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最近一两个月，视力模糊略有好转，趁空读了历史学者张宏杰和北大宋史专家赵冬梅教授的几部著作，发现“吾道不孤”，故而深感欣慰。本文介绍赵教授关于两宋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王安石变法的研究成果，以后有机会再介绍张宏杰的著作。
自五四以来，彻底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深入人心，中华传统被视为有毒废物丢入垃圾箱，西方文明被尊为至高真理、唯一法门，这就给西方文明当中与文化激进主义相适配的政治激进主义铺平了道路，于是，西方文明中最激进的一脉——马克思主义借道苏俄大举进入中华，1949年后彻底征服中国大陆，传统中华儒家文明在文革中扫地以尽，极左的马列毛意识形态成为中华民族的新宗教，两个德国人、两个俄国人被中国人当作新祖宗顶礼膜拜。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淡化处理极左意识形态，将其束之高阁，但是并没有触动和清算，导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中的多数人或多或少依然相信，马列主义是全宇宙唯一的最高真理，它宣称全部人类文明史无一例外，都是私有制下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还声称，他独自一人发现了科学的“历史必然规律”，保证了最后一个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资本主义罪恶制度被暴力革命推翻之后，共产主义天堂必然降临人间，历史就此终结。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中共改革派不敢触动极左意识形态，致使极左的那一套随时可能轻而易举复活过来，继续兴风作浪。“驱除马列，恢复中华”仍然是一件迫在眉睫、却难度极大的沉重历史使命——去网上看看有多少人还在继承五四的全盘反传统，就可以了解笔者所言非虚。他们还在引述黑格尔的无知妄言，说中华文明从无变化，中国根本没有历史。
笔者历来告诫学子，所谓“开卷有益”不可信，不是读书越多越好。相反，读书不得法，越读越蠢。比如，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党主导下所修的史书就不可读，那些书会毒害你一生而不能自拔。赵冬梅和张宏杰两位杰出历史学者的著作正是对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拨乱反正，弥足珍贵，值得热忱推荐。
我的引文很长，请读者耐心阅读。虽然是节略，但其间原有的引号和应有的省略号都被我略去了。引文用楷体，笔者的评论用宋体字，以示区别。
本文重点介绍赵冬梅教授的《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一书。换成当代政治学语言，“法度与人心”就是“制度与文化”。正因为赵冬梅受过扎实的当代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训练，她才能写出如此杰出的宋史著作。赵冬梅在该书中说：
“中国古代最大的制度变迁，当属国体（国家性质）之变，也就是从封建制到帝制。西周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封邦建国，各个封国的政治经济相对独立。按照宗法制，诸侯彼此认同，并尊周王为天下共主。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宗法政治秩序被打破，大国并吞小国，强国吞并弱国。最终，公元前221年，秦建立皇帝制度，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中国进入帝制时期。帝制在中国延续了2133年。
2000多年的帝制，朝廷国家的核心利益关切不外乎以下两点：第一，怎样延续王朝统治？这是皇权的安全问题。第二，怎样保持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这是中央集权的问题。在这两个兴亡攸关的问题上，帝制国家一直处在不断摸索、不断进步的过程中。”
——读者诸君请注意：是“不断进步”，不是如黑格尔言“永无变化”。大哲罗素讥讽黑格尔说，“除了知道有一个中国之外，黑格尔对中国一无所知”，此言非虚。中国最接近中世纪欧洲封建的时期仅在西周，东周春秋时期封建就开始崩坏，“礼崩乐坏”，到战国就没有了，变成七个王权专制国家的混战；秦一统天下直到清是皇权专制，绝对不可能是封建，道理简单易明：有封建即不可能有专制，封建是专制的对立面。荒唐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叙事居然把自秦至清的皇权专制即帝制定为“封建”，简直滑天下之大稽。
“地方控制问题的解决思路，唐宋之间有一个大变革。唐代以前主要采取分级控制的思路。旧的层级效率降低之后，就增加新的层级来加强控制。东汉已将地方行政为州郡县三级制，隋文帝罢郡，以州统县，重归两级制。唐中期在州之上设置节度使，又为三级制。无论三级还是二级，各级行政机构都是一揽子治理，属于行政学上所谓的完整制。
到了宋代，在分级控制之外，又出现了分权制衡的新思路。在州以上的路一级实行分离制。北宋的路大致设有四种机构，这四种机构各管一摊，互不统属，分别对上负责。
宋人创立的分权制衡原则不仅适用于地方控制，而且渗透于宋朝制度设计的方方面面。就皇权的安全来说，唐代以前在中枢权力的分配上，宰相对军事、行政和财政实行一揽子管理，便于大权独揽。宋则不然，宋朝开创了中国式的三权分立：宰相原则上只管行政，另外有枢密院管军事，三司管财政，这三家单独向皇帝汇报，因此真正能够全面掌握信息，从而掌控全局的有且只有皇帝。宋朝的皇帝很明白这个秘诀，所以再怎么进行制度改革，分权制衡这一条都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
元明清三代，虽然中枢机构的具体名称发生了改变，但是分权制衡的追求不变。”
——赵教授在这里的概念套用有问题，容易使人产生与钱穆先生《国史大纲》类似的误解，对中华文明的国家治理褒扬过度。宋代依然是绝对皇权，所谓“分权制衡”是绝对皇权、即君主主权之下的权力分立，皇权并没有受到硬约束，而当代主流政治学理论中的“分权制衡”是一切“主权”、包括君主主权的对立面（参见斯科特·戈登Scott Gordon《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换言之，现代文明的国家治理，其核心是自由宪政亦即分权制衡（不是民主！），而有主权即没有分权制衡。因此，中华帝制虽然确实有某种君主主权之下的低层次“分权制衡”，传统史学对此完全忽视，这是赵教授重要的理论贡献，但是，这种“分权制衡”是只管身体的，管不了脑袋，而脑袋才是重中之重。
以现代文明作评价标准，君主主权、皇权不受硬约束，是中华治统的最大漏洞。
“历史发展到宋朝，皇帝在帝制国家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发生了改变。宰相，枢密院，三司三权分立，各管一摊，分别向皇帝报告，这就让皇帝越来越像个政府首脑了。喜欢管事的皇帝，比如王安石退休之后的宋神宗，他手底下的宰相就像极了高参和秘书。
关于最高权力的分配，关于政府机构的组织原则和具体设置，关于人才的选拔和官僚的人事管理，各项制度都是在不断变化中的。变化才是制度的真谛。梦想建立一项制度，一劳永逸的解决所有问题，不啻痴人说梦。制度为什么会不断变化？因为时代在变，国家所面临的内政和外交环境在变。
大部分的制度变迁是累积型的，一点一滴，水滴石穿。变化积累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阶段性的总结。累积型变化是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最容易忽略的变化，因为它沉默温和，缺乏激烈的事件感。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热衷于关注政治家主动发起的大刀阔斧的改革，比如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唐代杨炎的两税法，宋代的王安石变法，明代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总体来看，春秋战国时期多国并立，群雄竞逐，故多大刀阔斧的主动改革；2000年帝制，天下一统，内驱力不足，主动改革只可枚举，累积型的变化才是制度变迁的主流。
旧史学常以权力斗争、大人物的意志来解释制度变迁，比如讲宰相制度演变，必与君相矛盾、争权为说。权力斗争固然有之，然而国家制度岂止为权力设？皇帝也好，宰相也好，治国理政才是正事。国内国际形势巨变，则必调整做法，以因应之，这才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而所有能够成功保留下来的变化，哪怕曾经有一个荒唐的开始，也一定是合理的，因应了时代要求的。逆时代需要而动的变化，虽然可以凭借权势推行，却无法延续。制度有其自身的发展惯性，不可违逆。”
——累积型变化才是制度变迁的主流，赵教授的这一观点至关紧要。主流政治学在制度变迁问题上用的是简化过度的二分法，改革VS.革命，忽视了比改革更渐进、更温和、不易觉察的累积型变化。
“简化”不是问题，理论是必须简化的，“过度”才是问题。
“在鸦片战争以前的整个传统时期，在中国人所认识的文明世界当中，中国在各个方面的确都相对发达，因此传统中国长期享有强烈的制度自信。正是这种自信赋予了传统中国开放的心态，可以放心吸收周边制度，为我所用。”
——赵教授于此也是见识不凡，远超迄今为止的大部分史学阐释。而且，中华文明的相对发达不仅仅是在“中国人所认识的文明世界当中”，而是包括中国人不认识的西方文明在内。简略言之，希腊罗马时代，中西文明哪个更发达很难比较，但自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直到近代（大约16-17世纪），中华文明同样领先于西方文明。近代以后，由于从英伦三岛发生了“现代化”，西方文明才突飞猛进，超越了中华文明，直到当代。
“在中国历史上，不断有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元朝和清朝更是以北族建立了更大范围的大一统帝国。那么，该怎样评估这些北族政权对中国制度的影响？大体上说，他们带来了新的元素，但没有改变中国制度的总体和核心。另外，一些落后的东西也随着北族成为统治者而进入了中国的制度和文化体系。
总体而言，中国古代的制度是不断变化的，其驱动力主要来自内部，因此从制度上看，中国具有创造力和生命力，制度的变化分为渐变和改革两种，无论哪一种都必须有效回应时代变迁，并顺应制度发展的内在惯性。
在整个帝制时期，皇帝制度是最重要的制度，是其他一切制度的背景和边界。皇权笼罩一切，它是其他一切权力体的权力来源，可以赋予，增强，削弱，剥夺其他一切机构、个人和群体的权力。然而这绝不意味着皇帝可以为所欲为。传统时期的主流政治思想认为，皇帝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无边的权力背后是无边的责任。至少有两重皇帝：第一重，是作为朝廷国家象征的抽象的皇帝，第二重，是宝座上那个具体的人。在整个帝制国家抽象的、象征性的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唯一可以超越任何利益的主体，因而是政治斗争中唯一可称公正无私的最高仲裁人。抽象的皇帝的所作所为应当符合朝廷国家的根本和长远利益，而宝座上那个具体的人的意愿，能力和经验却未必能保证他可以做到这一切。抽象的皇帝属于朝廷国家具有公的属性，具体的皇帝身边还有一个庞大的私属利益群体，包括后妃、宗室外戚、宦官。具体的皇帝与抽象的皇帝之间的张力，构成了皇帝制度的最大矛盾。”
——“抽象的皇帝”即皇权制度的合理性、正当性，国家治理的根本原则、原理，这是“道”；“具体的皇帝”是皇帝的实际治理，实操，这是“术”。中华文明的治道是汉武帝定下的“阳儒阴法，杂用王霸之道”，如前述，其中最大的漏洞，是儒家“王道”以德治国原则与皇权实操之间的差距——视皇帝个人素质而定，时大时小、极不稳定的差距，即“张力”。
术是具体的，容易被寻常人观察到并且理解；道是抽象的、看不见的，只能被具有抽象思考力、学习过理论的少数人理解和运用。不懂理论就不可能“明道”即掌握现象背后的规律。当今中国各界精英的一大短板，就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内，普遍性地只有“术”，不明“道”，这叫“系统性偏差”，整体向极左偏斜，普通人民群众更是如此。西方人见不及此，才会误以为中国的民主化很简单。实际上，且不谈“人民主权”说的严重问题（前文仅略为涉及了一点点），也不谈“人民”的概念模糊问题，仅考虑一下各种人民和人民的差别，比如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差别，就足以理解“人民的统治”在中国的实际实施，一定和西方国家不可能相同，困难要大得不可比拟。
“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皇帝宣布退位。那么，帝制的终结是否是历史的必然？在走向终结之外，帝制还有没有其他的出路？比如转变成君主立宪制？
在共和之前，帝制和清王朝曾经有过通过改良继续存在的机会，而且，这样的机会出现了两次。一次是1898年的百日维新，一次是1905年至1911年的立宪运动。但凡抓住其中一次机会，立宪成功，那么中国也许就进入了君主立宪时代，皇帝从专制君主变成立宪君主清朝统治得以继续。然而，那两次机会都从清王朝的手掌心里溜走了。”
——赵冬梅教授此说现在已经不新奇了，但依然与极左意识形态严重冲突。极左史学铁口独断，在“革命的时代”，改良必定失败，没有任何成功机会。历史真相并非如此。从科学方法论角度说，现实的并不是唯一可能的，现实仅仅是可能性大海中凸现出的一座岛屿而已。但这且不谈。
“就其权力本质而言，在帝制时期，皇帝享有至高无上，超越一切制度法律的权力，来自臣下的任何限制，如果他想拒绝，都有权拒绝。他的任何荒谬决定，只要坚持，臣下都不得不执行。换言之，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合理合法地对皇帝进行强制性的约束。因此当一个皇帝决心要做昏君的时候，除非将其废黜、囚禁或干脆杀了他，没有别的办法。而这既需要实力、又需要突破道德束缚的勇气，其实并不容易发生。
我们比较一下罗马的皇帝，就知道差别在哪里了。罗马的皇帝和中国的皇帝虽然在英文里都译作emperor，但区别是极大的。举一个小例子：哈德良皇帝在旅途中被一个女人拦住，说有事需要跟他请愿。哈德良跟她说没空，这女人说，那么你就不要当皇帝了。闻听此言，哈德良赶紧停下来听她说了。罗马的皇帝是第一公民，虽是第一，但也是公民，罗马的主权属于元老院和全体公民，罗马皇帝在形式上需要元老院任命，一年一次，权力是被授予的。看得到他权力扩大的过程。罗马皇帝要接近人民，与民同乐，这样的故事断然不会发生在中国皇帝身上。”
—— 一如前述，中华皇权就叫作绝对权力、君主主权，罗马皇帝则不然，皇权仍然受着罗马共和历史传统的约束，而中华文明是完全没有共和传统的。
什么是”共和”，请参阅拙著《马克思为什么是错的》、《渐进民主文集》以及《周舵读书报告》。
“帝制毕竟统治了中国2133年。那么，帝制为何能够延续如此之久？简而言之，第一，这2000多年不是一姓统治的万世一系，帝制与改朝换代相配合。第二，2000多年之中，中华文明一直领先于东亚世界，没有更好的政治制度可以取代它，帝制自有其存在价值。在制度当中的皇帝也并非可以为所欲为。那么，谁能约束皇帝呢？
先讲一个故事。唐太宗得了一只鹞子。唐太宗是好猎之人，而这只鹞子俊逸绝伦，太宗喜欢得不得了（下略）。再讲一个故事。某天，宋太祖盛怒之下，以手中玉斧砸掉了一位官员的两颗门牙。这位倒霉的官员忍着剧痛把门牙捡起来，用手绢儿包好，装进袖袋里。这一举动把宋太祖看傻了，不禁问道，你收拾这牙齿，难道还打算去告我不成？这官员说，我当然没办法告陛下，可是，史官自然会把这件事情记下来的。宋太祖闻言，悦，赐金箔慰劳之。
作为帝制时期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皇帝有三畏。
皇帝的第一畏是历史。他害怕自己成为遗臭万年的昏君。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中国古代的大人物对自身的历史形象是非常在意的。他们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历史是最公正的法官。权势可以掩人耳目于一时，却无法遮住千秋万代的视听。
皇帝的第二畏是古圣先贤，列祖列宗。古代圣王的原则，本朝列祖列宗、特别是开国皇帝的说法与做法，对后世的皇帝都有规范作用。周公的榜样，孔子的教诲，《五经》当中的名言警句，到任何一朝都是有力的思想武器。唐朝有《贞观政要》，宋朝有《宝训圣政》，明朝有《皇明祖训》，传承着本朝的祖宗之法。
皇帝的第三畏是天。对于上天降下的灾难，皇帝必须认真对待。天人感应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最核心的内容是，人间统治与天道之间是关联互动的，人间统治出了问题，天就会对统治者予以警告。这就是所谓的灾异示警。天不会说话，它的示警方式就是降下灾异，而人间统治者在接收到这些警告信息的时候，必须做出悔过姿态，检讨政策措施，减轻民间疾苦。悔过姿态包括，其一，皇帝本人的检讨。从最基本的简单撤膳到最高级的下诏罪急。其二，行政首长宰相的检讨。汉代曾经出现过因为灾异罢免三公的做法。其三，面向百官甚至全民开放言论，鼓励臣民上书批评政治。宋神宗的宰相富弼说，“人君所畏为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皇帝不畏天，国家就离混乱甚至灭亡不远了。灾异示警学说实为帝制时期兴亡攸关的政治理论，视畏天为迷信者，不免堕入新迷信——对科学的迷信，对人类能力的盲目自大。
皇帝的三畏，是抽象的皇帝向具体的皇帝所宣示的道德高标，而负责对具体的皇帝实时提醒的，是士大夫。
在传统中国的伦理秩序当中，论现实权势，皇帝最大；论观念秩序，道理最大；而能够把道理讲明白的，是官僚士大夫。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成了帝制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而士大夫是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和代言人。引经据典，解释天命，阐扬古圣，先贤列祖列宗，为天下人请命，让皇帝和王朝统治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这就是传统中国士大夫的责任。”
——这就表明，第一，中华治统虽然是皇权至上，国家实际治理的权力在皇帝手中，而道统却高于治统并且不在皇帝手里，而是在儒家经典当中。第二，皇帝必须与儒家学说训练而成的官僚士大夫共治天下，官僚士大夫不配合，皇帝一事无成。皇权专制固然是专制，但是，皇帝决非如街谈巷议所以为的那样，皇帝一手遮天、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干什么。那种皇帝叫“暴君”，如余英时先生所说，中华皇权的历史上，庸君、懒君多，暴君很少。因为（这是笔者的观点），中华皇权制度是一种高度制度化、高雅化、文明化、温和化，总之，被儒家驯化的皇权专制。
那么，比较符合儒家经典要求的皇帝是什么样的呢？
“唐宋以后，正常情况下，皇帝就是隔天或者天天打卡上班的了，宋朝的第一位劳模皇帝宋太宗的日程表是这样的：凌晨3点—5点起床，6点左右他已经穿戴整齐，到达前殿接受朝见。这种朝见重在仪式，目的是展示君臣之间的等级关系。7点钟，太宗开始在前殿接见宰相等大臣举行办公会，商讨政务，一直到9点，然后回宫吃早饭。饭后换上稍微舒服一点的衣服，进入相对来说更随意一点的后殿继续处理政务，一直到中午11点。下午的时间，宋太宗用来读文件，处理时政信息和看书，进行理论学习，就这样，一直工作到深夜。这种鸡鸣而起、听天下之政的勤奋状态，宋太宗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息。997年3月29日当天旬假，中国古代官员每10天放一天假，叫旬假，皇帝是不放的；这一天太宗仍然接见了宰相，当天晚上他就驾崩了，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后来的宋朝皇帝基本延续了这个时间表，而且还有新增项目，比如夜里召见值班的学士，讨论政事。
帝制2000年，不仅御前会议的频率增加，而且原则上由皇帝直接处理的事务、直接接触的机构和官员也在增加。唐代的皇帝每天举行常朝接见，包括宰相在内的五品以下官员和一些关键部门的干部，先行礼，后议事，一大群人七嘴八舌，效率低下。为了提高效率，就发展出一种新的御前办公会，等仪仗和大队人马都撤下去以后，宰相等重要官员再来跟皇帝开小会，说正事。御前办公会讨论的主要是军国大政，一般性的政务交给宰相办公会，由宰相办公会拿出处理意见，报皇帝批准。到了宋代，皇帝直接处理的事务量大大增加。
开会是皇帝获得信息的一种方式。在会议上，皇帝接见群臣，接受汇报，进行质询。可能还同时伴随着书面报告的进呈。在会议之外，帝制国家通过多种渠道搜集信息，儒家的政治思想一贯重视信息的收集，主张掌握权力的人，特别是掌握大权的皇帝、宰相一定要兼听博采，防范信息的壅蔽。为保障信息渠道的畅通，帝制国家建立了复杂的制度。
信息是决策的基础，而对信息的理解判断则决定决策的走向，所以有宰相制，有宰相的制度性参与，必要时引入更多的脑力资源，集思广益，对中枢决策来说十分必要。宋朝政治家司马光设想的理想的中枢决策方式是，宰相、大臣各抒己见，不同意见之间互相争锋，充分讨论，皇帝权衡利弊，拍板定案。司马光的设想虽然很美好，可是要实现它难度极大，这既需要皇帝胸怀大度，有判断力，又需要官僚队伍保持一种和而不同的君子之争状态。官僚队伍必须能够独立思考。因为独立思考，所以必然有不同的意见存在，然而不同意见的争论绝不涉及人身攻击和利益之争，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清楚地了解并遵守和衷共济的原则。
还有台谏官。台是御史，谏是谏院，御史台的官和谏官合起来叫做台谏官，他们专门负责批评、监督和提意见。讲台谏官，必须把重点放在宋朝。在宋朝，（论权力）谏官御史乃于宰相等。国事成败在宰相，人才消长在台谏。台谏官被认为是皇帝与宰相之外的第三势力，而台谏官群体的崛起则是帝制国家在政权建设方面的一个伟大成就。它让帝制国家有了相对稳定的纠错机制，而纠错机制的存在让这个国家有可能避免矛盾激化，从而实现长治久安，跳出朝代更替的窠臼。欧阳修曾经说过，真正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做官，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谏官的身上维系着一个王朝的长治久安，一个时代的公平正义，这是其他任何职能部门都管不了的。唯独谏官以严肃批评为职，无所掌故无所不掌。这与宰相辅佐天子、调和阴阳的职务规定有异曲同工之妙。宰相与谏官这两种职位的职责设定皆系天下之事，任天下之责，着眼于整个朝廷国家的运行状态。所不同者，宰相负有协助皇帝决策，监督指导百官执行的责任，而谏官负责提出批评，纠正违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小的谏官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是平等的。宰相位高权重，得以在政治实践中践行真理和正义；谏官地位卑微，通过批判性的言论维护真理和正义。
宋朝制度规定，凡诏令不恰当，官员谋私利，政策措施有问题，刑罚和赏赐超过制度，税费征收无节制，冤情滥刑未得伸张，谏官御史都要积极揭露批评，对相关人员提出弹劾。对于谏官御史在行使职务中出现的不适当言论，皇帝承诺一定会曲意周全，采取包容态度，这一点宋朝皇帝基本做到了。相传在宋朝政治传统中，太祖所立石碑中就有不杀大臣，不杀言事官的祖宗家法。不杀是底线，然而这个底线之中蕴含着对士大夫的尊重，也蕴含着宋朝皇权的清醒与克制。”
——笔者不惜笔墨，大段引述赵冬梅教授的原文，是由于深感五四传人对中华历史之无知，实在是不输于黑格尔。照当代政治学的政体分类，中华帝制无疑属于皇权专制，但这个专制绝非暴君制，更不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迅猛崛起的极权主义。读者试以上述史实与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相比较，怎能不令人大为唏嘘，感慨1949年后的政治倒退到达了多么惊人的地步！共产党有台谏制度吗？一丝一毫也没有。赵教授还没提及“起居注”，皇帝的一言一行都要被史官记录在案，让后人评说，而且，居然不给皇帝看。这是对皇权多么厉害的制度约束！共产党有起居注吗？想都别想。而五四传人对此要么一无所知，要么故意视而不见。你走遍全世界，也看不到第二个民族，是像五四传人那样，肆无忌惮地糟蹋自己的祖先，把自己的祖宗踩进烂泥里，然后把两个德国人、两个俄国人迎进来当作祖宗顶礼膜拜的。
铺垫了这么多，下面该说到王安石变法了。
“神宗朝过后的北宋政治，就像是被暴风雨洗劫过的果园，红色的果实熙熙攘攘，损伤却已经造成，而且很难逆转。王安石变法改变了北宋前期两项最重要的政治原则：
第一是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平衡原则。国家治理，包括各项政策的制定和推行，都要综合考虑朝廷、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寻求平衡。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也就是说，中央发出的每一条政令，制定的每一项政策，都必须是要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使老百姓得安定，得利益。这条原则是如何被打破的，我们在上一节中已经讲过了，道理其实很简单，当国家政策以理财增收为第一目标，安利元元就只能是虚伪的幌子了。
第二是统治集团内部的相处原则。要允许并鼓励不同意见的表达，容忍议论相较，让不同意见在朝堂上充分表达，互相激荡，形成思想的竞争，皇帝兼听而独断，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作出符合朝廷国家整体利益的决定。这就是宽容政治原则。宽容政治原则是利益平衡原则得以维持的基础，利益平衡原则体现在具体的政策措施上，单独来看的话，打破之后似乎不难修复，只要调整政策就可以了，相比之下，宽容政治原则却是破坏容易，修复难。因为皇权至高无上，只要不打破君臣秩序，就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对皇权实施强制性约束。宽容政治的实现，归根结底靠的是皇帝的思想觉悟和道德自律，而要把皇帝的思想和道德维持在一个相对的高位，则需要统治集团、特别是它的高层对宽容政治的高度共识。说白了，宽容政治原则就是一个由理性编织的无形的笼子，其目的，就是防止皇权的野马脱缰。而王安石变法则把皇权从这个无形的笼子里放了出来。
关于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有著名的三不足之说。所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然而一旦诉诸政治实践，将会创造一个无所畏惧、恣意妄为、张牙舞爪的权力怪物。
在皇帝制度之下，士大夫能够用来约束皇帝的，只有天意人心，祖宗法度和儒家思想这三样无形武器。而不管是天意人心，祖宗法度还是儒家思想，都要靠人言表达，靠批评发声，让皇帝摆脱对天意人心和祖宗法度的敬畏，再给所有批评意见都贴上“流俗”的标签，嗤之以鼻，那么，还有什么能够约束大权在握的皇帝呢？
司马光对新法最为痛心疾首的除了害民，还有害政。害政这一条在司马光的心里是更为深刻的痛，然而却常常被研究者忽略。神宗驾崩之后，哲宗即位，太皇太后当政，司马光还朝主政，获得了修复宽容政治的可能性，然而司马光主政18个月，不但没有扭扭转政局，反而加剧了矛盾。宽容政治终于不可挽回。为什么会这样？
司马光没有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任务。他急不可耐，不加区分的一股脑推翻了王安石的新法，却没有拿出解决问题的更好方案，有破坏而无建设，“了然无一实政之见于设施”。不仅如此，司马光还丢失了他一向所珍视的宽容政治作风。在司马光执政的18个月当中，官僚集团的分裂不但没有得到弥合，反而在不断加剧。王安石的追随者被赶出了政府，仇恨在延伸。王安石向左，司马光向右，他们从不同的方向撕裂了北宋的官僚集团。王安石求仁得仁，他骨子里就反对宽容；司马光正好相反，他在思想上仍然主张宽容，努力谋求和解，只是他的所作所为却最终倒向了分裂。
司马光对王安石本人和在王安石—神宗路线下成长起来的神宗旧臣均无恶意，他对王安石身后事的处理是大度得体的。司马光甚至想要团结部分神宗旧臣，共同改造神宗的政策。然而，这谈何容易。司马光远离开封15年，在这15年之中，北宋政治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从宽容走向了专制。神宗与王安石共同确定了以“国是”为核心的专制政治模式，所谓国是，就是唯一正确的路线。国是可以由掌权者改变，然而一旦确定则不容置疑。从此之后一切用人施政均围绕国是展开，路线方针、具体政策和人事是捆绑联动的，司马光想要在不引发人事地震的情况下进行政策调整，梦想改变国是模式，重返宽容政治，他实在是把情况想象得太过简单了。
南宋政治表面上与王安石决裂，骨子里却是王安石—神宗政治的延续。皇帝与权相结合，把普通官僚的参与朝政空间挤压到近乎无的地步。王权的专制加强，理财之臣得到重用，官僚的工具性继续增强，理想主义和讲究道德的士大夫，比如朱熹和他的弟子在政府中找不到位置，无可奈何地转向了思想的沉潜与社会的改造，由此造成了一个因祸得福的连带结果：雅文化进一步下移，向民间社会推广，这一过程发生在南方。”
——赵冬梅对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的解释十分精彩，紧紧抓住了要害。篇幅所限，我的引文略去了许多精彩的细节，很无奈，请读者去读原著。
赵教授还胆大包天，不怕冒犯共产党的少数民族政策，秉笔直书，以详尽的史实论证了所谓“崖山之后无华夏”：
“与此同时，北方则经历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过程。女真人所建立的新政权接受了华夏传统的王朝政治模式，却使它从文质彬彬走向了野蛮残暴。100年之后，蒙古崛起，以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华夏文明的古老躯体，实现了帝制中国版图前所未有的扩张，合南北东西为一国。政治上，北方征服南方，让华夏政治文明继续向着北方落后民族的方向倾斜。
在对朝廷国家性质和君臣关系的认识上，元朝出现了两大倒退：
就国家性质而言，华夏传统视天下为整体，名之曰江山社稷，主张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元朝则以天下为皇室家族之私产。华夏传统之君臣关系，在地位的不平等之上承认某种抽象的平等，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元朝的臣子则自称奴婢，并以之为荣耀。
明初君臣终究是蒙古治下的臣民，虽然号称是华夏的复归，然而在政治文化的核心精神上，则上承元朝。“不为君用”一度成为罪名，廷杖之下倒也出了几个不怕死的英雄，然而士大夫集体在精神上的自尊与独立却遭到了彻底阉割。
明朝之后，清朝入主中原，以少数统治多数，以落后统治先进，满族统治者对待汉人及其文化的心态复杂，防范之心始终不减，政治中的专制与猜疑继续加强，直至近代。
这就是金元以降，帝制中国政治文化的大致走向。”
《法度与人心》就介绍到这里了，挂一漏万，再说一遍：请读者诸君一定要读赵冬梅教授的原著。
周舵 2026.4.15.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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