貶英反殖、隱惡諉過——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一 （程翔）

文章来源：追光者 程翔

2026 年 7 月 22 日

最近，「休整」了五年多的「香港歷史博物館」重新開放，其展示的「新內容」可以說是2020年《國安法》頒佈後中共篡改香港歷史「成果」的集中表現，其特點是「貶英反殖、隱惡諉過」。本文將集中論述它「貶英反殖」的一面，將來有機會再論述其「隱惡諉過」的另一面。

這五年間，中共改寫香港歷史敘事的政策層出不窮，包括：

1/ 教科書定調：否定「殖民地」法律地位。當局在2022年推行的高中「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取代原有的通識科）教材中，明確提出了新的歷史觀。教材強調，中國政府從未承認過三項不平等條約，因此中國一直擁有香港主權。英國在香港只是「實行殖民管治」，而香港並不是「英國殖民地」。教材並援引1972年聯合國在中共要求下將香港、澳門從「殖民地名單」中剔除的事實，作為香港不具殖民地地位的國際法證據。

2/ 政治敘事：全盤否定英治對香港的貢獻。官方在2021年發佈的《「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強調，英國在長達150多年的統治中，絕大部分時間並未在香港推行民主，港督由英國直接委任，立法權長期掌握在委任官員手中。彭定康末代港督推行的民主化改革是「別有用心」，認為這是英國在撤退前製造社會矛盾、安插代理人的手段，而非真心為了香港的民主。

3/ 推出中共版本的香港歷史《香港志》。筆者曾經用「失實偏頗、欠缺史德」撰文批評這種改寫歷史的惡行 [1]，這裡不贅。

這次翻新博物館展覽（以下簡稱「新展覽」），既延續了上述政策的主軸，又通過現代視像科技將之「強化」使其更容易「入心入腦」，筆者將其「貶英反殖」的特點歸納為三點。

第一，否定英國統治的合法性。

香港的歷史，離不開英國的統治，英國的統治又離不開三個條約。這是英國統治香港的法律依據。但在新展覽中，它將「割讓」變成「割佔」，以區別於法理上的領土轉移，從而削弱英國統治的合法性，讓我們看看關乎香港的三個條約原文：

1/ 《南京條約》（1842年）（全稱為 《大清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第三款）：

「因大英商船遠路涉洋，往往有損壞須修補者，自應給予沿海一處，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準將香港一島給予大英帝國主上，及其後嗣長久主掌，任便立法治理。」這裏明確使用了「給予」（割讓）字眼，且規定是「長久主掌」（永久割讓）。

2/ 《北京條約》（1860年）（全稱 《中英續增條約》）（第六款）：

「……將粵東九龍司地方一區，……准其毀約，由大清大皇帝將該地界付與大英大君主並曆後嗣，常川管轄，作為英屬香港境內。」（注：此處的範圍是指現在的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包括昂船洲。） 同樣是「付與」（割讓），且將其併入香港境內，也是永久性質。

3/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1898年），其關鍵條款是：

「……溯自開闢以來，至今大英國家深感擴展香港界址，實屬迫不可少。……是以大清大皇帝允準將附件所列之水陸各界，租與大英國家，以九十九年為限。」

第一和二條約的原文很清楚，是「割讓」，並非「割佔」。政治上，中共可以以三個條約均為城下之盟而不予承認，但法律上卻不能說英國是「割佔」或「非法佔據」香港。

除了三個條約從外交上奠定英國統治的合法性外，英國內部兩份文件也奠定了香港的憲政基礎，它們是「英皇制誥」（Letters Patent）和「王室指令」（Royal Instruction）、這兩份文件把英國的君主立憲制度移植到香港。這是中國廣袤地域在經歷數千年的封建統治後第一次出現憲政的地方，其劃時代的歷史意義非同凡響。

《南京條約》開啟五口通商，唯獨香港能夠發展成為「東方之珠」，就是因為滿清把香港「割讓」給英國，使得英國有合法權力來按其方式方法全面建設香港。其他四個「條約港」（treaty ports）內部設立的「租界」，可以勉強用「割佔」來形容，英國無法全面行使管轄權，所以最終無法建設成為國際大都會。拿香港和其他四港比較，就可以看出「割讓」和「割佔」的分別。

為了強調英國「割佔」之非法性，新展覽內容多處強調香港中國人數量雖多但華人地位低的特點，以突出英國殖民統治之惡（如對《歷史變遷》、《摩登城市》等部分的介紹）。但新展覽卻不願承認，香港通過與英國的關係，首次登上歷史舞臺，一躍而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員，比中國大陸其他地區要早半個世紀（以1911年民國元年作為標記）。

所以，從真正客觀的歷史陳述來看，兩個領土割讓文件（外交）及兩項憲政建設文件（內政）的影印本，都應該存放在一個正常的「香港歷史博物館」裏，因為它們都構成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的「出世紙」。但這些構成香港身份（Identity）的文件，其重要意義都沒有在新展覽中突出，原因無他，都是為了貶英非殖。

關於中國滿清政府「割讓」香港的歷史事實，楊穎宇先生有詳細的考證，見其在《教育刺針》的專欄：《間接承認館方竄改歷史，服膺中共史觀》，讀者可以參考 [2]。對「割讓」與「割佔」的問題筆者將另文詳述。

第二，它徹底否認英國在促成香港從一個小漁港變成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的貢獻。

在新展覽中，對英國在香港150多年的統治中，中共唯一肯定的是英國建立了一個「自由港」，其他着墨不多。但任何客觀研究香港發展的人都會同意：英國對香港最大的貢獻遠不止一個自由港，而是建立了一套獨立於行政權力之外的「法治與制度框架」，並使其與國際市場無縫接軌。這個架構包括四個組成部分：

1/ 確立「普通法系」與司法獨立。

在這套制度下，普通法的法律邏輯具有高度的可預見性，這對商界至關重要。司法獨立則讓法官在審判時不受行政長官或外部勢力的直接干預，這使得香港在歷史上成為了中國乃至亞洲唯一一個可以「民告官」且勝訴率不低的地方。這套制度是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基石。

2/ 廉潔高效的公務員體系與「廉政公署」。

英國的政治傳統移植香港後，在香港建立了一套「文官系統」（civil servant system），這個系統培養了一支高度專業、中立、不參與黨派政治的公務員隊伍，確保了城市管理的極高效率。在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期間，這套文官系統是中共希望極力保存的制度之一。此外，在1970年代以前，香港社會貪腐嚴重。1974年成立的廉政公署徹底扭轉了社會風氣，建立了「零容忍」的廉潔文化。這也促成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其中一個要素。

3/ 自由港政策與「積極不干預」

英國確立了香港作為自由港的地位，不設關稅壁壘，資金、資訊和人員可以自由進出。財政司郭伯偉（John Cowperthwaite）提出的「積極不干預主義」（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才有了後來的「亞洲四小龍」之首。

4/ 連接中外的「樞紐」角色

香港是一個「雙語」社會，雖然中文地位曾被長期壓制，但英語作為官方語言的使用，讓香港在二戰後能迅速承接全球化浪潮，成為跨國企業進入亞洲的首選門戶。香港更是普世價值的視窗：英國帶入的契約精神、產權保護、言論和學術自由，為香港培養了一大批具有國際視野的專業人才（法律、審計、金融）。

所以，英國最大的貢獻在於它為香港提供了一套「作業系統」（operating system）。這套系統不僅讓香港從一個荒涼的小漁村變成了全球頂級城市，更重要的是，它為中國後來的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現成的、可借鑒的國際化範本。如果沒有這套成熟的制度，香港在1978年後作為中國對外籌集資金、獲取技術和資訊的橋樑作用，將會大打折扣。

為了貶低英國的作用，新展覽用了不少篇幅陳述香港在英國人來之前絕非不毛之地，而是已經發展出豐盛文化的地方。它不願意承認，英國的作用是促成一個「範式轉變」（paradigm shift），這是中國其他地方所沒有的。否則，當年內地比香港更先進的地方有的是（例如1840年代的上海和廣州就比香港富庶得多），但為甚麼只有香港能夠脫穎而出？就是因為英國在香港促成這個「範式轉變」。

制度是骨架，決定了城市運行的效率與公平；文化是血肉，決定了這座城市的性格與靈魂。正是這兩者的結合，才造就了那個獨一無二的「東方之珠」。這種結合最了不起的地方在於：它在中國的土地上，證明了「中國人的勤奮」+「西方的法治規則」可以產生多麼驚人的化學反應。這也是為甚麼在改革開放初期，香港能成為中國走向世界的唯一範本。


程翔

資深傳媒人


[1] 程翔 《香港地方志》失實偏頗 20210114 信報

https://www1.hkej.com/hkejwriter/article/id/2686102/%E3%80%8A%E9%A6%99%E6%B8%AF%E5%9C%B0%E6%96%B9%E5%BF%97%E3%80%8B%E5%A4%B1%E5%AF%A6%E5%81%8F%E9%A0%97

及《香港地方志》欠缺史德 程翔 20210121 信報

https://www1.hkej.com/hkejwriter/article/id/2691156/%E3%80%8A%E9%A6%99%E6%B8%AF%E5%9C%B0%E6%96%B9%E5%BF%97%E3%80%8B%E6%AC%A0%E7%BC%BA%E5%8F%B2%E5%BE%B7?ref=hkejwriter

[2] 見《教育刺針》2026年4月7日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