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偉：禁書年代的香港書展

来源： 胡志偉牧師文集  2026-7-17  

禁書年代的香港書展

盛世年代的香港書展，出版自由、言論自由，不同書店或出版社有特別針對時勢的新書。

想當年，2003年香港書展，有尊子著的政治諷刺漫畫《煲呔僧》（次文化堂出版），也曾有分別諷刺董建華與葉劉淑儀的《老懵董》（2000年出版）及《掃把頭》）（2001年出版）。

盛世年代，香港書展有「基督教出版聯會設立「基督教坊」，集合香港不同教內出版社與機構，一同推動閱讀，有其作用。

商業主導的散貨場

早於2015年，任志強（飲者）已對香港書展提出質疑：「如是，一個由貿發局主導的年宵式大賣場，就在各大媒體合力炒作、市民努力配合之下，成為了我們每年夏季的城中盛事。而不管場內場外，從排隊進場時的乾煎烘焙、不同場館之間的潮水人群，到大小攤檔的劈價散貨、顧客一車二車的掃，都充滿極強烈的壓迫感和慘烈氣氛⋯ 有趣的是，差不多每年都有人慨歎，書展不知何時失去了文化氣息淪為散貨場；其實自從貿發局接手主辦這二十多年來，書展一直如此，何『淪為』之有？」」（〈拒絕書展〉，《時代論壇》，2015年7月17日)

當香港書展以商言商，主辦單位以市場銷售作為其定位，參展出版社與書店要付出昂貴的參展費用，所謂推廣閱讀，變成了口號而已。香港書展已經變質，商業主導，失掉了文化靈魂，成為促銷的短期散貨場了。

那些年，已經有聲音發出，昂貴的場租成本與「基督教坊」的存在價值。有些基督教背景的出版社，如「突破」，從來不參與「基督教坊」，選擇用另外方式臨在書展當中。倘若經營艱難的教內團體，不能取得合理回報，反要倒貼，我們便得反思「基督教坊」是否值得繼續存在當中？

有些同工認為其他宗教或異端不斷擴展，失了「基督教坊」便是失掉見證的臨在。這些機構同工務要使「基督教坊」不計成本延續下去。

安全界限的出版書

2020年通過「國安法」之後，紅線無處不在，香港已經失掉出版自由與言論自由。不同獨立書店被招呼，有些店員無辜被捕，敏感書本不能售賣，公共圖書館或大學圖書館要下架。

香港書展的生態，正反映香港整體社會自由的倒退。隨著國安法等紅線的出現，這條紅線在實踐中成為無法看見且會隨意「飄移」的「紅線/紅外線」（任志強於2026年七一祈禱會的分享）

任志強認為，高壓的社會氣氛讓市民與出版界自設安全界限。為了書展的展銷與出版策略，大多出版社（包括基督教出版社）為了避險而放棄公共領域的探討，導致書籍與文化討論變成單一化、犬儒化，甚至呈現一種「文化貧血」狀態。

當香港進入「禁書年代」，香港書展已經成為笑話，我們便得反思：「基督教坊」是否也到了退場的時候？若果繼續存在，就是唱好香港故事，說明香港仍有出版自由與言論自由。

我想未來歲月，更多有良知的港人會選擇不去「香港書展」買書，因為這項所謂盛會已經失掉其原來的意義。

推動閱讀的出版社

「去書展」買書，與鼓勵閱讀，是兩回事，不存在必然關係。當只存在官方認可「政治正確」的書本可供購買與閱讀，我想這種「限制式閱讀」，正是讀者有權選擇與否。

請不要向我說，閱讀宗教書本，與政治無關，因為所有閱讀是個人自主獨立的思考，必然與廣義的政治相關。當政權或教權指定哪些書可以閱讀與否，這種「由上而下」的權力操控，正是讀者個人行使其自由意志，選擇配合與否。

今日，教會不會出現禁書名單。過去，教會歷史曾經有，現在汲取了教訓，教會領袖明白「禁書」，只會造成反效果。

我想起多年前，聯同其他機構借用某宗派大堂會，舉辦特別聚會，設有書攤。想不到，這大堂會行政幹事奉上面之令，要求把售賣書本的名單送檢，方能成事。這心態反映在上的，憂慮某些不合心意的書本，一旦出現在某大堂會，便會污染了其信仰的純潔性。

基督教出版社的存在，不是為了賣書的求存，乃是為了國度使命。出版社同工要重新定位其存在的價值與使命。當我們思考是培育哪些國度門徒，我們便要認真看待其出版使命。有些出版社，為了營利而出版某些垃圾書本（不宜出版，只因滿足作者虛榮感而代其出版，通常作者支付出版社有關費用。）

當基督教出版社能以推動閱讀為目的，培育能獨立思考且有辨識能力的信徒為己任，適當分享其文字資源（網絡圖書館等），提升下一代有深度且持續的閱讀，這便是使命的達成了。追求暢銷書的出版，不應成為使命的指示。

書局是途徑，書展也是途徑，並非目標所在。基督教出版社可以因應商業環境結束門市，也可以拒絕書展。香港基督教出版社仍然有大概1400間堂會，可作為零售的渠道，而這個優勢非外界出版社與書店所能及。

結語

是時候，香港基督教出版社與信徒重新思考去香港書展的意義。我想若果身在香港，我不會再去香港書展了！我愛閱讀，去不去書展與閱讀，確實關係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