的前《蘋果》高層、重光團隊成員，被判囚 6 年 3 月至 10 年。隨着上訴期限屆滿，黎一方確認不上訴，馮偉光、林文宗則提刑期上訴。在欺詐案中任特赦證人的周達權，亦正式獲撤控。
由 2020 年 12 月首提堂起計，歷時逾 5 年的案件正式落幕。負責此案的兩名記者，回顧聽審的心路歷程。
執筆之際，相距判刑日已逾一個月。前一陣子忙於整理判詞、計算被告預料獲釋日期、跟進上訴情況，當一切塵埃落定，才有時間沉澱，回顧這趟歷時兩年多的聽審旅程。
開審、裁決、判刑，我們如臨大敵，公司幾乎總動員來到西九龍法院；證人、被告作供，我們互相補位，抄寫、翻譯、消化，一篇篇實時稿、完整稿是這樣產出——
這篇手記，不是單純的「法庭新聞怎麼做」。
庭內被告、家屬、前員工的神情，還在腦內浮現；記得法院對面的綠置居麗玥苑，在案件提堂時，不過是一片剛動工的地盤，判刑後抬頭一望，幾幢樓宇已平頂，蓋上綠色棚網。
這篇手記，是兩個記者在法院內外的記憶碎片。
起點
一直在想，從何說起這宗審訊。是庭外的「凳仔陣」，還是講講「摩打手」是怎樣煉成的？
先讓時間倒回《蘋果》停運的一刻。
2021 年 6 月 23 日，當天是首宗國安案「唐英傑案」的開審日，亦是《蘋果》行家們最後一天在法庭工作。猶記得他們完成工作後，提早返回將軍澳大樓。其後，黎智英及《蘋果》高層相繼被起訴、提堂。
追溯至審訊的起點，才發現我們不約而同在前公司都跟進過黎智英案。
像 2020 年黎智英被加控《國安法》提堂、2021 年前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及前總編輯羅偉光被起訴，以及同年「重光團隊」成員李宇軒及陳梓華的提堂、答辯。
事隔多年，早不記得當時聆訊細節，幸好部分報道有留底，其中一段是這樣寫的：
「⋯黎智英成為首名被落案控告此罪名的人，早上遭鐵鏈纏腰鎖手押解至法院。另外，市民及記者以往聽審《國安法》案件毋須接受安檢，今次首度設有安檢，旁聽人士讓保安檢查隨身物品後才可進庭。」
如夢初醒，這幾年來把安檢當作法庭日常，多得報道提醒它的由來。
張劍虹及羅偉光提堂的情況，記憶清晰一點。那個早上如常到法院外「扑咪」，記得其中一人是前《蘋果》攝影記者，他特意在上班前到庭支持。他說，平日也會到庭外拍攝，甚至入庭旁聽，但這天不僅是處理一單 assignment（採訪工作），而是面對被告欄內的同事。
沒有阻隔、沒有警方嚴密佈防，記者近距離跟橙帶內的人交談。然而這些畫面，在數年後的求情日、判刑日已不復見。
最近幾次聆訊，警方築起鐵馬分隔人龍，再於鐵馬外加設橙帶，要求記者在橙帶外採訪。記者距離人龍超過 1 米，幾乎聽不到受訪者說甚麼，只好俯身、伸長手臂遞出手機錄音。
後來警方指，如採訪需邀請市民離開隊伍，前往距離人龍逾 3 米的記者區。市民一出一入或要登記，擔心影響到他們排隊，只好留下電話號碼，迂迴地透過電話採訪。
相比《蘋果》高層，「重光團隊」的兩名成員顯得更神秘，外界僅知悉李宇軒是「12 港人」之一；從控罪書上知道，陳梓華任職律師助理。
李宇軒在內地刑滿被遣返香港，因接受檢疫沒出庭，直至提訊日才首次見到他。李宇軒身形瘦削、蓄平陰，穿着白色恤衫，當時已對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先後兩度在庭上道歉、鞠躬。
「對唔住香港人，我認罪」
「I agree to the facts and I would like to say sorry.」（我承認案情，我想說聲對不起）
燒腦
首宗勾結外國勢力案審訊，案情牽涉多國政要，不論是本地或外國傳媒都爭相入正庭聽審。還未踏入法院，庭外率先展開一場「排隊戰」。有行家會提前數天擺放凳仔霸位，其他記者聞風而至，不消半日已有十多張凳仔，在記者區內井井有條排列。
各式各樣的凳仔、排隊號碼紙，成為傳媒鏡頭下的一幀風景。
確保了旁聽位置，庭內怎樣報道，又有另一番思量。除了聆訊內容，亦要描繪被告的模樣。他們久未露面，舉手投足，哪怕是一個眼神、一個微笑、一次揮手，也值得記錄下來。
即使是一般審訊日子，公司亦慎重應對這宗「大案」，安排兩名記者「坐死」，幾乎每天進行實時報道。
既要捕捉被告、旁聽人士神情，又要抄寫庭上內容，兩個記者分工：一人入正庭觀察，另一人坐在有轉播的記者室聽審，如有特別或結果，就盡快向辦公室同事報料。
我們打醒十二分精神，打開 Google Doc，一人打問題、一人打回答，累積至一定程度的內容，其中一人就着手整理資料、撰寫實時稿，交予編輯審閱⋯⋯
且慢——這次聽審沒我們想像般容易，我們甚至形容，這幾乎是記者生涯中最吃力、最「燒腦」的一場審訊。
首次在庭上討論「conspiracy（串謀）」、「collusion（勾結）」、「call for sanctions（請求制裁）」這些概念，沒有前車可鑑，對我們而言固然有難度。但法律爭議外，控方在開案陳詞，展示黎智英的「政治聯繫圖」，同樣不容易理解。
控方將黎智英的「戰線」分成「英國線」、「美國線」及「台灣線」，涉及時任美國副總統彭斯、前港督彭定康、前台灣總統蔡英文等人，指黎透過見面、電郵等跟他們溝通，有時透過節目「Live Chat」交流，有些則沒有列明聯絡方式。
開案還提及美國前官員、美國駐港澳前總領事，複雜的人物關係圖使我們頭昏腦脹，既需時梳理，亦要思考如何簡潔地向讀者呈現。
新聞 101
另一方面，我們的目標是抄足庭上對答，讓讀者完整感受到現場節奏。
控方先傳召《蘋果》高層張劍虹、陳沛敏、楊清奇作供，他們以中文作供，我們利用翻譯空檔來抄寫，尚算應付得來。
在他們作供初期，被問及報紙版面、編採流程，有點像給法庭上一課「新聞 101」。
「每日下午兩點半都有一個鋤報會，主要係檢討返當日出版嘅《蘋果》⋯三點鐘有個會叫『初會』，各部門會匯報有咩新聞材料⋯仲有每周一次嘅 planning 會，主要係各主管向管理層報告，嚟緊呢個禮拜有咩新聞材料⋯」
「A 疊除咗港聞同埋蘋論 Forum，仲有國際新聞、兩岸新聞，（B 疊是）財經，C 係娛樂，D 唔記得印象中有冇，E 係副刊體育有一疊，馬經係獨立。」張劍虹回應控方提問。
「何時列印報紙？」法官李素蘭問前《蘋果》副社長陳沛敏。
「理想希望係 12 點前開機印，（如果）有啲阻滯，差唔多午夜左右印，因為我哋凌晨兩點左右、越早越好，喺旺角已經要有報紙賣。」陳沛敏回答。
「你在列印報紙前，有機會閱讀內容？」
「流程係記者寫完篇稿，由 news editor 審稿，甚至要交畀校對部門，睇吓有冇錯字，咁再交畀編輯去起題配相，最後嚟到我同林文宗嗰度，係成個 layout 出咗嚟，已經係 9 點、10 點嗰啲時間⋯嗰個時候睇啲題、啲相、啲表啦。」
對記者而言，這些是工作日常，但對法官來說，或許是從未涉獵過的東西。在法庭內聽着這些行內用語，有種熟悉感，又有種違和感。
156 天的日常
《蘋果》案情相對能夠掌握，但進入「重光團隊」範疇，又是另一個境界。
反修例運動初期，有網民發起全球登報行動，案情透露背後所牽涉的，正是「重光團隊」的李宇軒及陳梓華。二人出庭作供，令我們可對行動細節一探究竟，但要梳理他們的證供，並非易事。
據李宇軒供稱，不同活動由不同群組舉辦，當中經過拆伙、整合，我們光是搞清楚「中英聯合聲明行動團隊」、「G 攬團隊」、「重光團隊」、「攬炒團隊」，也花了不少時間。
李宇軒語速不徐不疾、條理清晰，詳細供述繁複的眾籌、聯絡、接洽細節，但經常中英夾雜、長篇大論，使用艱澀難明的字眼解釋。
談及全球登報時，李宇軒望一望文件夾內的廣告，就流利地用日文、法文等多國語言，讀出新聞機構名稱。我們一頭霧水，法庭傳譯員也一臉困惑。我們開玩笑道，傳譯員放棄翻譯。
來到審訊下半場，黎智英表證成立、出庭作供。他直接用英文作供，我們更加專注，一來毋須翻譯，節奏比控方證人更明快；二來內容範圍更廣闊，涵蓋政治立場、對社會事件的看法。
黎智英作供時，經常出現唇槍舌劍的場面。控方提問，他按捺不住回嘴、反駁、嘲諷；跟法官就「黃皮膚」、「政治犯」等論述針鋒相對，雙方連珠炮發、不時疊聲，考驗我們的手速、聽力、理解能力。
庭上作供的種種情況，大概都能預料，但最想不到的，是花上大量時間整理庭上資料。
控辯雙方均展示海量 WhatsApp 訊息、《蘋果》文章、Twitter 帖文，還有關於眾籌、全球登報的電郵、單據及匯款紀錄。我們望着螢幕一邊抄寫，一邊在網上找尋相關內容，經過翻譯、消化，再寫成稿。
長時間集中精神、不容鬆懈，消耗不少腦力。審訊的每個早上，約 11 時就有半小時的小休，這段時間本用作喘息，但對於我們來說，這是爭分奪秒趕進度、更新實時稿的機會。
我們稍作歇息，喝口水、舒緩繃緊的手部肌肉，又繼續投入工作。午膳時間通常是我們真正放鬆的時刻，但有時遇上較多內容要整理，也只能匆忙解決午餐。
聆訊約於下午 4 時半結束，又遇上另一關卡。從逾萬字的新聞材料，整理成一條有脈絡、清晰易明的報道——抽走枝節、篩選重點，跟編輯商量新聞角度。
完成工作踏出法院，往往天色已入黑，法院亦已關上大閘，我們從保安留下的小通道離開。
後遺
漫長的 156 日審訊，換來 855 頁裁決判詞，裁定黎全部罪成，與其餘被告一同求情及判刑。
855 頁亦是我記者生涯處理過最長的判詞，我們即日抽取判詞最重要的部分撰寫成稿件，讓讀者可初步了解法庭立場。接下來的一周，我們再細閱判詞，把當中較技術性的法律理據、雙方論點，整理成判詞解讀，再準備迎接求情及判刑。
距離首提堂將近 5 年後，案件於 2026 年 2 月 9 日早上宣判。
相比開審日的寒風刺骨，判刑這天陽光明媚，伴隨冬日涼風。旁聽人潮魚貫進入法院，當中一些人，已在法院外等候 4 日 3 夜，就為揭盅此刻。
如以往的分工，一人在記者室，開啟早準備好的 Excel 表格，裡面已列有被告名字、控罪，只要一輸入刑期，在辦公室坐鎮的同事就可以即時發布；一人則在正庭留意現場。
一眾家屬、《蘋果》前員工見到被告出庭，擠眉弄眼把他們逗笑，珍惜彼此短暫相見的時刻。
隨着法官宣布刑期，旁聽席聽到監禁 10 年、20 年，期盼的眼神像破碎玻璃，飲泣聲在庭內縈繞。
「Court——」判刑匆匆在 7 分鐘完結，尚未來得及細看被告的表情，他們已被帶離被告欄，留下茫然、悲痛的人。我沒有馬上閱讀判詞，倒是跟着一群前員工留在法院大堂。
被刑期牽動的人從來不止被告自身，還有他們在編輯室朝夕相對的戰友。我找了個角落位置靜靜觀望，分散四周的前員工大哭、掉淚、靜默，發覺面對悲傷的方式有千百種。
我用力把他們的情緒反芻、記下，生怕觀察得不夠細膩，便無法刻劃、呈現，「後遺」卻是這些畫面在腦內揮之不去。
法院內一片寂靜，偶爾傳來抽泣聲。法院外仍是人山人海，迴盪着相機喀嚓聲、警方叫喊聲。
一批記者在判詞摘要標記重點，準備器材直播，另一批記者則包圍辯方大狀追問。黎智英的妻子挽着陳日君樞機，在大批警員包圍下登上座駕離開，消失在鎂光燈之下。
47 頁的判詞翻了又翻，整理好量刑起點、求情因素，完成一整天工作，回家躺在床上，靜下來，才慢慢感受到 10 年、20 年的重量。20 年時間，讓我從懵懂無知的小學生，長大成人、投身社會。20 年刑期，對被告和他的家人而言，又會怎樣的光景。
文章来源：法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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