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新任指挥官，正是那些曾被他上一批将领排挤的人。
来源：外交政策（ForeignPolicy）
作者：Christopher Nye（詹姆斯敦基金会非常驻研究员）与 Charles Sun（耶鲁大学管理学院 Sinovation 研究员）
4月8日，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CMC）为中国人民解放军（PLA）中留任的高级军官召开了“整风”培训会议。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了开幕致辞。在北京国防大学的讲台之上，坐在他身旁的同事仅有一人：张升民。在一月份两名最具权势的将领因涉嫌违纪被立案调查之后，这位中央军委纪检负责人已与习近平一道，成为了中国最高军事决策机构中仅存的两名成员。
大多数外部观察家将这一场景解读为一种“纯洁性仪式”——即习近平长达十年的整军运动中，旨在确保军队完全置于党领导之下而采取的又一次强力收紧举措。习近平演讲的内容——他敦促军官们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与荣光”——似乎也印证了这种解读。然而，当天真正值得玩味的文本并非那篇演讲稿，而是会场的座次安排。在以往此类会议中，前排席位总是坐满了上将军衔的高级将领；而这一次，前排仅有两人就座，且两侧皆由中将陪同。
在过去18个月里，习近平已瓦解了中国军队内部两个最具权势的派系网络。鉴于解放军体系极度不透明，“网络”一词在此仅是分析家们依据军官的履历轨迹与共同任职经历所推演重构出的分析概念，而非指正式成型的政治派系。然而，这些描述揭示了这支军队的一个真实特征——一种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便已存在的“山头主义”心态。第一个派系是所谓的“福建帮”，其核心成员是这样一批军官：习近平在1985年至2007年间于中国东南地区逐级晋升党内职务时，曾与这些人建立了深厚联系。该派系由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和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坐镇；苗华在担任政工部主任的近十年间，几乎掌控了全军所有将领的人事档案。2024年11月，苗华被停职。何卫东则于2024年春季失踪。2025年10月，两人连同其他七名与该派系有关联的将军一道，被开除党籍和军籍。
第二个派系网络——即以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为核心的传统陆军势力——于今年一月垮台。对他们的正式立案审查，标志着本轮清洗周期的最高潮；经此一役，现役将领梯队已变得几近空虚。在体制内部许多人看来，张又侠显赫的战功及其不凡的家世背景——他是军中资历最深的“红二代”将领，且与习近平家族有着世代相传的交情——本应是一道抵御清洗的坚固屏障。然而事实证明，无论身处上述哪一个派系网络之中，都无异于置身险境。
传统的解读认为，随着外部环境日趋严峻，习近平正在大肆安插亲信——即那些因具备高度政治可靠性而被选中的军官。这种解释虽不能说错，却显得空洞乏力。毕竟，苗华和张又侠当初正是依据这一标准被选拔上来的。在他们遭到清洗之前，又有谁会质疑他们对党不忠呢？从理论上讲，习近平完全可以对每一位留任的军官重新进行一次忠诚度审查。但时间已不站在他这一边。他受制于此前做出的各项承诺——其中最关键、最紧迫的一项，便是要在2027年建军百年大庆之前，实现将解放军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这一“战略使命”。若高级指挥层已然分崩离析，又何谈能光荣地实现上述宏伟目标？因此，习近平被迫采取一种更为简化的模式来重建军队指挥体系。
如今，在中央军委各职能部门、各大军兵种以及各大战区司令部中，约有20个高级领导职位正由一批中将以“代理”身份（即解放军内部所谓的“主持工作”）暂行其职，静待正式的任命下达。鉴于缺乏经验丰富的接替人选，加之任期截止日迫在眉睫，预计大多数现任官员将获留任原职。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具备一个关键特征：其职业生涯的成型，得益于那些已被清洗的派系从未掌控过的关系网络。换言之，习近平似乎正在提拔那些曾被其前任将领们刻意压制的军官。然而，正是这种令他们在政治上得以“安全”的经历——即长年处于权力边缘——同时也导致他们缺乏联合作战所必需的威望、信任与实战经验。这批获得习近平最终任命的军官群体，恰恰可能正是最缺乏能力去打赢他正着手筹备的那场战争的群体。
习近平的晋升安排主要汲取自两大网络。首先是纪律检查系统。在繁茂的政治工作体系这棵大树上，纪检工作仅是其中一个分支；然而如今，这一分支已强势崛起，不仅跻身权力中枢的顶端，还占据了四大军种中两个军种的关键职位，并登上了中央军委的权力高地。新晋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升民，是一位职业政治工作干部；他早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现为火箭军）奠定了职业基础，随后接掌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自2017年起一直担任此职。现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副主任、同时也是近期高级干部培训班主要组织者的熊早元，十年前曾与张升民在第二炮兵部队共事。陆军和空军的代理政治委员——张曙光和石鸿干——均为纪律检查书记出身，并直接向张升民汇报工作。
在军事指挥作战领域，也呈现出与之平行的格局。目前执掌中央军委“中枢神经系统”的一批核心军官，大多是拥有空军背景的中将，其中包括：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代理主任董力；负责训练管理的刘迪；以及负责后勤保障的陈驰。火箭军代理司令员雷凯并非导弹部队出身。他曾在2009年和2015年的阅兵式上，率领战机编队飞越天安门广场。两位新晋升的三星上将级战区司令员——东部战区的杨志斌和中部战区的韩卫国——均为空军将领；这一任命打破了长期以来由陆军将领执掌战区指挥权的传统。
这些军官的崛起，承袭了许其亮将军的政治遗产。许其亮是一位空军将领，曾于2012年至2022年间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他于2025年逝世）。作为习近平主导的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的常务副组长，许其亮将联合作战和空军力量推到了解放军未来发展的核心地位。他也是在那段时期内获得晋升的一代空军军官的强有力支持者。在他退休之后，这一批空军军官群体便失去了其在最高层级的政治靠山。而由苗华领导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正是负责全军高级军官选拔与晋升的制度化渠道。张又侠在指挥系统内部，牢牢掌控着向习近平举荐人选的渠道。两人都不必刻意去阻挠那些“徐系”出身的空军将领；他们只需不予举荐便已足够。这些空军将领并未就此消失，他们的仕途只是陷入了停滞——直至今日。
为阐明这一规律，不妨考察两位军官：林向阳与杨志斌。两人晋升中将军衔的时间相隔仅约九个月——分别是在2020年4月和2021年3月——且当时两人的年龄与所处的职业阶段均大致相当。林向阳在中将晋升一年半后，即2021年9月，便升任上将军衔。而杨志斌却足足等待了四年零九个月，期间历经三个战区副职岗位的轮换，直至2025年12月才最终晋升上将。造成这一差异的关键，在于林向阳所依托的“人脉圈”——即由苗华与何卫东分别坐镇的第31集团军及东部战区。相比之下，杨志斌的背景则是空军航空兵群体——这一群体由徐才厚一手提拔，却在徐退休后便遭到了边缘化；杨志斌之所以能最终获得晋升，恰恰是在苗华与何卫东淡出权力核心之后。
综观全局，在习近平大刀阔斧的军队整肃之后所呈现出的这一晋升规律，可谓显而易见。如今占据政治工作要职的纪检监察干部，以及执掌联合作战与跨军种事务的空军将领群体，有着一段共同的历史：在苗华与张又侠主导军务的那些年里，他们都曾眼睁睁看着晋升机会落入他人之手。习近平并未凭空打造出一支全新的干部队伍；他所做的，是刻意提拔那些曾被此前已被瓦解的权力网络所排挤、忽视的军官。
这种解读的视角虽较“忠诚测试”的框架更为狭窄，却能提供更为精准的预测。它表明，习近平的人才库远非像那些“失踪”事件的频发所暗示的那般匮乏；这些人才不过是被掩埋了起来。随着解放军百年大庆的临近，预计将迎来一波正式的任命确认潮；届时，那些不仅效忠于新权力网络、更能证明自己曾被排斥于旧有网络之外的军官，恐将更受青睐。
当然，有一种常见的反驳论点。被清洗的势力网络总会留下一些竞争对手，他们会从中获益；飞行员和纪律监察员只是当时能找到的、未被腐蚀的高级军官中人数最多的一批。这当然没错。但具体的任命意义远不止于此。空军军官现在担任五个核心职务。纪律监察秘书同时兼任四个军种中两个军种的代理政委，这跨越了政治工作体系中通常受到尊重的一条分支界限。被动地调动清廉的军官并不能产生这种模式。这种选拔是经过甄别和有意为之的，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残余。
目前尚不清楚的是，这批人能否在作战压力下保持团结。徐晋升时期培养的飞行员在服役的最后几年里，一直在等待那些比他们级别更高的势力网络瓦解；而现在担任政委的政治工作官员，在同样的几年里，身处一个旨在监视其他军官而非与他们并肩作战的机构之中。这两种背景都无法培养联合作战所需的跨军种信任。这种信任缺失在和平时期的阅兵式上并不明显，而是在战时指挥中会显露出来。一位经验丰富的陆军指挥官会听从一位职业生涯主要在空军度过的战区指挥官的意见吗？毕竟，在以陆军为主导的解放军中，空军长期以来都被视为边缘军种。一位作战指挥官会坦诚地与一位毕生致力于拉拢其他军官的政治委员交流吗？这些时刻，军种间的信任要么维系，要么破裂。习近平提拔了那些被他之前的将领阻挠的军官，为自己打造了一个政治上安全的指挥体系。但他能否打造出一个能够并肩作战的指挥体系，则是另一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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