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府高调拘捕两间独立书店负责人及员工后，官方是否应公开「禁书名单」，再次成为关注焦点。港府高层被追问时，辩称官方不制订禁书名单，是为防止有人借更改书名避过法网，但亲中学者亦承认，官方做法会令经营者陷入两难，认为值得探讨。分析认为，官方担心公开「禁书名单」，等同宣告香港已没有出版自由，但事件已向外界呈现香港正进行资讯审查，料将影响国际投资者对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信心。
2026年7月初，香港「留下书舍」书店创办人岑蕴华(图左)和被国安戴上手铐带走的书店职员(图右)，被扣留两日后已获准保释。(麦燕庭提供) © 法广中文/麦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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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香港特约记者 麦燕庭
被港警国安拘捕的「留下书舍」和「田园书屋」五人，被扣留两日后，于今(17日)早获准保释。「留下书舍」创办人之一的岑蕴华，离开北角警署时身穿黑衣，衣背印有鲁迅《故乡》中的一句话：「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被问到感受时，他只表示，相比自己，更关心同事的情况。
港国安针对独立书店的行动，所引发的疑虑与讨论，未有随着涉事者获释而平息。反而因事件中，港府指涉事书店展示及售卖具煽动意图书籍，令人关注官方是否已有一套「禁书」名单，以及应否向公众说明何谓「禁书」，以免市民因不知情而误堕法网，再次成为讨论焦点。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被媒体追问涉事书店展示了哪些涉嫌具煽动意图的书籍时强调，法律已清楚说明何谓具有「煽动意图」的行为，直指有书店仍在从事具「煽动意图」的行为，重申任何人触犯法例，就是僭越了「红线」，只要有证据，执法部门便会依法采取拘捕及检控行动。
与邓炳强指法律已就煽动意图有清晰定义不同，联合国人权专家以致国际人权组织均指出，香港的国安法律定义过於宽泛，不符国际人权标泽，易被当局滥用，呼吁废除。
对于有诉求要求当局公开「禁书名单」，邓炳强强调，当局是针对书籍内容，而非书名，只要内容涉及煽动公众憎恨香港特区政府等，即属违法。当局不会制订禁书名单，以免有人透过更改书名而避过法例监管。他重申，书店等卖书方有责任确保售卖的读物不会危害国家安全，并以食肆出售食物作比喻，指确保食物安全的责任也在经营者身上。
他又否认法定组织主办的「香港书展」拒绝多间书店参展与港府有关，重申港府没有针对特定商户的所谓书店黑名单，外界亦不应将警方执法解读为港府针对特定商户。
警方执法双标 建制及评论均提质疑
不过，警方的执法却连建制派人士亦产生质疑。经常解读北京政策的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向《明报》指出，香港没有针对图书出版的审查制度，要求书店自行把关存在一定难度。而且过往公共图书馆被投诉收藏具煽动性书籍後，负责管理图书馆的康乐文化事务署也只是把书本下架了事，毋须负上法律责任，因此书店就展示煽动书籍应负多大责任，值得认真研究及探讨。
但俨如英国内阁的香港行政会议，其成员汤家骅对是否设立图书审查制度，则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汤家骅解释，拘捕书店负责人可被视为个别事件处理，但若官方正式设立图书审查制度，料会严重冲击「一国两制」的观感。他更建议，若书店担心难以判断书籍是否具有煽动性，可自行下架及停售有关书籍。
不过，汤家骅的建议无法解决今次事件中两间书店在书本未上架便已被指展示和出售具煽动意图书籍丶并因而被捕的问题。
虽然建制中人对是否应设立官方图书审查制度存在分歧，但民间开始收集曾被亲中媒体《文汇报》和《大公报》点名为「软对抗」和「煽动反中乱港」的书籍。这份由民间整理作参考的「禁书名单」，目前已在网上广泛流传。
单仲偕：先警告丶後行动可减争议
香港立法会前民主派议员单仲偕对本台表示，官方不敢承认有「禁书名单」，亦不愿设立图书审查制度，是因为《基本法》列明香港享有出版自由。若港府公开表明有「禁书名单」，便等于承认香港已如中国内地般没有出版自由，突显《国安法》与《基本法》保障出版自由之间存在矛盾，因此港府有所顾虑，相信不会公开承认有「禁书名单」或设立图书审查制度。
他指出，虽然官方没有公开「禁书名单」，但实际上却透过亲中媒体点名相关书籍，变相向外界发布有「禁书」。亲中书店可选择下架了事，但独立书店若曾售卖或展示被点名书籍，便会遭到追究。这种亲疏有别的处理方式，正好反驳邓炳强称没有针对独立书店的说法。
单仲偕认为，今次事件将进一步加深外界对香港资讯及言论空间已向单一方向倾斜的观感，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资讯自由一直是国际投资者关注的重要因素，事件势必影响国际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
他建议，港府若希望减少日后因拘捕书店而引发争议，应建立警告机制，先向书店说明哪些书籍涉嫌违法，让业界有机会整改；若收到警告后仍继续出售，再采取执法行动，亦可减少社会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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