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追光者
梁嘉麗
梁銘康
2026 年 7 月 15 日
吳偉豪（阿拔）出獄後，被騷擾、跟蹤、監控，連工作也找不到，「每天活在恐懼中，怕被秋後算帳，無法正常生活、社交」。萬念俱灰之下，他吞下200粒藥丸，獲救後懲教署職員找他，「說我不適應社會，要入返去」。最後，他決定離開，到英國尋求庇護，過程卻一波三折，內政部在接獲申請後三個月就拒絕他的申請，指沒證據顯示他在港受政治壓迫，他現時已等候排期上訴逾半年。協助他的組織批評，內政部不了解香港情況、「非常虛偽」，整個程序亦很官僚，「對有刑事紀錄的人存在偏見」。
去年6月，阿拔飛抵英國並尋求政治庇護，然而申請不足三個月就被英國內政部拒絕。在會面的房間內，職員問他的被捕經歷、獄中情況，出獄後的生活、為何覺得他受迫害等，他必須一再重複和記起自己在香港的經歷，「我只想逃離現場，他們的問題很尖銳，為何要挑我的創疤」。他覺得，對方不相信自己，一直在推翻他受過的傷害。
吳偉豪抵英後雖然面對前途種種未知，但仍積極分享自己在囚時的經歷，包括那些難以宣之於口的創傷。（梁銘康攝）
幾個月後接受訪問，說到在會面室內的情況，阿拔呼吸仍然急促，他訴說，內政部可以從新聞或網路上找到有關自己案件的資訊，但那個空間和對方的問題，卻令他的創傷壓力後遺症突然發作。
協助處理阿拔個案的香港公民代表會議成員郭子健指出，像阿拔這種被香港政府指控的港人，到英國尋求庇護，很多時都會遇到不被信任然後遭拒的情況，「他們會質疑申請者，說他的經歷跟政治迫害無關，因為港府對他的檢控只是『非法集結』」。但他強調，內政部要清楚不少在香港和平示威而無法獲得公平審訊的都屬於政治犯，「他們在香港坐了冤獄，到英國仍要被行政部門阻撓，英國當局對香港情況好像很不清楚，很虛偽」。
出獄後難謀生計 東家遭不同政府部門調查
阿拔在2023年4月獲釋，以為可以重新過着簡單的生活，怎料事情比他想像的複雜。他說了幾遍，舊老闆對自己很好，待他如兒子和「接班人」，甚至為他撰寫求情信。獲釋後他決定重新聘請阿拔，怎料還未開工，卻突然說：「公司出了事」，被不同政府部門調查，「海關官員跟他說，如果想公司繼續做下去，就不要聘請他」。無法在舊東家繼續工作，阿拔黯然神傷，覺得坐牢尚可處理，感慨為何獲釋仍無法「正常繼續生活」。
但他沒有放棄，找到另一間願意僱用他的公司，怎料上班幾天又遇上打壓，「那間公司跟政府有合作，最後迫於無奈跟我說，聘請我有很大風險，公司還有其他員工…我當然知道發生甚麼事」。然後他嘗試自己開公司，但做不到一個月，卻被指控「洗黑錢」、是「被通緝人士」，「如果我洗黑錢，為何放監後不立即拘捕我？」
幾個月後接受訪問，說到在會面室內的情況，阿拔呼吸仍然急促，他訴說，內政部可以從新聞或網路上找到有關自己案件的資訊，但那個空間和對方的問題，卻令他的創傷壓力後遺症突然發作。
協助處理阿拔個案的香港公民代表會議成員郭子健指出，像阿拔這種被香港政府指控的港人，到英國尋求庇護，很多時都會遇到不被信任然後遭拒的情況，「他們會質疑申請者，說他的經歷跟政治迫害無關，因為港府對他的檢控只是『非法集結』」。但他強調，內政部要清楚不少在香港和平示威而無法獲得公平審訊的都屬於政治犯，「他們在香港坐了冤獄，到英國仍要被行政部門阻撓，英國當局對香港情況好像很不清楚，很虛偽」。
出獄後難謀生計 東家遭不同政府部門調查
阿拔在2023年4月獲釋，以為可以重新過着簡單的生活，怎料事情比他想像的複雜。他說了幾遍，舊老闆對自己很好，待他如兒子和「接班人」，甚至為他撰寫求情信。獲釋後他決定重新聘請阿拔，怎料還未開工，卻突然說：「公司出了事」，被不同政府部門調查，「海關官員跟他說，如果想公司繼續做下去，就不要聘請他」。無法在舊東家繼續工作，阿拔黯然神傷，覺得坐牢尚可處理，感慨為何獲釋仍無法「正常繼續生活」。
但他沒有放棄，找到另一間願意僱用他的公司，怎料上班幾天又遇上打壓，「那間公司跟政府有合作，最後迫於無奈跟我說，聘請我有很大風險，公司還有其他員工…我當然知道發生甚麼事」。然後他嘗試自己開公司，但做不到一個月，卻被指控「洗黑錢」、是「被通緝人士」，「如果我洗黑錢，為何放監後不立即拘捕我？」
一般港人移英的「家當」可能是家中珍藏、或者在英國難以找到的小家品；阿拔的「家當」就是一疊又一疊證明自己在囚經歷的文件。不過未及運抵英國交予內政部，其庇護申請就已倉卒被拒。（梁銘康攝）
無法正常工作，連日常也活在監控中。他透露，每逢「大時大節」如六四、721、831等日子，都被人嚴密跟監，「5月開始問我六四會做甚麼、去哪，要我告訴他們會在哪出現讓他們有心理準備，但是我是自由身！為何要跟你說？」他又舉例自己住元朗，7月21日在元朗出現卻被搜身，「除非我不在元朗住，但香港這麼多地方有哪區不敏感？沙田、荃灣、太子、中環難道不敏感？」
他覺得跟蹤監視自己的人，明顯為了讓他知道被監視，坦言每天也活在恐懼中，不知哪年哪月不小心在網上說了甚麼或跟甚麼人食了飯，會被秋後算帳甚至讓他再次入獄，「朋友也怕了我，食完飯各自回家都被跟蹤，令我不能有正常生活、正常社交」。
這些一切，最終讓他萬念俱灰、生無可戀，吞下200粒藥。然而，最瘋狂的並非自殺，而是住院期間有懲教署人員找他，說他無法適應這個社會，「有可能要我再返入赤柱」，他頓時崩潰，覺得當局令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失去工作，又令他失去社群生活、被孤立，但因為那時仍有監管令在身，他根本無法發聲。
一句「要你返入赤柱」，勾起他在獄中的痛苦回憶，他無法想像如果再回到獄中，會面臨怎樣的困境，那個性侵他的人、那些對事件視若無睹的人，是否仍然存在，將會如何對待他。
獄中遭性侵 被施壓要求撤控
他解釋，性侵他的人是俗稱「B仔」、擁有特權的犯囚，事件發生了三、四次，每次他都啞忍，有很多次朋友來探他時，自己都忍不住哭起來，卻甚麼也說不出口，「我不敢說，如果我爆發，怕自己控制不了」。直至他得悉，對方前一次入獄時，同樣性侵過其他囚犯，他決定報警。但報警卻並非如想像中容易，「我要求報警，但懲教職員跟我說若堅持就調我到其他期數，但我是受害人，報警是公民權利」。
報警後，阿拔不斷被施壓，要求他撤控。他從沒想過，為事件負上代價的，不是施虐者，竟是作為受害者的他，「我被單獨囚禁，24小時只得我一人，完全隔絕其他人」，還被一名職員全天監控，直至他決定撤控，才把他放回大房，「我被人性侵，你卻以我多了一支筆來懲罰我、單獨囚禁我，不斷鎖我（水飯房），他們說是保護我，但我已沒有這麼多心力跟懲教爭論」。他覺得被單獨囚禁並非為了保護，而是局方再次向自己施以政治暴力。
決定撤控，因為他覺得自己身處整個權力系統的風眼，「根本無人可以幫我彰顯公義」，無奈、無力、無助，事情早已讓他心力交瘁。然而，最令他傷感的，還有那張撤控陳述書，「他們要我寫，因為我是同性戀者，我愛慕對方，才會作出這種性行為」。即使是幾年後的今天，阿拔把事情說出來時，仍然顯得激動，坦言掌權者用「骯髒」的手段迫他寫，「編一個故事出來，完美結束就算，他們怕我事後會爆出來」。
在難民庇護的申請中，阿拔有提到在獄中遇到的性侵事件，以及後來被警告「有可能要返入赤柱」後，事件成為一個實在而明確的風險，香港公民代表會議成員郭子健認為他獄中遭受性侵明顯是一種迫害，如果阿拔必須回港，則代表他要再次面臨這個風險，「明知囚犯有不止一次性侵他人的歷史，卻將他跟其他囚犯放在一起，跟進阿拔申請案件的律師都接納這是系統性迫害，是尋求庇護的理據」。
除了性侵事件，阿拔在獲釋後無法繼續在香港如常生活，仍遭打壓、監控、騷擾，郭子健指出這些同樣是申請庇護的重要理據，「由懲教到國安，他不能在香港重新正常生活，這是他不能回港的理由，因為他在香港會繼續被打壓」。他認為若阿拔回到香港，自由和表達權利會繼續被剝削，而他本來就是不平則鳴的人，很大機會再次觸犯法例。
內政部建議流亡港人「返大陸」就醫
他又批評，內政部刻意沒有把這些迫害的事件納入申請庇護的考慮要素中，是長久以來的官僚文化和作風，公務員對移民和難民都帶有偏見，「尤其是對坐過牢的人，他們不理會原因，只要見你有刑事紀錄，就覺得你不是好人，又要趕KPI，審批倉促，有時沒有仔細審視每個個案」。他覺得政府部門要追KPI（關鍵績效指標）無可厚非，但審批機制卻失效，欠缺公平公正的對待。
無法正常工作，連日常也活在監控中。他透露，每逢「大時大節」如六四、721、831等日子，都被人嚴密跟監，「5月開始問我六四會做甚麼、去哪，要我告訴他們會在哪出現讓他們有心理準備，但是我是自由身！為何要跟你說？」他又舉例自己住元朗，7月21日在元朗出現卻被搜身，「除非我不在元朗住，但香港這麼多地方有哪區不敏感？沙田、荃灣、太子、中環難道不敏感？」
他覺得跟蹤監視自己的人，明顯為了讓他知道被監視，坦言每天也活在恐懼中，不知哪年哪月不小心在網上說了甚麼或跟甚麼人食了飯，會被秋後算帳甚至讓他再次入獄，「朋友也怕了我，食完飯各自回家都被跟蹤，令我不能有正常生活、正常社交」。
這些一切，最終讓他萬念俱灰、生無可戀，吞下200粒藥。然而，最瘋狂的並非自殺，而是住院期間有懲教署人員找他，說他無法適應這個社會，「有可能要我再返入赤柱」，他頓時崩潰，覺得當局令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失去工作，又令他失去社群生活、被孤立，但因為那時仍有監管令在身，他根本無法發聲。
一句「要你返入赤柱」，勾起他在獄中的痛苦回憶，他無法想像如果再回到獄中，會面臨怎樣的困境，那個性侵他的人、那些對事件視若無睹的人，是否仍然存在，將會如何對待他。
獄中遭性侵 被施壓要求撤控
他解釋，性侵他的人是俗稱「B仔」、擁有特權的犯囚，事件發生了三、四次，每次他都啞忍，有很多次朋友來探他時，自己都忍不住哭起來，卻甚麼也說不出口，「我不敢說，如果我爆發，怕自己控制不了」。直至他得悉，對方前一次入獄時，同樣性侵過其他囚犯，他決定報警。但報警卻並非如想像中容易，「我要求報警，但懲教職員跟我說若堅持就調我到其他期數，但我是受害人，報警是公民權利」。
報警後，阿拔不斷被施壓，要求他撤控。他從沒想過，為事件負上代價的，不是施虐者，竟是作為受害者的他，「我被單獨囚禁，24小時只得我一人，完全隔絕其他人」，還被一名職員全天監控，直至他決定撤控，才把他放回大房，「我被人性侵，你卻以我多了一支筆來懲罰我、單獨囚禁我，不斷鎖我（水飯房），他們說是保護我，但我已沒有這麼多心力跟懲教爭論」。他覺得被單獨囚禁並非為了保護，而是局方再次向自己施以政治暴力。
決定撤控，因為他覺得自己身處整個權力系統的風眼，「根本無人可以幫我彰顯公義」，無奈、無力、無助，事情早已讓他心力交瘁。然而，最令他傷感的，還有那張撤控陳述書，「他們要我寫，因為我是同性戀者，我愛慕對方，才會作出這種性行為」。即使是幾年後的今天，阿拔把事情說出來時，仍然顯得激動，坦言掌權者用「骯髒」的手段迫他寫，「編一個故事出來，完美結束就算，他們怕我事後會爆出來」。
在難民庇護的申請中，阿拔有提到在獄中遇到的性侵事件，以及後來被警告「有可能要返入赤柱」後，事件成為一個實在而明確的風險，香港公民代表會議成員郭子健認為他獄中遭受性侵明顯是一種迫害，如果阿拔必須回港，則代表他要再次面臨這個風險，「明知囚犯有不止一次性侵他人的歷史，卻將他跟其他囚犯放在一起，跟進阿拔申請案件的律師都接納這是系統性迫害，是尋求庇護的理據」。
除了性侵事件，阿拔在獲釋後無法繼續在香港如常生活，仍遭打壓、監控、騷擾，郭子健指出這些同樣是申請庇護的重要理據，「由懲教到國安，他不能在香港重新正常生活，這是他不能回港的理由，因為他在香港會繼續被打壓」。他認為若阿拔回到香港，自由和表達權利會繼續被剝削，而他本來就是不平則鳴的人，很大機會再次觸犯法例。
內政部建議流亡港人「返大陸」就醫
他又批評，內政部刻意沒有把這些迫害的事件納入申請庇護的考慮要素中，是長久以來的官僚文化和作風，公務員對移民和難民都帶有偏見，「尤其是對坐過牢的人，他們不理會原因，只要見你有刑事紀錄，就覺得你不是好人，又要趕KPI，審批倉促，有時沒有仔細審視每個個案」。他覺得政府部門要追KPI（關鍵績效指標）無可厚非，但審批機制卻失效，欠缺公平公正的對待。
阿拔早於雨傘運動前就曾在廣州參與示威被公安拘留近一個月，這部被公安當局貼上條碼，證明他曾遭中國當局拘禁的手機，亦未能及時交予建議他回中國就醫的內政部。（梁銘康攝）
郭子健又舉例，過去有些香港政治犯收到難民庇護聲請的拒絕信時，會寫「被捕不是迫害」，但這次除了否定阿拔的政治參與外，更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建議，例如建議他到中國求醫。
內政部這個建議，讓阿拔摸不着頭腦。拒絕申請的信中提到，建議他若有精神上的問題，可以到中國杭州的醫院求醫，「即使我精神健康有問題，我會不會浪費錢和時間返大陸醫？」郭子健亦覺得建議很不合理，「90分鐘的面試，你就估計他有這個狀況要去大陸醫，是無可能的，英國醫生做評估都以星期去計，為甚麼可以這麼短時間作出這建議？我們都很詫異」。
去年9月阿拔申請上訴，排期至今已有8個多月，「現時可以留在英國，不能工作但可以讀書、生活」，今年即將45歲的他，希望可以工作、有收入，過正常生活。有沒有想過如果申請不獲批被遣返香港，將面臨怎樣的處境？他苦笑一聲，「返香港會面對再一次被打壓… 嗯… 我無法想像，預計會再次坐監… 等於把我送死沒分別…」
郭子健又舉例，過去有些香港政治犯收到難民庇護聲請的拒絕信時，會寫「被捕不是迫害」，但這次除了否定阿拔的政治參與外，更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建議，例如建議他到中國求醫。
內政部這個建議，讓阿拔摸不着頭腦。拒絕申請的信中提到，建議他若有精神上的問題，可以到中國杭州的醫院求醫，「即使我精神健康有問題，我會不會浪費錢和時間返大陸醫？」郭子健亦覺得建議很不合理，「90分鐘的面試，你就估計他有這個狀況要去大陸醫，是無可能的，英國醫生做評估都以星期去計，為甚麼可以這麼短時間作出這建議？我們都很詫異」。
去年9月阿拔申請上訴，排期至今已有8個多月，「現時可以留在英國，不能工作但可以讀書、生活」，今年即將45歲的他，希望可以工作、有收入，過正常生活。有沒有想過如果申請不獲批被遣返香港，將面臨怎樣的處境？他苦笑一聲，「返香港會面對再一次被打壓… 嗯… 我無法想像，預計會再次坐監… 等於把我送死沒分別…」
不能合法工作、租屋，阿拔雖然不至於要入住由內政部提供的難民住宿，但生活難免枯燥，健身成為一大娛樂，更多時間就投放在重覆細閱書櫃中的一頁頁文件，希望找到更多能夠說服內政部的證據。（梁銘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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