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的一个深夜。
有人在社交平台发帖：“那家校媒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被注销了。”
六百多篇稿件，二十年积累，一键清零。评论区留下三百多条留言：“谁赔我的青春啊？”“第一次让我也想做记者的地方。”“连学生辛辛苦苦做出的新闻都没了，以后拿什么给新生看？”
十年，从“火锅”到“注销”。这不是一家校媒的故事，而是一段许多人共同走过的路。
2016-2018：火锅
2016年。N大，《学人》编辑部。
铜版纸全彩四十八页的杂志刚印出来，还带着油墨味。发刊词只有六个字：“有洞见，不速朽。”那年，微信公众号正野蛮生长，编辑部开了会，决定把杂志转型成电子刊物，同时运营新媒体平台。主编Z同学说：“这里就是一口火锅，谁进来涮涮，身上都会带点这个味儿。”
那一年，中国高校传媒联盟发布《校园媒体发展报告》。数据显示，超过八成的校园媒体已经走上融合转型之路。传统形态在缩减，新媒体在增长——这不仅是N大的变化，也是一代校媒人共同面对的课题。
选题会上，学生们争论该做什么。有人关注快递员的生存境遇——那篇《蹲守与行走——快递二人行》后来被推荐到更大的平台。有人追踪退役运动员的命运，有人翻遍档案馆追寻一个冷门专业消失的历史，有人讨论校园里急救设备安装不足的问题。
“没有人给我们派任务，没有KPI。”一位前成员回忆，“我们只是觉得某件事有意思、有意义，就去做了。”
那几年，校园里还有报刊亭。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受访大学生认为校园里应该有报刊亭。但变化已经开始——一些学校的报刊亭改成了小吃店，有的被水果店取代。
那是理想主义还冒着热气的日子。学生们还相信文字的力量，相信“追求文字的美，呈现复杂的真”。校媒不仅是宣传窗口，更是一间练习观察世界、刻画细节的训练室。
2019-2022：关门
2019年，盛世情书店收到腾退令。
这家开了二十多年的学术书店，曾是N大周边最重要的文化地标之一。老板选书的眼光让学者教授都佩服——你跟老板说你哪个专业的，他就能开出比你导师还详细的书单。文学院的教授、电影学院的教授、语言学学者，还有一位常来淘书的导演，都是那里的常客。
2021年3月，书店正式停业。老板在玻璃门上贴出一封手写信：“书店渐远，记忆永存，愿文化殷盛，人能祥和。”
接着是东门小吃街的整治。2019年暑假，学生们返校时发现，整条街被围挡封住。再后来是墨香书店的告别——这家藏在北门胡同里、专营文史经典的二手书店，坚持了九年后也关上了门。
空间的消失总是先从边缘开始。
2020年，一场众所周知的灾难成为加速器。校园加装了闸机系统，进出需要审批。北京市教委提出高校“相对封闭管理”，要求“非必要不外出”，校外人员一律不准进校门。许多高校采取了严格的校门管控措施，师生凭证出入，校外采访几乎无法开展。
那家校媒的采访越来越难开展——校外人员进不来，跨校区需要报备。办公室也被收回，例会从这里搬到那里，像没有锚的船。墙纸上那些诗、那些句子、那些著名稿件的标题，被新的涂料覆盖。
当物理空间被一层层封锁，话语的边界也在悄无声息中收窄。选题越来越难过审，采访越来越难开展，那些曾经可以追问的角落，正一个接一个地消失。
一位前主编在已故母亲病床前写下回忆大学的文章，标题里有一个词——“永无岛”。那是彼得潘的地方，是长不大的地方。他记录了作为主编亲手删掉刚发的稿子、骑着单车冲出校门嚎啕大哭的经历。那时，变化已经开始了。
但至少，账号还在，文章还在。
你还可以在深夜翻出某篇旧稿，发给朋友说：“你看，这是我当年写的。”
2023-2025：窒息
2023年，架构调整。那家校媒从独立运营的组织，被并入学校官方新媒体矩阵。公众号不再更新，但历史文章还在。
也是这一年，“三审三校”制度在各大高校密集落地。山西大学、福州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相继发布通知，要求各单位严格执行信息发布“三审三校”，采取“分级审核、先审后发”流程，用“一个标准、一把尺子、一条底线”统一管理各类校园媒体，进一步规范采、编、发工作流程。贵州师范学院、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等出台校园新媒体管理办法，要求高度重视网络舆情，对重大事件、紧急信息或有损学校声誉的信息，新媒体管理人员应及时向单位领导和党委宣传部汇报。
与此同时，微信公众号的生态也在发生根本性变化。数据显示，公众号文章的平均打开率从2016年的8%左右下降到了2025年的1%左右，订阅号推送越来越难触达读者，算法推荐权重越来越大，过去的创作者-读者订阅关系正在被逐渐瓦解。短视频的冲击更为直接——抖音人均每天刷200条，微信创始人也在内部会议上坦言，短视频对互联网产品的侵蚀相当大，会侵蚀掉很多长视频、游戏等产品的时间。
一位成员记录了这个过程：“从账号封号开始，我心里就已经宣判了曾经那个怪怪的组织的死亡。”
“怪怪的”——这个词很精准。它描述的是一种气质：不按常理出牌，对世界保持好奇，对复杂保持耐心。这种气质，在高度规范化的管理体系里，显得越来越难以安放。
2022年，N大西门外的LAKER’S酒吧第二次搬迁。第一次是因为房租上涨，第二次是因为“业态调整”。新址离学校更远，学生们去的次数越来越少。酒吧老板说：“现在学生都不喝酒了，他们都在刷短视频。”
确实，短视频已经取代深度阅读成为主要的信息消费方式。那家校媒的推送打开率持续下降，编辑部讨论过“转型”，但最终不了了之。
校媒的死，不光是校媒本身的问题。它是舆论大环境、宏观政策和媒介技术共同作用的合力。当审核机制越来越严密，当算法推荐取代了订阅关系，当短视频把注意力切碎成秒，一个需要花几周时间打磨的深度报道，怎么可能在信息洪流中争得过一条十五秒的变装视频？
与此同时，新闻传播专业自身的吸引力也在下滑。2023届新闻传播学类毕业生就业率在所有专业类中仅排77.97%，2021年新传专业对口岗位占总岗位数19.42%，到2025年这一数据已降至11.01%。
校媒的消亡，是这一整套逻辑推到极致的结果。
2024年春天，《学人》举办了最后一场活动——“倒闭展”。在学校体育馆南侧的空地上，支起几张桌子，摆上过往的刊物、采访手记、照片。来看的人不多，大多是已经毕业的老成员。
也是那一年，新闻传播专业的争议引发关注。一位如今已不幸离世的考研辅导名师说——“孩子非要报新闻学，我一定把他打晕”——这句话在社交媒体上疯传。有调查显示，只有不到四成的新闻传播类毕业生表示如果能重来还会选择这个专业。行业的退潮与校媒的式微，是同一条时间线上的两个点。
那一年，校园里好几个学生社团陆续停止活动。多元空间在收缩——不只是物理空间，更是话语空间、实践空间。
但……我们再退后一步吧。
但至少，废墟还在。历史文章还在。
你还可以路过，可以指给后来的人看：“这里曾经是……”
2026：注销
2026年4月，一个普通的夜晚。
有好事校友发现，那家校媒的微博注销了。微信显示注销。输入那个用了十年的名字——空白。再搜一次——空白。换一个平台——还是空白。
六百多篇稿件。二十年积累。一届又一届学生的心血、眼泪、争吵、和解。一个允许年轻人“感到困惑、然后去寻找答案”的地方。
一键清零。
没有公告，没有解释，没有“感谢二十年来的付出”，没有“再见”。
像一个住了很久的地方，某天路过时发现门牌被摘掉了，门锁着，窗帘拉着。你站在门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该问谁。
评论区有人说：“停更不就好了，以前的干嘛也删了？”
停更是告别，删除是连告别的证据也一并抹去。
从2016年到2026年，这不是突然的消失，而是一层一层、慢慢发生的。先是能做的事变少了，然后是做事的空间没有了，然后是组织的名字不再被提起，最后是曾经存在过的痕迹，从数字世界里彻底消失。
原因大概有很多。在当下的环境里，校园新媒体的备案审查、内容管理，早已成为全国高校的标配。作为一名成年人，多年以后，许多人对这种管理上的审慎表示理解。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课题，每个岗位都有每个岗位的难处。
但有一件事，很多人始终觉得遗憾：没有任何交代。
并不是不能接受一家校媒的终结。任何故事都有完结的那一天。但如果一个地方承载过那么多人的青春，它在告别的时候，或许值得一句“再见”。一句就好。
衰而不孤
校媒的式微，从来不是孤立发生的。
它是校园报刊亭消失的一部分——那位在大学里摆了二十多年摊的“报爷”说：“我不来卖报，这学校就没人卖报。”它是校园书店退场的一部分——盛世情、墨香，这些学术书店的离开，意味着文化实体的承载空间在缩小。它是校园空间管理变化的一部分——闸机加装后，大学的开放传统在改变。它是新闻教育争议的一部分——当有人说“新闻学是天坑专业”，当一些学生“毕业即转行”，校媒的困境只是这个行业吸引力变化的缩影。
这是一个时代的课题。
我们恰好路过了一段变化飞快的时期。2016年，微信公众号还能成就普通人的逆袭；2026年，信息生态已经完全不同。这十年，是传播格局重塑的十年，是注意力经济成熟的十年，也是管理技术不断完善的十年。
在这样的时代，那家校媒的退场几乎是必然的。所有校媒的退场也都是必然的。
他们太慢了——深度采访需要几周，而热点生命周期只有几小时。
他们太不可控了——学生记者没有“分寸感”，容易触碰边界。
他们太理想主义了——AI时代，还在相信“新闻应该记录真实”。
所以它需要让步。让步于“安全”，让步于“效率”，让步于“稳定”。
但让步不等于消失。
一位人类学者曾说过，我们每个人都是世界上很多要素的聚合，在历史条件下的一种临时的聚合。有些东西需要让步于现实的需要，有些空间需要被重新理解。而让步，不等于什么都没有留下。
比如，某种气质。
火锅味儿
那家校媒作为服务器上的数据，可以被一键删除。
但它作为一代人血液里的东西，没有人能删除。
那些在选题会上学会的追问，那些在采访中培养的共情，那些在写稿时磨炼的耐心——这些“味儿”，会跟着他们一辈子。
有人做了记者，有人当了老师，有人创业，有人在写字楼里对着空白的文档发呆。但他们都记得那口“火锅”，记得“有洞见，不速朽”那六个字。
也许我们当下能做的，就是保存那些还能找到的碎片——截图、PDF、纸质杂志、后台数据残留。收集碎片，拼出记忆。
然后，等待。
等待有一天，春天会再次到来。等待有一天，新的“火锅”会被点燃。等待有一天，年轻人又可以围坐在一起，争论该做什么选题，相信文字的力量，相信“追求文字的美，呈现复杂的真”。
玲珑之心
事情不会变得比这更糟糕。人大的“青年”，北大的“此间”，这里的“学人”，他们都消失了，又都还在。
这是我历经生死得来的感受。所以刨去生死的课题，对很多事情便不再有抱怨，只有一点遗憾。
遗憾在于，那些本可以成为记者、作家、社会观察者的年轻人，少了一个练习的场地。遗憾在于，那些快递员、退役运动员、校园边缘人的故事，少了一个被讲述的渠道。
但遗憾不是终点。
那家校媒的年轻人用二十年的选题、采访、写作，示范了什么是好奇心，什么是追问，什么是对人的关怀。这种示范，不在于某一栋楼、某一个名字、某一句口号。它在于从那里走出来的一代又一代人。
你们带着“火锅”的味儿，散落在世界各地。
有人在媒体，坚持做深度调查；有人在教育，告诉学生“你的想法很重要”；有人在公益，为弱势群体奔走；有人只是普通人，但在看到不公时，还会下意识地问一句：“为什么？”
这就是种子。
不需要轰轰烈烈的回归，只需要在日常生活的缝隙里，保持追问的习惯，守护共情的能力，相信文字的力量。
（直至发稿的当下，这篇记载消亡的小红书热帖，也消失了。他们在怕什么呢？）
后记|AI时代，新的敌人与人之为人
十年，写到这里该结束了。
但故事没有结束——写作本就带有苦和难的基因，键盘上的删除键总是磨损得最快，握笔处的茧子总是最厚的。保持写作定力，接受看似不那么高明、完善的过程，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考验，为的是不使自己失去对文字的直觉，对新事物的知觉，对“我之为人”的自觉。技术革新倒逼效率提升，但文字承载的思想深度、政策精度、实践温度，始终需要人来完成。
写乡村全面振兴的材料，不到田埂上看看麦苗长势、土壤墒情，就写不出农时不等人的紧迫感；写民生保障的文件，不听听村镇社区里大爷大妈唠的什么嗑，就悟不透小事连大局的辩证法；写风险治理的文稿，不到“矛盾窝”“背贝胡同”里钻一钻，问题就不能浮上心来。
AI可以把一百篇报道浓缩成一段摘要，却永远无法替一个人蹲在快递站门口，等一个愿意开口的采访对象。它可以模仿任何人的语气，却永远写不出“我”看到某件事时心里那一瞬间的震动。
只要还有人在深夜为一句措辞较真，只要还有人为一个选题兴奋得睡不着，只要还有人相信“这件事值得被写出来”——雪人就没有融化。在大数据时代的加持下，它一定会以一种新的、非消费品的姿态复活。到那时，一定是沛然莫之能御的伟力，人人都会为我们曾经的激动而欣喜。
我坚信。
它们衰亡了，但只是换了一种形态，继续生长。
文章来源：中国数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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