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场只能被定性为“连坐惩罚”的事件中，被拘留艺术家高兟（GAOZHEN）年幼的儿子正被阻挠返回美国故乡。
来源：外交家（The Diplomat）
作者：杨建利(Jianli Yang)
2026年5月10日，中国艺术家高兟迎来了他的70岁生日。而他却是在中国的一所监狱里度过这一天的。近两年前，即2024年8月26日，高兟被中国当局逮捕，随后被指控犯有“诽谤英雄烈士罪”。他所谓的罪行既非从事间谍活动、实施暴力，也非贪污腐败；仅仅是因为他从事了艺术创作。2026年3月，高兟接受了为期一天的庭审。直至今日，他仍处于被羁押状态。
但这不仅仅是一个身陷囹圄的艺术家的故事。这也是一个7岁的美国男孩被困中国、被迫与远在纽约的家园分离的故事——只因他的父亲成为了政治迫害的打击对象。那个小男孩名叫高嘉（Jia Gao）。
据他的母亲讲述，小嘉每天都会反复提出那些令人心碎的问题：“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学校上学？”“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爸爸？”
这些问题理应触动每一位美国人的良知。
高兟与他的兄弟高强——在国际上以“高氏兄弟”（GaoBrothers）闻名——是中国最广为人知的异议艺术家群体中的杰出代表。数十年来，他们的艺术作品始终直面威权主义、言论审查，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历史记忆的操纵。他们的作品不仅在国际上广为展出，更成为世界各地博物馆、高等学府及文化机构热议的话题。
中国政府指控高兟通过《毛小姐》（Miss Mao）、《基督的处决》（The Execution of Christ）以及《毛的罪过》（Mao’s Guilt）等一系列具有讽刺意味的作品，“诽谤”了国家英雄。这些作品以批判性的视角审视了围绕毛泽东所构建的政治神话，同时也揭示了威权体制中那种将统治者神化为“不可非议”的圣人形象的普遍冲动。而这，正是高兟遭受惩罚的确切原因。
威权体制之所以惧怕独立艺术，正是因为艺术所能触及的领域，往往是政治权力所无法企及的。艺术能够挑战官方叙事，揭露被压抑的真相，并唤醒道德想象力。当政府垄断历史时，哪怕只是一幅画作，也可能变得充满危险。
针对高某的指控不仅具有压制性，更是荒谬至极。用来指控他的法律制定于2018年，而涉案艺术品的创作时间则在此近十年之前。中国当局此举，实际上是在对艺术表达进行溯及既往的刑事定罪。
自《英雄烈士保护法》通过以来，北京方面日益将其武器化，以此压制那些对历史的解读与官方叙事相左的作家、学者、艺术家及网络评论人士。
在高先生的案件中，据报道当局没收了一百多件艺术作品，其中包括一些甚至从未在中国公开展出过的作品。
与此同时，高的家人也沦为了某种只能被形容为“连坐惩罚”的受害者。尽管高先生及其妻子均为美国的合法永久居民，且其子高嘉（JiaGao）是美国公民，但据报道，自高先生被捕以来，中国当局一直禁止其妻儿离境。母子二人均未被指控犯有任何罪行。一名美国籍儿童实际上已深陷于一场针对其父亲的政治案件之中，无法脱身。
由此造成的人道后果令人痛心疾首。
高的妻子表示，一家人如今生活在持续不断的监视之下。据报道，自2025年5月以来，她已被剥夺了与丈夫进行常规探视或通讯的权利。而高先生本人则遭受了长期的单独监禁、健康状况的恶化，并因行使和平表达的权利而屡遭报复。据人权倡导者透露，高先生目前患有严重的膝关节疾病，以至于在会见律师时不得不依靠轮椅代步。他双目失明，且患有呼吸系统疾病。据报道，当局不仅阻挠将必要的药物送达他手中，还拒绝为其提供常规的医疗护理。
然而，在这起案件的所有细节中，或许最令人在情感上感到震撼的画面，并非身陷囹圄的高振本人，而是他那七岁幼子写下的一封亲笔信。
这封致特朗普总统的信函，其内容简单得令人心碎：
“我的家人需要您的帮助。我想回纽约去上学。请您帮帮我的家人。”
信中没有地缘政治的术语，亦无意识形态的辩论；唯有一名渴望重返家园的孩童，发自肺腑的恳求。这种纯真之中，蕴含着一种令人醍醐灌顶的澄澈力量。
在华盛顿，关于中国的讨论往往聚焦于关税、军事力量平衡、半导体产业以及大国博弈等议题。诚然，这些议题至关重要；但像高嘉这样的案例却在警醒我们：威权主义的触角终将延伸至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渗透进家庭、校园，乃至童年本身。
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外交层面的议题，更是一个关乎道德良知的议题。
国际准则已明确昭示：儿童绝不应沦为政治报复的工具。中国已批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该公约强调保护家庭团聚、受教育权以及儿童的福祉。
仅仅因为其父亲涉及政治案件，就阻止一名美国儿童回到他位于美国的家园和学校，这不仅违背了基本的人道主义原则，也违背了中国自身所作的国际承诺。
对于美国人而言，此案应当超越党派政治的藩篱。人们无需完全认同美国对华政策的方方面面，也能明白这样一个七岁的美国男孩理应回到他位于美国的家中。
同样，任何人都不应接受这种针对无辜家属实施“连坐式惩罚”的做法被视为常态。
民主社会的基石在于“个人责任”原则。而威权体制的运作方式往往截然不同：惩罚的范围会从被指控者向外延伸，波及其配偶、子女及亲属。恐惧由此演变为一种集体性的体验；而“沉默”之所以被强行维系，不仅是因为监禁手段，更是因为施加于整个家庭的巨大压力。
正是这一点，使得贾高（JiaGao）的遭遇显得尤为令人不安。
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立即化解这一局面。它可以允许贾高及其母亲自由离境，前往美国。这样做绝不会削弱中国的国力。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应惧怕让一名儿童回到纽约的学校继续求学。
在此愿望实现之前，美国人绝不应任由这一家人的苦难被淹没在沉默之中。
今夜，在中国某地，一个七岁的美国男孩仍在反复追问：他究竟何时才能回到自己的家。唯有当他真正回到家园之时，全世界才应停止对他的关注与倾听。
杨建利博士（Dr.JianliYang）是“天安门屠杀”的幸存者及曾遭中国当局监禁的政治犯，现任《国家评论》（NationalReview）专栏作家，并担任“公民力量”（CitizenPowerInitiativesforChina）组织的创办人兼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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